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苦难：宗教对话的共同语境

尼特是从“全球苦难”入手来论证其新对话模式的，他把这一新的出发点称为“宗教对话的共同语境”，又借一个希腊词，称为“关于宗教相遇的解释学的凯罗斯”（a hermeneutical for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 kairos^[88]）。为什么要由此入手呢？这主要是为了克服宗教对话在“后现代理论”氛围下陷入的困境。

按照后现代主义、后自由主义或解构主义等观点，诸种文化或宗教传统是根本不同的，并无“共同基础”、“普遍真理”或“元叙事”可言。因而，若像宗教多元论那样假设，诸种宗教皆是同一个神圣真理的反映或体现，或都应肩负同样的全球责任，这种轻视甚至忽视各宗教的差异性的态度并不能真正促进交流与对话。但尼特认为，尽管此类批评意见是诚恳且有根据的，可它们却有悖于这个现实世界及其道德要求，因为我们所耳闻目睹的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它要求我们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真理观而采取全球化的解救行动。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均有某种共同的本质或经验，甚或有某个十分明确的共同目标。相反，我所要指出的是一种共同的语境（a common context），它所包含的复杂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我以为，只要我们如实地观察并生活于这个世界，此种语境便会一目了然并令人痛心；一旦世界上的各种宗教试图走到一起并相互理解，此种语境就会呼唤大家致力于某种共同的议程（a common agenda）。我所谈论的现实状况是普遍化的、跨文化的，它们使所有的宗教信徒都难免受到冲击，并要求诸种宗教做出回应。我所讲的这种语境及其所有问题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苦难（suffering）这一可怕的现实，就是说苦难正在耗竭生命，并危及人类和地球的未来。^[89]

为了印证以上判断，尼特综合大量调研数据和结论，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全球苦难的脸谱”。

（1）身体的苦难

这主要是由贫困造成的。耶稣早就说过“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新约·马太福音》，26：11），而如今我们四周的穷人不但更多了，且呈增长趋势。下列调研数据令我们的理智与道德深受震撼：

近5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可当人类步入21世纪之际，贫困人口将高达10亿多。^[90]

约有15亿人，即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生活于绝对贫困状态。这就是说，他们没有洁净的水源、足够的食物，仍以柴火作为燃料。^[91]

每年世界上约有4 000万人死于饥饿，约有1 400万5岁以下的孩子死于疾病，这些疾病在欧美国家是完全可以防治的。^[92]

世界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文盲。^[93]

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穷人的数量也在递增。据1991年统计，美国的贫困人口多达3 600万，此为过去27年来之最，约有五分之一的未成年人（18岁以下）生活贫困，其中约有550万儿童（12岁以下）缺乏食物，600万营养不良。^[94]

……

尼特指出，上列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并非单纯的事实，而是传递着人类的苦难。正如解放神学家一语道破的那样，贫困是暴力、凶杀甚至谋杀。因而，除非我们对如此残酷的贫困现实做出反应，否则便是丧失人性，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宗教信仰了。

无论属于哪种传统，宗教信徒皆已感到，他们的宗教必须面对此种基本的物质需要和苦难；也无论拯救、觉悟或解脱（moksha）可能意味着什么，此类信念必须对这种苦难有所说法。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正在认识到，假如他们的任何一条传统信念可作为根据或理由，令人去忽视或宽恕此种人类苦难，那么，此类信念便丧失其可信性了。^[95]

（2）地球的苦难(www.daowen.com)

这是由人类滥用资源造成的。

每年约有3 740万英亩森林被毁，1 300英亩土地变荒。^[96]

自前工业时代起，由于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97]

由于生态环境改变，大量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生物学家担心，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的现存物种将在未来50年里消失。^[98]

商业金融报刊的读者会认为，这个世界形势很好，经济增长的长远趋势也很好；然而，经常浏览科学杂志的读者则为地球环境的日趋恶化而深感忧虑：森林日趋减少，沙漠日渐扩大，农田不断流失，臭氧层越来越薄，温室效应越来越强，酸雨危害日趋严重，动植物种类不断减少，城市空气污染已达到了危害人类健康的恶劣程度……^[99]

尼特评论道，如果说环保意识势必改变人类经济和科技活动的方式，那么，这无疑也会影响“信仰的方式”——怎么做一个宗教徒。全球生态危机已越来越被看做一个宗教问题。1992年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在“地球峰会”的闭幕辞里指出，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要爱邻人”，今天我们还需要聆听这样一种声音：必须爱护地球。要实现这两种爱，宗教的远见是必不可少的。

（3）精神的苦难

描述过前两种苦难后，尼特进一步指出，这些苦难其实并非自然而然的，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适者生存的结果”，而是由不公正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国际条约等造成的。问题就在于，少数决策者主要是被经济利益所驱动的，而不是“以人为目的”的，这就使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甚至整个地球沦为受害者——“少数人所利用的工具”。

发达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可占有的财富却达六分之五。具体些说，发达国家消耗了70%的全球能源，75%的金属，85%木材，60%的食物等。^[100]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六分之一的财富。^[101]

据1989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4%的最富有者的年收入等于51%的低收入者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下述几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为，年薪为2万～5万美元者，收入增长率44%；年收入为20万～100万美元者，收入增长率697%；而那些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则暴增2 184%。^[102]

“受迫害与不公正”已令人恐怖地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种意识正在缓慢不断地渗入宗教人士的脑海，无论他们属于哪种传统均有同感。此种意识使他们确信，除非他们所认同的宗教能以其信念和实践来接纳受害者，并有助于改变此世的苦难，他们所具有的宗教身份便不仅背离了其信仰源头，而且与这个世界无关。诸种宗教要想回应“受迫害与不公正”这一现实，必须或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抱有现实的、谦卑的和悔改的态度，承认诸种宗教本身在助长或准许剥削行为上都曾扮演过重要而可耻的角色。诸种宗教必须首先忏悔其“不公正之罪”，方能声称具有某种补救办法。这就是说，它们必须首先承认，宗教一度成为毒害人们的鸦片，然后才能提出如此建议：宗教是一种解放人民的力量。^[103]

（4）暴力的苦难

这就是指由暴力或战争所造成的苦难。自20世纪80年代，大量国内性或地区性的暴力事件在全球蔓延开来，例如广受关注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黎巴嫩、巴勒斯坦、南非、安哥拉、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旁遮普、北爱尔兰、菲律宾等地的宗派纷争或军事冲突。海湾战争、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种族冲突表明，尽管所谓的新世界秩序形成后，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复存在了，但暴力冲突、武器生产和军事贸易等并未随之改变。据1987年的统计，全世界的日均武器生产维修费用为180万美元。1993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竟占整个联邦预算的53%，即高达6 000亿美元。尼特强调指出，如果继续忍受此类苦难，人类将无法生存。

和平是一种宗教的象征（a religious symbol），因为若不面对宗教问题并就此对话，我们就无法思考和平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而在谋求和憧憬和平之时，我们所面向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能性：人类将以一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生活、思想和存在。我们的存在与思想若不经历一场革命或转变，就不会实现和平。然而，我们怎么才能带来这样一场革命呢？这场革命必须什么条件呢？这些都是宗教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以一种新的规划将所有的宗教联合起来了，这就是共同回应和平的象征，并使之实现。^[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