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恐惧与颤栗》：信仰的悖论

“信仰的悖论”是《恐惧与颤栗》的主题，它详细考辨了这样一个难题：凭信仰能否违背伦理或道德？这道难题出自西方社会家喻户晓的一个圣经传说，即“上帝考验亚伯拉罕”。克尔凯戈尔的考辨大致分为两步：先用四种栩栩如生的描述方式来表明，这则传说所包含的难题到底何在，接着对该难题层层展开分析。

上帝想考验一下亚伯拉罕，就对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去，那里有座山，你要在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

于是，亚伯拉罕一大早便起身，备上驴，劈好柴，带着儿子还有两个仆人上路了。走了三天，亚伯拉罕远远望见了那座山，就对仆人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和以撒上山拜一拜，一会儿就回来。

父子俩往山上爬，以撒问：您看，火和柴都有了，可还没有燔祭的羊羔呢？亚伯拉罕答：儿子，上帝早就备好了。到了指定地点，亚伯拉罕搭起了祭坛，摆好了木柴，接着又把儿子捆了起来，放到了祭坛上。

最后，亚伯拉罕正要拿起刀来杀了儿子，忽然听到上帝使者的喊声。天使说：你不要杀这个童子，一点儿不要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把自己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献给上帝。^[20]

从以上记载来看，希伯来文《圣经》，即《圣经·旧约》里只是略述了“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一事。克尔凯戈尔首先想搞清楚，这个传说里的几位主要人物，像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和儿子以撒，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为此，克尔凯戈尔在“绪论”里虚构了一个普通的思考者——“某人”。此人不是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懂希伯来文的圣经解释专家，但他自幼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很佩服亚伯拉罕的坚定信念，能经受住如此残酷的考验。他一生的最大心愿就是亲眼见见亚伯拉罕，成为这则传说的见证人。克尔凯戈尔所作的四种描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虚构人物的见闻，在这样一种想像的时空里分别展开的。不过，下面摘要的只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一些描写。

（A）亚伯拉罕没对家人说什么，便带着以撒上路了。父子俩默默无言地走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到达目的地，亚伯拉罕也没跟儿子说过一句话。父子俩开始爬山了，亚伯拉罕心想，我不再瞒着以撒了。于是，他把手放到以撒头上，为儿子祝福，此时他的脸上带着父爱，目光慈祥，话里也充满了安慰与鼓励的口气。

到了山上，就要开始燔祭了，亚伯拉罕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儿子，他的脸色变了，目光凶狠，动作恐怖，一把抓住以撒的领口，把儿子摔在地上，恶狠狠地说：傻小子，你还以为我是你父亲吗？你还以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吗？不，这是我的愿望！

这时，以撒恐惧万分，不断呼喊着天父——上帝同情同情他，而亚伯拉罕则在一旁默默自语：哦，天主，谢谢您了。只有这样，才能让以撒相信我是个恶棍，使他不失去对您的信仰……

（B）上路前，亚伯拉罕向妻子、他那年迈的新娘拥抱告别。父子俩一路上默默无言，亚伯拉罕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来到山上，亚伯拉罕默默地把柴火摆在祭坛上，接着默默地把以撒捆了起来，最后默默地抽出了刀……

（C）上路前，亚伯拉罕向妻子、儿子那年轻的母亲吻别。一路上，他心事重重，惦记着自己的妾——夏甲还有他俩的儿子，这娘俩早被他赶到荒漠里了。到了山上，亚伯拉罕马上就抽出了刀……

事过之后，一个宁静的傍晚，亚伯拉罕独自来到山上。他一头就趴在地上，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恶，告诉上帝他一直情愿献出以撒，他早就忘了父亲对儿子的义务……

（D）上路前，亚伯拉罕向妻子告别。父子俩一路上很融洽。到了山上，亚伯拉罕平心静气地做好一切准备，然后转过身来，抽出了刀……

总结：在这个普通的思考者看来，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一事，大致有以上四种说法。但无论如何，“每次漫游摩利亚山后回到家里，他总是精疲力竭地坐下来，合起双掌说：‘没人像亚伯拉罕那么伟大！可谁能理解他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绪愈是萦绕于这则古老的传说，他就愈难理解。^[21]

那么，始终困扰着这位普通思考者的难题到底何在呢？对亚伯拉罕的行为可从两方面来解释，即伦理的或宗教的，其伦理行为可表述为：他意图谋杀以撒；其宗教行为则可表述为：他情愿献出儿子。这两种表述便构成了一个矛盾：亚伯拉罕的谋杀行为竟能被说成高尚的、神圣的。

克尔凯戈尔指出，以上矛盾实际上是一个“信仰之悖论”；所谓“信仰之悖论”也就是“生存之悖论”；由于信仰始于“思想的尽头”，生存意义上的信仰之悖论显然无法靠思想来把握。那么，能否领会信仰之悖论呢？克尔凯戈尔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通过一连串问题来揭示出这则古老传说所蕴涵的辩证法。

（a）信仰者能靠神学来怀疑伦理吗？

这个问题旨在澄清“伦理”和“信仰”的不同特征。在克尔凯戈尔看来，伦理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人或任何时代。因而，作为普遍的准则，伦理内在于其自身；也就是说，伦理不以外物为目的，而是为万事万物设立目的的。这就要求大家接受同一个“普遍的目的”，人人都按伦理行事；或者说，放弃个体性而服从普遍性，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伦理任务；反之，如果某人因维护个体性而跟普遍性作对，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犯罪。与上述伦理原则相比，所谓的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www.daowen.com)

信仰正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东西比普遍性的东西更高；它在普遍性的东西之前得到辩护；但不是作为低于后者而是作为高于后者的东西得到辩护；不过，请记住，其表现方式为：个人在作为个体而从属于普遍性的东西之后，又借助普遍性而成为比普遍性的东西更高的个体；此外，作为个体的个人与绝对处于一种绝对的关系中。这种立场是不可调解的，因为一切调解都只有通过普遍性来进行；它是而且仍将继续是一个悖论；对于永恒而言，它简直不通情理。信仰即是这样一个悖论……要不然信仰就根本不曾存在，因为它一直存在；要不然我们就已失去了亚伯拉罕。^[22]

以上鲜明对比表明，“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这则传说，的确从神学上对伦理提出了怀疑：作为个体的亚伯拉罕，高于普遍性的伦理。克尔凯戈尔强调，这是一个既不可思议也不可调和的悖论，因为要么认定亚伯拉罕是个杀人犯，要么承认他不仅是个信仰者，而且是“信仰之父”。

为确立上述论点，克尔凯戈尔排除了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把亚伯拉罕与悲剧英雄混为一谈。悲剧英雄是精神考验的产儿，是为民族大业而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例如，古希腊传说里的阿伽门农（Agamemnon），为了让女神息怒，为使希腊舰队扬帆远征特洛亚，痛将美丽的女儿献为燔祭；又如，《旧约》里的耶弗他（Jephthah），为了求得耶和华保佑，为信守出征前的诺言，凯旋而归时也痛将心爱的独生女献为燔祭；再如，古罗马史上的布鲁图（Brutus），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大义灭亲，把堕落为卖国贼的儿子送上了断头台。

上述几例酷似亚伯拉罕的所作所为，但在克尔凯戈尔看来，这只是貌似。悲剧英雄的壮举局限于伦理领域，而亚伯拉罕的行为却不但超越了伦理，而且有更高的目的，正是这一高尚的目的令他背离了伦理，并动摇了普遍性。由此可见，亚伯拉罕的行为纯属个体性的，与普遍性一点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挽救某个民族或维护某个国家，也不是为了安抚神灵。一语概之，悲剧英雄因伦理德行而崇高，亚伯拉罕则因个人德行而伟大。

克尔凯戈尔认为，通过以上讨论可解除如下两个疑点：

其一，亚伯拉罕的动机到底何在呢？答案是：既“为了上帝”又“为了自己”，二者完全统一。“为了上帝”是说，上帝要亚伯拉罕拿出信仰的证据；“为了自己”则是指，亚伯拉罕身体力行，能证明自己的信仰。这二者的统一关系可用两个词充分表达出来，“诱惑”和“职责”。所谓的“诱惑”是指“使某人不履行职责”，就“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一事来说，伦理便扮演着诱惑者的角色；而“职责”则是指“服从上帝的意志”。

其二，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对伦理的怀疑，或者说，对伦理目的的否定，那么，他的生存状态及其依据何在？克尔凯戈尔解释道，亚伯拉罕是作为与普遍性对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他的生存依据就是信仰。这就构成了信仰之悖论。作为个体的亚伯拉罕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这种生存境界是悲剧英雄达不到的；但正因为这样，亚伯拉罕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无法像悲剧英雄那样让人理解。显然，对他来说，自我辩解本身也是一个悖论：其依据只能是个体性而不是普遍性；换个角度讲，他根本就开不了口，一开口就在表达普遍性，若不开口则无法令人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克尔凯戈尔总结如下：

亚伯拉罕的故事包含着一种在神学上对伦理的怀疑。作为个体，他比普遍性的东西更高。这是一个悖论，它无法进行调和。他何以进入这一悖论与他何以停留在这一悖论之中一样令人费解。^[23]

（b）信仰者对上帝是否负有绝对义务呢？到底有没有这种绝对义务呢？

伦理具有普遍性，这就要求人们放弃各自的“内在性”而表现“外在性”。因此，黑格尔哲学主张，“外在的”高于“内在的”。然而，就信仰或亚伯拉罕的事例而言，这位大哲学家的判断错了，他没有意识到信仰与伦理的矛盾：在信仰那里内在性高于外在性。

信仰的悖论在于，存在着一种与外在性不可通约的内在性，而且请记住，它不等同于原先的内在性，而是一种新的内在性。人们决不可忽视这一点。^[24]

从克尔凯戈尔的论辩过程来看，“内在性高于外在性”这个命题，意在强化并推进前述信仰之悖论：“个体性高于普遍性”。这种强化的表达方式挑明了生存个体所面临的两种对立关系——“与信仰的关系”和“与伦理的关系”。前一种关系涉及“个人与绝对存在”，后一种关系表现为“个人与普遍性”。克尔凯戈尔指出，对作为信仰者的个体来说，他是靠前者来决定后者的，而非相反。因此，信仰之悖论可换种说法：作为个体的信仰者对上帝负有“绝对的义务”，这就使个体与绝对存在处于“绝对的关系”。

这就进一步表明，信仰之悖论是不可调和的。就作为信仰者的个体而言，一旦想靠普遍性的伦理来履行绝对义务，势必卷入了精神考验。矛盾在于：是否接受伦理意义上的精神考验呢？假如拒绝考验，便无法履行绝对义务；如果经受的话，则肯定会犯罪。亚伯拉罕传说所包含的悖论就是如此。根据伦理，亚伯拉罕必须爱儿子；可比起他跟上帝的绝对关系，父子关系却变成相对的了。如前所述，亚伯拉罕的行为，既是“为了上帝”也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帝”，这是绝对意义上的献身，“为了自己”则是自我主义的最高体现。因此，信仰之为信仰，就是因为不能被任何普遍性的东西所调解。信仰之悖论就在于：作为信仰者的个体，根本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要么接受悖论而成为“信仰的骑士”，要么便无信念可言。

（c）亚伯拉罕的做法能否在伦理上得到辩护呢？

凡有普遍性的东西都是“敞开的”，伦理也是如此；可具有直觉性、感受力、活生生的个人却是“隐秘的”。因此，伦理要求个人走出隐秘，令个体生存于“普遍或全体”。这就引出了亚伯拉罕传说中的又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对妻儿以及仆人隐瞒自己的意图，这种做法能否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呢？

“个体高于普遍或全体”，这是亚伯拉罕传说中的事实。按克尔凯戈尔的推论，假如这件事没有隐秘，亚伯拉罕的行为便无须辩护了，因为他不必在意那些道德学家——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调解者；反之，如果确有隐秘，我们便会面对一个无法调解的悖论，因为普遍性的伦理调解不了前述事实——个体高于普遍或全体。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亚伯拉罕对自己的意图一直闭口不谈，他没对妻子撒拉说，没对仆人以利以谢说，也没对儿子以撒说。这种缄默或隐瞒，既超出了美学意义，更不能为伦理学所容。克尔凯戈尔分析说，假若某人隐瞒某事，而此事又能拯救什么，这一类沉默无疑具有美感。美学不仅容许而且要求沉默，美学意义上的英雄可谓“沉默的英雄”。然而，亚伯拉罕不在此列，他保持缄默并非“为了以撒”，完全是“为了自己和上帝”。这就冒犯了美学，因为“自我牺牲”是可理解的，“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尤其是亲生儿子”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若从伦理学上来判断，亚伯拉罕拒绝对其独特的意图作出任何解释，那就更不可原谅了。伦理学要求每个人敞开其个体性，追随普遍性。因此，真正的悲剧英雄总是为“全体”而牺牲自我、奉献一切的，其情感与行为非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莫属，这就是伦理学家宠爱悲剧英雄的理由。亚伯拉罕显然也不属于此类英雄，他根本就没有顾及“全体或普遍性的伦理原则”。

现在我们与那个悖论正面相对。要么作为个体的那个人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其结果是，伦理的东西并不是最高；要么亚伯拉罕就是输掉，即他既非悲剧英雄，也非美学英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