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思想体系：神学人类学

最后一节用来考察潘能伯格的思想体系——神学人类学。这项工作旨在既深入又透彻地理解前两节的观点。所谓的“深入”是指，通过还原“部分与整体”的联系，来探讨潘能伯格的理性观和信仰观的学理根据；所谓的“透彻”则指，经过梳理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像“历史”、“历史性”、“历史的意义”、“未来”、“未来的依据”等，来明确他所阐发的“理性”、“信仰”以及二者关系。为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将从潘能伯格建构神学人类学的初衷一直追究到该体系的结论。

（1）问题：人是什么？

为什么要建构一种“神学人类学”呢？关于这一点，潘能伯格在早期著作《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里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一门关于人的广泛的科学是当代思想追求的主要目标。一大批科学研究部门为此联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这门科学特殊的艰巨性，使它经常意外地触及其他一些研究。生物学家和神学家在关于人的问题上都达到了相近的认识，部分地也找到了某种共同的语言。^[59]

首先值得注意，“人类学”在潘能伯格的笔下涵盖了“各门研究人的科学”。按他的判断，这是一种“广义的人类学”，它的出现明显反映了近代以来人类意识的一种深刻转变，从“适应世界”到“统治世界”；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人类“认识自我”的角度，即把出发点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了“人类自身”。这个判断基于如下历史回顾。

古希腊哲学以来的形而上学，一向是从整个宇宙或世界出发来认识人的。因而，人被理解为“小宇宙或小世界”；由于“小宇宙”在各个层次上分有“大宇宙”，人便分有了诸种意义上的存在，像物体的、灵魂的和精神的。这么一来，就万事万物的特殊性而言，人便能“以自身的此在来反映世界的结构”。

可对现代人来说，上述观念犹如古代的宇宙观或地球中心说，早就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想确证某种包罗万象、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非但没有意义，就连这念头本身也有悖于近代科技的方法论。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心目中的“世界影像”不过是“自然的模型”；而人对自然施加技术控制的同时，既是此类模型的设计者也是更新者。质言之，人类已充分获得了“构造世界的自由”，所谓的世界变成了“可塑的材料”，而不再是“人的家园”了。正因如此，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被提出来了，关于人的科学即人类学显得空前重要了。

潘能伯格之所以要建构神学人类学，除了上述宏观判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具体原因，这就是他的理性主义宗教观。关于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一本讲演集，《上帝的观念与人的自由》。该书旨在用人类学观点来阐明宗教信仰。潘能伯格在“序言”里开宗明义：从人类学来看，“信仰上帝”是有根据的，我一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在理性上有意义，而且是理性思考的必然结果。读者只要能领悟哲学和神学传统，就会对以上看法持开放的态度；只要不怀有太多的反理性成见，还没深陷于这样或那样的反理性神学思想，便不难理解本书的基本论点：若想讨论上帝问题，特别是和无神论者交谈此类话题，必须从人类学上深入探讨“人的意志自由”，以解释这种自由的意义和条件；换言之，无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需要在人类学意义上来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因为最后的判断将取决于我们的回答。^[60]

（2）起点：人的开放性

如前所述，人是什么？这是当代人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潘能伯格回答：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就是指“对世界开放”，而“对世界开放”又是以“对上帝开放”为前提的。

在这一连串提法里，首先需要解释清楚的是“对世界开放”。潘能伯格指出，所谓的“对世界开放”就是指，近代精神一直强调的那种人所特有的自由，即只有人才能超越“自身此在的一切规则”，从而面对世界不断发问、不断进取。这种提法可使我们明确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说人拥有“整个世界”，那么，各类动物则被限制于“周围的世界”，这是由动物的遗传本能所决定的。因此，所有的动物靠感觉器官及其本能反应，只能认识到对其族类有天然重要性的东西。相比之下，人却不同。人的经验和行为并不局限于与生俱来的周围世界，一旦某种类似周围世界的东西被显现出来，便会建立起“人为的或文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人不受周围世界束缚而是对世界开放，这就使人不断获得新的经验，并对感知到的现实作出新的回答。这种更新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限变化的过程。

按现代人类学的观点，既然“对世界开放”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那么，问题的讨论便不能只限于这种开放性本身了。“对世界开放”须有如下涵义：开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人完全被这个过程所吸引，他不但要超出“既定的环境”和“此在的经验”，同时想超越“现有的或可能的世界影像”乃至整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开放性既是“人类可经验到世界的条件”，也是“人的使命”；反过来说，假如没有一种使命来不断驱使着我们超越于经验世界，那就没有“追求”更无“追求的动因”可言了。

但说到这里，“对世界开放”仍不够明确。要充分明确这个概念的涵义，还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人类不断追求开放过程的动因何在呢？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首先，潘能伯格批评了这样一种流行观点：人类之所以要超越自然界，其动因和目的就在于创造“人为的或文化的世界”。其实，人类通过创造文化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千百年来，人们不仅将“自然”逐步转变为“文化”，而且用新的文化来不断取代旧的文化。这就表明：所谓的文化创造活动同样取决于人的使命，也就是说，人的使命是超越于任何文化成就的，无论现有的还是有待创造的。因此，只有意识到人的使命，把任何文化成就看做走向“未知目标”的一个个阶段，文化创造活动本身才是可理解的。

其次，潘能伯格深化了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的观点。舍勒认为，人历来就生活在“某种动机过剩的压力”状态下；此类压力的形成，可解释为“人的动机尚未找到令人满足的目标”；这种压力的结果，就是驱使人探求“不确定的东西”。

沿着上述思路，潘能伯格进一步考察了“人的动机结构”。就生存需要而言，人与动物有根本差异。动物的需要是有限的，只限于它周围的世界；人的需要却没有界限，不但依赖于生存环境，同时有赖于“某种不确定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人总是生存于无休止的需要与依赖状态，这种无限的需要与依赖又是以“某个位于经验彼岸的对象”为前提的。但必须指出，人并非由于“动机过剩”才想超越万事万物的；更准确些说，人的无限依赖性本身甚至一次次呼吸瞬间，始终有某个相应的、彼岸的和无限的对象，即使人们并不知道怎么来命名该对象。

关于人在无限的追求中所依赖的这个对象，语言把它表述为上帝。只有当上帝这个词指的是人无限依赖的对象时，它才能获得富有意义的运用。若不然，它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字眼。^[61]

潘能伯格解释说，现代人类学所讲的“人对世界开放”，其核心语义就是指“人对某个未知对象的无限依赖性”。当然，这么解释并不意味着想从理论上来重新证明上帝存在，但可说明以下两点：其一，无论是否知道该对象，都不能排除人对它的无限依赖性，这是人生得以实现的前提；其二，一旦因不满足于“人对世界开放”而深究这个含糊概念，那么，上述前提便成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必然结果”了。(www.daowen.com)

以上这些就是潘能伯格把“神学”冠于人类学的理由。他指出，当代人类学之所以探讨“人对世界的开放性”，其精神根源来自《圣经》。打开《圣经》，创世史里把人说成“世界的主人”，这显然意指：人是上帝的摹本、上帝的代表，即上帝所委派的世界统治者。西方人正是从这里领会到了“做人的道理”：让自然服务于人，而人则应超越自然界，探寻“彼岸的上帝”。所以，现代人类学的“家谱”理应溯源于基督教神学，因为它的基本思想仍含有“上帝问题”。

关于这一小节的主要论点，潘能伯格归纳如下：

（a）人对世界开放以上帝中心为前提。在没有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的地方，“对世界开放”这个词也是不清晰的，就好像人被投置在世界上，却毫不涉及人必须超出他当做自己的世界的一切而提出问题这一点似的。人类此在的这种特性，即他的无限依赖性，只有作为探讨上帝的问题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对世界的无限开放性只能产生于人超越世界的使命。

（b）如果人们只谈到人注定要有文化，那么，人的开放性就还没有被足够深刻地领会。按照一种简洁的表达，人天生是一种文化动物，这无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人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他的生活面貌将使他成为的样子。但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如果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提问和追求的表达，这种提问和追求既不断地超出自然，也不断地超出一切文化塑造，那么，创造文化的活动本身就依然不可理解。

（c）在人那里，与动物被缚在周围世界之上相对应的，既不是同自然世界的关系，也不是同文化世界的亲密无间，而是对上帝的无限依赖。对于动物来说是周围世界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上帝，即一种目标，只有在这个目标中，人的追求才能得到安宁，他的使命才能得到实现。^[62]

（3）归宿：人的历史性

作为一位德国学者，潘能伯格十分重视黑格尔哲学遗产。在他的神学人类学体系里，不仅借用了黑格尔哲学的许多概念，而且传承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精神，致力于重建一种发展的、整体性的历史观。

在潘能伯格看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现代人类学，其本身就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人类学的各分支，像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法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虽然只能认识到“抽象的人”，但这些不同的抽象角度及其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前提或条件，它们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犹如一个个阶梯，使我们向“最后的综合”“具体的人”——攀登。

上述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a）研究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区别于动物的“单个的人”；（b）研究由个人构成的“人的共同体”；（c）研究“单个的人”和“人的共同体”在历史中的具体变化。潘能伯格据此断言，“历史人类学”可谓“人类学的皇冠”。当然，这里讲的“历史人类学”，在他的词汇里也就是“历史神学”或“神学人类学”的代名词。因此，若把“人的开放性”看做神学人类学的起点，那么，其目的便在于揭示“人的历史性”。

潘能伯格强调，就本质而言，人是历史的。这一点无论从“单个人的生活史”还是“共同体的发展史”都能得到证实。“单个人的生活史”是指每个人的不同生活道路；而“不同的生活道路”可作为原则来考察个体性的形成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他的具体实在是由生活道路铺就的，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只有置于生活史的联系中才是有意义、有影响的。这就使“生活道路”在个性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生活史之所以对个体性有重要意义，这在根本上与“人的开放性”相关。人之为人的东西，并非与生俱来，必须经过不懈地寻求人的使命才能真正得到。人的使命到底何在？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会被再三提出来；尽管任何生活经验及其决定都只能算作暂时的回答，可其目标终归是超越生活而朝向上帝的。

人的历史性建立在他的本质对上帝的开放性中：对上帝的开放性使人对世界经验开放，使人的生活在一种特殊道路的历史中获得自己的个性。^[63]

“单个人的生活史”并非孤立实现的，而是跟“他人的和共同体的历史”交织一体的。个人之所以聚为群体，不同的群体又组成共同体乃至全人类，就是因为人的使命及其目标具有普遍意义，而个人只有致力于共同的使命与目标，才有独自的生活道路或生活史可言。然而，如同“单个人的生活史”之于个体性的重要意义，任何共同体的鲜明特征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只能形成于“历史的终点”，各个民族、文化或宗教概莫例外。

由此可见，能否实现人的历史性即人的本质，这取决于有没有“历史意识”。但对人类来说，历史意识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长达数千年的远古时代，人们一直遵守“神话的秩序”，相信生活中的一切早就由神灵安排好了。因而，他们的目光盯住典范的、永恒的东西，而不是面对变化，放眼未来。虽然有些地方的人早就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了，但这些早期的历史记载主要限于某个时代，特别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并不为时代变迁多费笔墨。

从严格意义来说，历史意识萌发于犹太民族。犹太人最早意识到，人的一切关系都处于历史变化中，任何现存事物的意义都系于不可预测的未来。所以，他们把希望寄予未来，把任何事情都纳入“通往未来的过程”来加以理解，而该过程是“历史性的”，即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

潘能伯格指出，犹太人的历史意识来自他们的信仰，因为上帝观是他们观察全部生活现实的出发点。根据《圣经》，上帝的特征就在于，他拥有“无所不能的自由”。创世作为世界的开端，便是这种自由的表现，是“第一个历史行为”；同样，“世界的终结”和“死者的复活”，也将是上帝自由行动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上帝，犹太人只能感恩，期待着他不断创造出“不可能甚至不可信的事物”。然而，新事物的意外出现，不但没有使犹太人把新旧二者割裂开来，反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因为他们通过“应许和威胁”意识到了“上帝的目的”。犹太人遇到任何事情，似乎总要问道：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吗？因此，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被犹太人理解为“应许的途径”，他们按顺序来写历史，把所有的历史事件描写成“一次性的进程”——从应许到实现，或从创世到世界末日。

为此，当然要求事先就知道一切事情的终结。因为只有从未来的终结出发，才能从整体上确定历史的意义。因此，在犹太人关于世界末日的观念中，只有在末日等待、对死者复活、世界审判和永恒生活的远眺的影响下，才有可能把世界的整个进程理解为历史。^[64]

有关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在犹太人那里萌发的历史意识，至今仍对西方人的历史思维有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任何历史哲学思想都难免留有“圣经历史观”的烙印。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反省晚近历史观的世俗化倾向。潘能伯格指出，启蒙运动以降，西方人一直试图把历史世俗化，即不再把“上帝”而是将“人自己”看做“历史及其进步的主宰者”。但从近二百年来的事实来看，这种世俗化的历史观已站不住脚了。主要问题在于，人总是作为“某个体”而生存于“某民族或某时代”的；只要这种意义上的人自封为“历史的担保者”，那么，“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便告瓦解了。

正是为避免上述结果，斯宾格勒等人提出了“文化”概念，试图从整个历史进程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形态、发展乃至衰落。但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文化现象不同于植物生命，其兴衰过程并不具有自然意义上的必然性；这就有必要超出文化，进一步探讨“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以及“历史进程的特征与意义”。近来又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只有靠技术和交通的全球化，才能形成“全人类的世界史”。这种观点的明显问题在于，难道只靠技术与交通的全球化就能统一世界史吗？潘能伯格再次提醒历史哲学家：若想揭示“历史的统一性”的根源，那就不能不远溯犹太人的上帝观。

总的来看，我们可这样把握潘能伯格的神学人类学体系：以“人是什么”为问题，以“人的开放性”为起点，以“人的历史性”为归宿，致力于发掘“圣经信仰特别是末世论”的历史认识论意义。理清以上思路，本节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