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一道“历史的难题”

《论基督徒》堪称当代最有名的神哲学著作之一。一如汉斯·昆的思想特色，这本大部头的名著是从现代世俗文化对基督教的严峻挑战说起的，紧接着就反省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理性与信仰。

汉斯·昆首先指出，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思想家们一再宣告“宗教终结了”，科学取代宗教的日子不远了。今天看来，以上说法不过是一种设想或推测，不但没有得到证实，反而暴露出方法论基础的重大缺陷，这就是对“科学或理性”的盲目信赖。但问题在于，前人预测的落空以及后人对科学与理性的怀疑，并不等于对宗教或上帝的证实。“关于上帝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43]因此，宗教信仰不能回避检验，必须据理回答：宗教信仰的全部内容与现实生活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这就从根本上涉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理性与信仰是历史留下来的一道难题。它使人们至今仍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困境：如果能证实信仰，那么，是否还需要信仰呢？反之，如果无法证实，那么，怎么能理解信仰呢？为阐明以上逻辑困境，汉斯·昆分析了如下两种主要的解释观念。

（a）上帝的不可证实性。

这是“辩证神学”的观点。按这种观点，上帝是主动的，他通过圣经启示而显现于人，使人有可能来认识他。假如没有“作为恩典的启示”，有罪的人根本就无法认识上帝。因此，“只有上帝才能证实上帝”；对人来说，上帝的存在则是不可证实的。

以上解释观念是以路德的神学思想为背景的，当代的主要代表有巴特、布尔特曼以及福音派神学家。在路德看来，“理性犹如妓女”，其作用就是在信仰上诱使人倒向怀疑主义。以巴特为代表的辩证神学则进一步强调，人与上帝有“无限的距离”；“从人到上帝”，此路不通；获取信仰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从上帝到人”，就是上帝的恩典与启示，因为只有靠这样一种“辩证的启示”，才能消除人与上帝的“无限距离”。

从神哲学史来看，汉斯·昆指出，上述解释观念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原因。巴特之所以提倡辩证神学，主要是想反对两种传统倾向：罗马天主教神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神学”和施莱尔马赫以来的“人类中心论的新教神学”。

（b）上帝的可证实性。(www.daowen.com)

这种观念的主要理由在于：只有先借助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才能使人们树立信仰；关于信仰的理性证明来自现实世界，因为通过对现存事物的理性思考可清楚地证明，万事万物的原因和目的就在于上帝。

目前，天主教新经院学派仍坚持上述自然神学立场，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神学观所谋求的是这样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因拒绝任何“超自然的事物”而把信仰约简为“理性”；也不像信仰主义者那样，因拒绝一切“关于上帝的自然知识”而将理性压缩为“信仰”。从托马斯到新经院学派，自然神学家一向认为，尽管上帝与人明显不同，但二者有类似性，这就使理性能用“类比方法”来论证上帝存在。

汉斯·昆指出，以上（a）、（b）两种解释观念都有回避不了的问题。先就第一种观点来说，难道信仰问题是不可探讨的吗？难道“信仰上帝”只是一个无法给以经验证实的论断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上帝”岂不成了某种多少带有魔幻色彩的假想，“启示”则随之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或强加于人的外在法则了吗？质言之，难道信仰上帝或接受启示便不得放弃理解、牺牲理性吗？

信仰不应该是盲目的，而应是负责的。人不应该受到精神上的强制，而应该在理性上深信不疑，这样他才能够作出可加以辩解的信仰决定。

信仰不应该脱离现实，而应该联系现实。人不应该不加检验地获得信仰。人的陈述应该通过与现实的接触，在人和社会现今经验范围之内加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得到现实具体经验的容纳。^[44]

再来看第二种观念存在的一层层疑点。首先，能用证据来证实上帝吗？能像处理科技问题那样来对待信仰问题吗？能用纯理性的推理来论证上帝存在吗？其次，如果能用上述方法来证实的话，“上帝”还是上帝吗？也就是说，假如上帝能被推论出来的话，那么，他岂不变成了“某个与主体对立的纯客体”，甚至被贬为“某种靠一点机灵劲儿就能发现的东西”了吗？最后，人的理性有这么大的能力吗？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记康德哲学了吗？他对“纯粹理性”的限制不是早就被广泛认可了吗？目前人的理性能力不是仍限于经验范围，任何超验的尝试不是仍被看做“不合理的”吗？康德对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等传统论证方式的批判，不是早就把“上帝存在证明”从人们手里夺走了吗？

从以往的经验看，对于上帝的存在来说是不存在可能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纯理性证明方法的。对于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所教导的有关上帝知识的抽象“可能性”，无论有什么考虑，关于上帝的种种证实事实上也不会对每个人都有强制力。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一项证实。^[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