现代中国民居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刘敦祯、梁思成、刘致平及龙庆忠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学者们以建筑单体测绘为基本操作方式，对我国西南及西北地区的典型民居进行了调查，为中国民居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40年代，刘致平调查了云南省古民宅，写出《云南一颗印》一文，是我国第一篇研究老百姓住宅的学术论文；其后，刘致平在调查了四川各地古建筑后，写出《四川住宅建筑》学术论著稿。1957年，刘敦祯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一书，这是一本早期比较全面的从平面功能分类来论述中国各地传统民居的著作，是民居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这时期的民居研究成果还有：张仲一等合著的《徽州明代住宅》，同济大学建筑系编的《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贺业钜的《湘中民居调查》，汪之力的《浙江民居采风》，徐尚志等的《雪山草地的藏族民居》，等等。20世纪60年代，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写了《浙江民居调查》，它全面系统地归纳了浙江地区有代表性的平原、水乡和山区民居的类型、特征，以及在材料、构造、空间、外形等各方面的处理手法和经验，是一份比较典型的调查著作。至20世纪80年代末，一大批民居研究著作得以出版，如《浙江民居》、《云南民居》、《福建民居》、《窑洞民居》、《广东民居》、《桂北民间建筑》，等等。这时期民居研究的指导思想仍偏重于对现存民居建筑测绘调查，从技术、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很少提高到对传统民居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及使用人的生活、习俗、信仰等对建筑的影响的高度上[28]。
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联合组织召开了系列中国民居学术会议，与会多数学者认为应发展民居的广义概念，研究走向人居聚落更广阔范畴。陆元鼎认为，从单体类型出发研究民居比较局限，正确的方法应是以建筑学为主，从单学科研究进入到多方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以人文、方言、自然条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南方民居进行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的分类研究，成为促进中国地域建筑研究专门化的有益尝试。陈志华提出“乡土建筑研究”，即民居研究和其他各种建筑类型研究、建筑文化圈研究、装饰和工匠等研究。他在《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等著作中，以“生活圈”为单元进行研究，把乡土建筑与整个文化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这时期，出版了大量有关民居及乡土建筑的研究著作。如陆元鼎、李先逵等主编的《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丛辑，杨大禹的《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29]（1997），陆元鼎主编的《中国民居建筑》[30]（2003）（三卷本），孙大章的《中国民居研究》[31]（2004），李先逵的《干栏式苗居建筑》[32]（2005）等。潘安的《客家民系与客家聚居建筑》[33]（1998），余英的《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34]（2001），蔡凌的《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35]（2007）等，则是民居与民系研究相结合的成果。(www.daowen.com)
21世纪以来，民居及乡土建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不断拓展。单德启的《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36]（2004），在理论和实践中积极探索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更新及当下小城镇和乡土人居环境建设。李晓峰的《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37]（2005），从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论述了乡土建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若祁等著的《绿色建筑体系与黄土高原基本聚居模式》[38]（2007）深入地研究了黄土高原农村聚落、乡土建筑及可持续绿色住居等问题。刘加平从生态和节能等角度，对中国传统民居进行技术化和科学化研究，从传统民居中发掘科学的生态建筑经验，为我国民居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39]。王竹将生物基因理论引入地区绿色住居的研究中，以“地域基因”为理论基础建构了黄土高原绿色窑居体系的地域基因库和长江三角洲绿色住居营建评价体系，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依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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