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农村聚落研究

人类聚居起源于农村聚落。农村聚落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几千年的缓慢演进。人类近代时期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人类聚居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短短两三百年的历程中城市聚落和农村聚落迅速走向分化。农村聚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在农村萧条，农村文化、农村环境与景观日益破坏等问题的导向下，国内外学术界展开对农村聚落的研究。

1）国外农村聚落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对农村聚落的研究起步较早，总体上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向综合、从空间分析向人文社会方向转变的发展变化过程。

19世纪20年代初，聚落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独立学科，早期农村聚落研究主要集中在聚落与地理环境特别是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1841年，德国地理学家科尔（J.G.Kohl）在其著作《人类交通居住地与地形的关系》一书中，对聚落形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对大都市、集镇和村落等不同类型聚落进行比较研究，论述聚落分布与土地的关系，重点研究地形差异对村落区位的影响^[4]。1895年，梅村（A.Meitzen）对德国北部农业聚落分布、聚落形态、聚落形成因子、聚落发展过程与条件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初步奠定农村聚落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J.Brunhes）出版了《人地学原理》，系统论述农村聚落形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5]。德国地理学家克利斯泰勒（W.Christaller）通过对德国南部乡村聚落市场中心和服务范围的实证研究，于1933年创立了中心地理论，推动了乡村聚落理论研究，对乡村中心建设和乡镇空间体系规划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6]。1963年，美国地理学者鲍顿（I.Burton）正式提出地理学的“计量革命”口号，计量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在计量地理学推动下，农村聚落研究逐步走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道路。1970年，道温斯（R.M.Downs）又提出人文地理学的“行为革命”口号，主张地理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空间的行为”与“空间的感应”，行为地理学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得到学术界认同，农村聚落研究也开始广泛应用行为科学的成果，将心理因素引入具体研究之中，研究人与环境的平衡与反馈原理，强调人类决策行为对改变聚落分布、形态和结构的作用^[7]。这一时期，农村聚落研究论著也不断增多，如邦斯（M.Bunce）的《都市世界的乡村聚落》、基士姆（M.Chisholm）的《乡村聚落和土地利用》等^[8]。Gy.Ruda在《农村建筑与环境》中指出，农业工业化趋势导致人口居住集中，新村规模扩大，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小村落废弃并逐渐消失，造成农村聚落结构的根本性改变^[9]。Marc　Antrop在《欧洲景观变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提出，城市化形成的村镇网络是聚落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中城镇和乡村的集聚化作用，以及它们之间交通、信息的易达性是导致聚落变化的主要动力，大城市附近的乡村、城镇化村庄和遥远的偏僻村落，其聚落演变模式是不一样的^[10]。

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农村聚落研究中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的阐释，研究内容涉及农村聚落人口结构、农村人口与就业、农村家庭与贫困、农村妇女地位、农村聚落政策、农村危机与农村聚落变迁、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聚落演变的动力机制等方面。如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村社会是怎样改变当地居民所生存的聚落环境，从景观生态学角度研究农村聚落的生态机能模式和过程，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农村聚落变化的动力机制，从农业耕作方式变化探讨农村聚落的变迁等，体现了西方农村聚落研究范式从空间分析逐渐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型。(www.daowen.com)

2）国内农村聚落研究

历史上，我国关于农村聚落的理论与实践可谓源远流长。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风水”学说，集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理论之大成，推崇顺“天时”聚“地利”以求“人和”，以此为基础而发展的“堪舆术”，对千百年来城镇村落选址、民居营建等空间活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我国现代农村聚落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39年和1948年分别发表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农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其生产生活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乡土中国》则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揭示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1]。地理学界对农村聚落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如朱炳海的《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1939），陈述彭和杨利普的《遵义附近之聚落》（1943），刘恩兰的《川西之高山聚落》（1948）等^[12]。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聚落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如张文奎的《人文地理学概论》（1987），金其铭的《中国农村聚落地理》^[13]（1989），袁亚愚的《乡村社会学》^[14]（1990）等，初步建构了我国农村聚落研究的基本框架。以上这些研究主要从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领域解释聚落与环境间的因果关系，不少为具体聚落的调查和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主体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学者投入到农村聚落的多学科研究当中。从建筑规划学科方面，研究者们对农村聚落的形成历史、区域分布、空间形态、人居环境、文化传承、聚落生态、聚落景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92年，彭一刚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率先从空间和美学角度探讨农村聚落^[15]。范少言在《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1994）中认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研究应分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群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和单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并对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进行了分析^[16]。周若祁和张光的《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1999）从村落整体空间层面对传统乡村聚落的选址、风水、文化、空间结构、公共空间进行分析整理^[17]。张小林在《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1999）中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中的空间演变为重点，认为乡村空间由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空间组成，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乡村空间系统，指出乡村的变化必然带来乡村经济的重组、社会的重构和聚落的重新分布^[18]。赵之枫在《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研究》（2001）中指出新时期村庄结构的变迁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村庄聚集是资源整合的必由之路^[19]。段进《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2002）通过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两方面对太湖流域传统古镇空间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解析^[20]。刘滨谊在《论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2002）中认为乡村景观是带有不同程度自然景观特色的人文景观，具有生态、经济和美学价值^[21]。雷振东在《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2009）中提出了乡村聚落空废化概念以及乡村聚落转型相关策略^[22]。刘绍权在《农村聚落生态研究：理论与实践》（2006）中提出农村聚落生态学是以农村聚落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并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农村聚落的结构、功能及演替过程^[23]。李贺楠在《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性研究》（2006）中，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的影响因素和客观规律^[24]。郭晓东的《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研究》（2007），从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视角建构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的解释框架，对其基本规律进行探讨^[25]。赵逵的《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2008），从“文化线路”的保护理念出发，对川盐古道聚落和建筑的保护与开发进行论述并提出建议^[26]。林志森的《基于社区结构的传统聚落形态研究》（2009），尝试把社区结构研究视为一种认识传统聚落的方法，探索社会空间与聚落形态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规律^[27]。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农村聚落研究已有一定的历史，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从农村聚落研究思想来看，人们已由注重自然因素转向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景观等多种要素，对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文化传承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体上，我国农村聚落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村的场镇和中心村，着重其“城镇化”转型以及聚落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较少着眼于基层农村聚落——自然村的研究，较缺乏基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农业经济生产和农村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探讨区域性农村基层聚落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