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脉络：宗教对话观念史反思

刚刚提到，1995和1996年尼特接连出了两本书，《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和《耶稣与其他名称》，前者系统地论述了“相互关联的、负有全球责任的对话模式”，后者则联系作者所处的宗教传统和学术背景，针对基督教神学在宗教对话领域所面临的诸多理论难题，进一步论证了此种新对话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书的头一章从题目到内容几乎完全相同，都题为“我的对话奥德赛——一个自传性导言”。这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复，也并非单纯的个人思想回顾，而是想要一再告诉读者，所谓“相互关联的、负有全球责任的对话模式”是如何通过切身反思“宗教对话观念史”而提出来的。

尼特将其探索宗教对话理论与实践的漫长经历比作“与他者同行的旅程”。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回顾道：过去的30年，有“两个他者”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和神学思想，这就是“宗教的他者”（religious Other）与“苦难的他者”（suffering Other）。而我与这两个他者同行的这段旅程，可看做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过程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个人旅程中的几个路标或阶段，大致是与几种主要的对话模式相对应的，即排他论的、兼并论的和多元论的对话模式。^[86]

（1）传道初期：排他论阶段

尼特年轻时就立志于传道。经过6年的基本神学训练，他在1958年加入了“圣言传教会”（Divine Word Missinaries）。这就是“我的对话奥德赛”的起点，是我走向“宗教的他者”的第一步，尼特指出，但这一步犹如“一段独白”，因为此时我对于其他宗教信徒的兴趣，并不在于对话，而是要皈化他们。尽管这是出于关心甚至爱心，但“我们”与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并非“朋友”，而是像“医患关系”——我们拥有圣言与圣灵；他们属于异教和罪恶；我们是“博爱的医生”，他们则是“痛苦的病人”。

可是，一旦对其他宗教传统有所了解，尼特的上述观念便发生了转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来自讲演的感受。尼特在神学院读书时，常有海外归来的传教士举行座谈或发表讲演。他们所拍摄的大量幻灯片和讲述的许多生动事例，使尼特真切地感到，这些传教士主要不是在介绍其他宗教的“黑暗”或“罪恶”之处，而是其美好的一面，像印度教神圣意识的美妙，佛教艺术的丰厚，新几内亚原始宗教的洞见等。二是对于佛教的认识。为了了解传教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尼特在神学院参加了日本研究小组，这不仅使他初步认识到佛教与基督教的差异，而且对禅宗的许多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尼特就这一阶段小结道，1962年在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时，他已有“一种虽不自在却很明白的感觉”：排他论模式只把基督教看成“光明的”，而将其他宗教都看做“黑暗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是一种陈旧的观念。

（2）梵二会议和拉纳神学的影响：兼并论阶段

1962年秋，尼特到罗马宗座格利高里大学继续深造。就在开学的前两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了。会议期间，有一位圣言传教团主教因拉丁文生疏，请尼特帮他阅读尚未正式通过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让尼特比一般的天主教学者更早地获知，这份教会官方文件就像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天主教会终于向现代世界开放，开始承认其他宗教的存在价值了。

另一段值得特别一提的经历是，1965年拉纳应邀到尼特所在的大学任客座教授，这使他有幸当面聆听这位天主教神学大师的教诲。尼特回忆道，拉纳为了周密地论证梵二会议的开放精神所做的学理阐释，仿佛给天主教神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思想解放气息”，既使他理解了“基督教之外的宗教世界”，又让他摆脱了“惟有基督教才是真宗教”这种毫无根据的傲慢态度。(www.daowen.com)

如果说尼特在前一阶段尚是“一个不自觉的排他论者”，这时他则成了“拉纳对话模式的忠实追随者”。获得硕士学位后，尼特转读德国明斯特大学，打算在拉纳的亲自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立场。但半年后，因这一选题已有人抢先完成了，他又转往马尔堡大学新教神学系，拜拉齐乔（Carl Heinz Ratschow）教授为导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走向一种新教的宗教神学》（Toward a Protestant Theology o f Religions）。该文旨在以拉纳新提出来的宗教对话模式来批判当代新教神学的保守立场，即认为诸多著名的新教思想家，像奥尔索斯（Paul Althaus）、布鲁纳（Emil Brunner）、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等，虽然也力图承认其他宗教的合理成分，但因固执新教的传统教义——“惟独基督，惟独信仰”，均未能超越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所重申的排他论立场。尼特事后反省道，马尔堡大学的新教神学系是由宗教改革家们创办的，而他则是该系接受的第一个信天主教的博士候选人，但他那时却凭“罗马人的鲁莽”，完全局限于拉纳的观点来批评当代新教神学家，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其实，他那时还没有认识到，拉纳神学的核心观点——“匿名的基督徒”不仅对新教神学而且对天主教神学都是很成问题的。

（3）探索彼岸：多元论阶段

希克曾把兼并论立场看做走向宗教对话的“一个过渡阶段”，或比作“一座桥”。尼特借此比喻回顾道，其实，早在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一位穆斯林挚友就让他感到自己途经的“拉纳神学之桥”开始动摇了。这位挚友是化学专业博士生，来自巴基斯坦，聪明风趣，待人友善，富有爱心，信仰虔诚，一天祈祷五次，朋友经常聚会时，别人畅饮德国啤酒，他只喝果汁。从这位好友身上，尼特觉察到了拉纳神学难以解释的问题。这位穆斯林朋友自足于他的信仰，可他的道德品行却显然超过了尼特所认识的大多数基督徒。尼特指出：我们经常讨论宗教问题，彼此受益匪浅；然而，如果我说“他必须皈依基督教才能完美”，反之亦然，即“我也应该成为穆斯林”；所以，我无法按照拉纳的说法把他称为“匿名的基督教徒”。

尼特善用事例来说明问题，但促使他转换观念的主要原因还是较为全面的理论反思及其实践经验。1972至1975年，尼特任教于芝加哥天主教协和神学院，主讲宗教神学、宗教对话等课程，并以印度教和佛教为研究重点。在此期间，他脱离了圣言传教团。而1975年转到沙勿略大学继续从事上述教学与研究工作后，他则认为自己已跨越“拉纳神学之桥”，应该重新探索“一幅适应用于宗教对话的神学地图”了。在接下来的探索过程中，尼特广泛吸收了潘尼卡、默顿（Thomas Merton）、汉斯·昆、希克等人的宗教对话理论成果，特别是后两位学者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影响最大。他告知读者：汉斯·昆对于“匿名的基督教徒”所做的尖锐批评，直接促使他走下了“拉纳神学之桥”；但是，汉斯·昆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仍有不当之处，即坚持以“基督事件”作为承认其他宗教的底线；因而，要想超越拉纳的神学立场，显然要比汉斯·昆迈出更大的步伐。1985年出版的《别无他名吗？——关于基督教对待世界宗教的态度的批判性考察》（No Other Name？A Critical Survey of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orld Religions），便是此种尝试的理论成果。该书论证了这样一种新的神学立场：若要正确对待其他宗教，那就不能固执“基督中心论”，而应“以神为中心”，因为所谓的“奥秘或真理”总是超出于“耶稣基督的实在和信息”的，这就使诸种宗教皆有可能有所见地，相互关联，彼此兼容，共同探究无可穷尽的“奥妙或真理”。

以上观点表明，尼特已从拉纳的兼并论立场转向了希克所倡导的宗教多元论。1986年，他与希克一起组织召开了一次较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基督教独一性的神话——走向一种多元论的宗教神学》（The Myth of Christian Uniqueness：Toward a Pluralistic Theology of Religions，1987）。尼特提交的论文名为《走向一种关于诸宗教的解放神学》（Toward a Liberation Theology of Religions）。关于此文，尼特后来解释说，其标题就是想表明，这时他的思想观点已不同于希克等人了，即他的宗教对话观念已基于多元论而转向了解放神学立场。

（4）关注“苦难的他者”：多元论与解放神学的结合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特就开始关注拉美地区解放神学的发展动向。此后的十多年间，通过参与援助美洲难民运动，特别是与各界宗教人士的交往与合作，尼特不但愈发认同解放神学的思想倾向，而且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方法，用来阐释宗教对话的对象、责任、途径和目的等。按照他的解释，解放神学主张“优先拣选被压迫者或苦难者”，这不仅是一种选择倾向，更是一种现实要求，即要求各界宗教人士携起手来，围绕着“苦难的他者”展开对话；而这里所说的“苦难的他者”不仅是指世界上的贫苦大众，而且包括正在遭受生态苦难的“大地母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的苦难”与“生态的苦难”有其共同的原因，也应采取共同的解决方法。

从这一阶段的观念转变来看，如果说积极提倡对话的多元论观点让尼特认识了“宗教的他者”，那么，解放神学思想则令他更为关注“苦难的他者”；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尼特深感有必要提出一种具有观念更新意义的宗教对话模式。总结其“对话奥德赛”，尼特明确指出，我的如下主张乃是现实生活使然：将“宗教多元论与解放神学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宗教对话与全球责任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道义责任；此种结合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这不仅为“一种不同以往的宗教对话”，而且为“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宗教对话”提供了契机。^[87]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尼特是如何论证此种契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