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再思康德哲学的积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两大流行已久的对立观念——“辩证神学”和“自然神学”都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理论困境。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出困境呢？汉斯·昆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思路在于，重新反省康德哲学的积极意义，以探求一条能平衡前述两种极端观念的中间路线。

康德主要是以“传统的上帝证明的摧毁者”而被载入宗教哲学史的。汉斯·昆指出，尽管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断言，不可能靠“纯粹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可他并没否定“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存在”从何说起呢？大家知道，康德的立论根据不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理性”。按照他的先验性论证，所谓的上帝就是指“道德与幸福之可能性的先决条件”，或者说，上帝的规定性就在于“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和“合乎道德的幸福追求”。

以上论证遭受到了两方面的质疑。一方面，康德的论证始于“无条件的应该”或“绝对命令”，这个出发点是否理所当然呢？也就是说，“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是否适用于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呢？难道人们肯定会在心里承认“作为无条件的义务的上帝”吗？难道“承认道德法则”就是“道德生活的决定性前提”吗？所有这些问题是否表明：康德所作的是一种循环论证呢？难道他不是首先确认“道德义务的无条件性”再来规定“上帝存在”的吗？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道德义务”与“追求幸福”是和谐的，这种假设的理由何在？难道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服从道德法则必会得到幸福吗？

通过考量上述理论得失，汉斯·昆认为，康德哲学留下的启发在于：拒绝让“纯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进入人的现实生活领域，这就在信仰证实问题上超越了“纯粹理性”，消除了任何强制性的论证形式，但同时保留了信仰的内容。然而，就康德哲学的问题来说，我们决不能像他那样先验地假定，人自身固有一种冷酷无情的道德义务、道德法则或绝对命令；相反，要想证实信仰，理应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感受”出发。

这就是汉斯·昆从康德那里找到的新起点。所以，他把从此始发的“上帝存在论证”称为“基于康德哲学而起步的尝试”。这种新尝试主要包括下述几个论证环节。

（1）关于终极问题的假设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起证实作用的现实本身最终就不会得不到证实。上帝是全部现实的首要依据。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起依凭作用的现实本身最终就不会得不到依凭。上帝是全部现实的首要依凭。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演变中的世界最终就不会没有目的。上帝就是全部现实的首要目标。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不会存有悬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现实最终可能是空虚的这种怀疑。上帝就是全部现实的存在本身。^[46]

为什么要把“上帝存在”冠以“如果”呢？或者说，这种假设有什么理由和意义呢？汉斯·昆指出了以下几点：首先，因为我们必须设定：人在原则上是把“现实”和“生存”看做“一个整体”的。尽管现实或生存具有明显的、完全的或根本的“不确定性”，但就原则而言，该整体并非像虚无主义者描述的那样空虚，而是真实的、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所以说，人对现实与生存抱有“某种基本的信心或信赖态度”，而不是相反。

其次，只要人们对现实和生存不放弃理解，那么，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些“终极问题”：既然现实与生存是不确定的，我们怎么作出解释呢？这种现实和生存何以可能呢？其可能性的条件何在？此类问题所涉及的就是“上帝存在与否”。

再次，前述假设能否成立，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上帝”概念。汉斯·昆承认，无论对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来说，“上帝”这个概念都变得比以前更难以解释了。面对这种概念理解上的困难，我们的研讨别无选择，只能着手于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关于上帝的初步概念”。

关于上帝的初步概念，是人民对上帝的普通理解和种种表达：（无论如何）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神秘而不可动摇的基础；人、人类友爱、作为整体现实的中心和内涵；一切事物所依赖的最终的、最后的权威；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我们责任的对应渊源。^[47]

最后，鉴于人类生存境况日渐突出的不确定性，前述假设有下列明显意义：

如果上帝存在，

那么，针对命运与死亡的全部威胁，我可以正确地肯定我的人类经验的统一性和特征：因为上帝也会是我的生活的第一依据；

那么，针对空虚和无意义的威胁，我可以正确地肯定我生存的真理和意义：因为上帝也会是我的生活的终极意义；

那么，针对罪与遭受拒绝的全部威胁，我可以正确地肯定我生存的善与价值：因为上帝也会成为我生活的全面的希望；

那么，针对虚无的全部威胁，我能够有信心地正确地肯定我的人类生存的存在：因为上帝就特别是人类生活的存在本身。^[48]

（2）从假设到现实(www.daowen.com)

虽然前述假设不无理由和意义，但汉斯·昆再三强调，单凭假设并不能合理地推论出“上帝存在”；或者说，这个假设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上帝存在或不存在”。那么，怎么靠假设来论证“上帝存在与否”呢？汉斯·昆建议，我们的论辩可从这里开始：认真评判“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选择”——无神论和有神论。他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

（a）就理性而言，无神论者“可否定上帝”。

无神论虽没得到理性的证实，但在理性上也是无可反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汉斯·昆指出，因为我们所经验到的现实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使无神论者完全有理由认为：前面假设的“作为首要的依据、依凭或目标的上帝”根本就不存在，而“首要的渊源、意义或价值”也是不可知的；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与其说“存在”，不如说“虚无”，即在终极意义上是无序的、荒谬的或虚幻的。

（b）既然无神论者“可否定上帝”，那么，有神论者也“能肯定上帝”。

同样，“强烈的不确定性”也为有神论者提供了充分理由，现实不但有特性、意义和价值，而且有其首要的依据、依凭和目标。因此，如同“否定上帝存在”，“肯定上帝存在”在理性上也是无可辩驳的。

（c）“否定上帝”和“肯定上帝”一样，都属于“终极意义上的决断”。

面对如此不确定的现实、特别是“有无首要的依据、依凭和意义”之类的终极难题，既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无疑的答案，那么，人们便可自由地作出决断。但是，这种决断并非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表态，“否定上帝”还是“肯定上帝”。汉斯·昆指出，就终极意义而言，这两种决断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信赖态度”：前者相信“现实得不到终极意义上的证实”，后者则相信“现实已得到终极意义上的证实”。一旦明了以上两种决断的终极意义，“论证信仰或上帝存在”的真正困难便暴露出来了。

如果有上帝，他就是对现实的根本性、不确定性的答案。但是，有上帝这一点既不能强制地从纯粹理性的证实和演示，也不能绝对地从实践理性的道德规定方面来接受，更不用说只从圣经的见证来接受了。有上帝这一点最终只能依靠建立在现实本身的信念来接受。^[49]

（d）两种决断所导致的是对现实的两种不同回答。

既然无神论者相信“现实得不到终极意义上的证实”，那么，他们“否定上帝存在”就是否定“现实有其终极的依据、依凭和目的”。因此，这种决断无法说明“现实之可能性的条件”。反之，有神论者“肯定上帝存在”，其立论基础就在于“对可得到最终证实的信赖态度”。所以，“信仰上帝”就是选择了终极的依据、依凭和意义，确认了现实之可能性的条件。

正因如此，在现实或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无神论者之所失恰是“信仰上帝者”之所得。如果说宗教徒出于信仰而选择了终极的依据、依凭和目的，那么，无神论者面临的危险则是无根据、无依靠和无目的；如果说信仰者能不顾任何分裂的、无意义或无价值的现象，而在终极意义上承认整个现实的统一、意义或价值，那么，无神论者陷入的困境则是放弃、沉沦、怀疑、恐惧、空虚、绝望等。总之，二者的鲜明区别在于，面对现实的不确定性而有无信心，信靠“终极的确定性”。

（e）在信仰证实问题上，没有“外在的理性”，只有“固有的理性”。

这个论点想要回答：信仰能在多大程度或什么意义上得到理性的证实呢？汉斯·昆首先强调，“信仰的选择”是由一些根本问题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怎么解释现实的不确定性，能否在终极意义上认识现实的根据、依凭和目标等。当然，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可采取怀疑论的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不打算“承认上帝及其信仰的实际结果”，那么，他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上帝的合理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完全面对现实，大胆献身于终极意义上的根据、依凭和目标，现实才会以其终极的深刻性展示出来，这时尽管还会存在种种不确定的或令人怀疑的东西，但信仰者却能从根本上保持信心，并把握确定性，即体验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证实。

所谓的“外在理性”与“固有理性”，大致就是通过以上分析提出来的。前一个概念又被汉斯·昆称为，“关于上帝的第一理性知识”。这种知识之所以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先从理性上来强行证实信仰对象或“上帝存在”，然后才能树立信仰或承认上帝存在。“固有理性”则是相对于“外在理性”而言的，就是指那种能证实信仰的理性本来就跟“信赖上帝的大胆行为”不可分，即属于一种“实践的认识”。

（f）“基本信赖态度”与“信仰上帝”有类似的结构，其基础就是二者间的事实联系。

前面已指出，与“基本信赖态度”相联系的就是，现实的不确定性和人们的切身感受；“信仰上帝”则是指，承认作为整体的现实有其终极的根据、依凭、目标、意义、价值等。汉斯·昆进一步指出，这二者在形式意义上具有的类似结构及其基础。

和“基本信赖态度”一样，是否“信仰上帝”不仅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且涉及整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像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本能、人们生活的既定历史环境，以及人们对传统、现状、思维习惯的依赖倾向等。所以，我们不可能置身于问题之外，脱离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来推论“应否信仰上帝”。汉斯·昆据此得出了如下几个重要结论：

（i）信仰是“超理性的”。“既然没有有逻辑约束力的证明说现实是真实的，也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对上帝的证实。对上帝的证实不比对爱的证实更具逻辑约束力。对上帝的关系是信赖的关系。”

（ii）然而，信仰也不是“非理性的”。因为“有一种对于从人类经验之中产生的、要求人作出自由抉择的上帝现实的思考方法。对上帝的信仰可以面对理性批判而加以维护。这一信仰根植于对现实不确定性的感受，这一感受提出了关于现实的可能性的条件的问题。”

（iii）所以说，信仰“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盲目抉择，而是一种得到证实的、与现实有联系的、因而在具体感受中得到理性辩护的抉择。这一抉择和生存需要与社会条件的关切之处从世界和人的现实来看会变得明显起来。”

（iv）最后，所谓的信仰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到处适用，而应该经常地更新实现。理论的论证不能使对上帝的信仰不受攻击和抵御无神论造成的危机。对上帝的信仰是持续地受到威胁的，因而在怀疑的压力下，必须时常以一种新的抉择来实现、坚持、感受、重获、甚至在对待上帝关系上，人也是处于信赖与不信赖、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无法消除的冲突之中。^[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