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代典型：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思想

在几大一神论宗教传统那里，作为正统立场的排他论不仅有经典或教义根据，而且有神学和哲学论证。此类论证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尤为典型。因而，我们在这一节里先来简介基督教排他论的原初论点，然后重点评述其当代典型——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思想。

基督教排他论在神哲学上强调的是启示、恩典与拯救的惟一性。自教父哲学以来，拯救便被论证为启示与恩典。其理由主要在于，人是有罪的，已经堕落，沦为魔鬼的奴隶，根本不可能靠任何努力来实现自救；所以，只有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恩典，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才有被拯救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奥古斯丁引经据典，论证如下：

但那一部分得到上帝允许、蒙赦免、被复生、承受上帝之国的人，怎样得救的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死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行决定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事实上，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才能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一个人自杀，自然必须是当他活着的时候。到他已经自杀了，他就死了，自然不能自己恢复生命。同样，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为罪所胜，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彼得后书》2章19节）这是使徒彼得的判断。事实既然如此，试问一个受罪管制的奴隶，除了乐于犯罪之外，还能有什么自由呢？凡乐意实行管制者的意旨的，就有一种自由。因此一个做罪的奴隶的人，就自动地去犯罪。但在做善事上，他却没有自动力。要等到他从罪中被释放，成为公义的仆人时，他才能自动地去行善。这就是真的自由，因为他在行善时感觉快乐，同时也是一种管制，因为他顺从上帝的旨意。但一个卖给了罪、做了罪的奴隶的人，从何处能得到这行善的自由呢？惟一的来处就是：“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章36节）在这以前，当人还不能自由去行善的时候，如何能谈到意志的自由和善功呢？这不过是大言不惭，愚妄自夸。使徒要人竭力避免，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德，也因由信仰。”（《以弗所书》2章8节）^[25]

在当今基督教思想界，巴特（Karl Barth，1886—1968）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新教神学家。早在60年代就有人断言：“当新年钟声敲响，20世纪的帷幕降下，这个世纪的教会编年史也已完成之际，必将有一个名字高居于其他一切名字之上——那就是卡尔·巴特。”^[26]从整个基督教思想史来看，能受到这么高评价的人不多，因为此等评价语气总是用于“思想里程碑”的。因而，和奥古斯丁、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人一样，巴特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正统信念”，他建立的新正统神学又一次论证了“作为传统立场的排他论”。

（1）纠正百年神学观念

就思想背景而言，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旨在纠正百余年来的神学失误，这就是19世纪的神学思潮主流——自由派神学。因此，若不以自由派神学作为“历史参照物”，便很难品出巴特神学的正统意味。

以自由派为主流的19世纪神学有这样一种信念：神学或宗教研究必须对外开放，面向当代社会及其学术观念，像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历史进步、自我理解、不证自明等。这就使神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拼命应付世俗思潮对传统信仰的严峻挑战。巴特就此指出，神学必须与世界对话，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但过于开放，以致把迎合当今社会及其观念作为首要关切，那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了。

对外开放有什么重大失误呢？巴特分析说，在自由派神学那里，所谓的“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必然导致如下具体假设：若想维护基督教信仰和神学，只能靠某种关于人、宇宙和上帝的全面看法，因为这种看法能博得现代人的普遍认同。就此而言，19世纪神学继承了18世纪基督教启蒙运动的精神，即主张人不应迫于任何压力而接受信仰，无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因而，自由派神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同时代人所认同的“标准世界观”，注重这种世界观赖以构成的信仰条件。更准确些说，他们试图在这种标准的世界观那里找某个参照点，以便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基督教信仰，至少证明有这样一种信仰的可能性。总的看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如下两个问题展开的。

（a）关于“信仰的潜能”。

施莱尔马赫认为，人有一种“对无限的感知和体验”；特罗伊奇^[27]也肯定，人有一种“先在的宗教性”。对于此类观点，自认为精通宗教哲学的19世纪神学家作了大量论证。巴特问道：19世纪的人们想从神学家那里学到此类知识吗？他们是否承认此类知识能充实现代人的世界观呢？他们是否敏感于“人在宗教或信仰上的开放性”，并真想利用这种潜能呢？施莱尔马赫“对知识者的演讲”^[28]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论证了人类精神生活结构中的宗教根源，可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努力并没有使知识分子感到任何意义，至于对劳动阶层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这表明19世纪的神学家根本就没有打动他们的听众。如果说这一点不能用来指责这些“哲学家型的神学家”（philosopher‐theologians）的长处，那么，一旦用来对照他们的研究倾向，问题就严重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真有所谓的“一般性宗教”呢？

（b）关于“一般的宗教”。

即使可假设某种普遍的世界观是合理的，基督教信仰能否成为争论对象呢？有什么证据表明，接受某种特殊的世界观便能使基督教得到普遍认同呢？即便承认人有某种宗教倾向，基督教信仰能否被看做其表现形式之一或称为一种“宗教”呢？对于以上问题，19世纪的神学家统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巴特尖锐地指出，他们的答案之所以能成立，就在于强使基督教信仰屈从于他们自己的假设及其解释，即基督教信仰只有满足某种流行的世界观的要求，才可能是合理的，才能被普遍接受。

如果基督教信仰想要作为有根据的东西而被普遍接受，那就不能不被理解为一种“宗教”。如果基督教反对这种分类，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急唠唠地寻找认同者，基督教信仰一旦被解释为“宗教”，还会是基督教信仰吗？如果想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可实际上这种尝试会不会抽掉了其真正的基础呢？19世纪神学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此，有人就奇怪了，是否那些最能代表19世纪神学的发言人并非一流的哲学家，而只不过是二流的神学家呢？这或许能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明他们传教工作的失误。首先按“异教徒的”观点，以使他们认同基督教事业，难道这种为基督教赢得“异教徒”的方式可行吗？这种做法能打动“异教徒”吗？难道要像毒蛇一样精明，非得先像斑鸠那样愚蠢吗？^[29]

以上分析评论，见于巴特晚年发表的一次长篇讲演——“百年变迁”^[30]。此时的巴特已年过古稀。因此，这次著名讲演可看做巴特一生的思想总结，我们可从中得知这位老人毕生致力于新正统神学的初衷：把神学研究从百年迷途上拉回来，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2）重申基督教信仰本性

巴特一生的思想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a）思想形成时期，以《论〈罗马人书〉》（1919年第1版）为标志；（b）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时期，结束于《上帝之道的理论——基督教教义学导论》（1927）；（c）教义神学时期，代表作就是未完成的鸿篇巨制《教义教会学》（1932年出版第1卷）。(www.daowen.com)

许多研究者指出，巴特的观点在上述几个阶段，特别是最后一个时期有重大变化，譬如，与前期的辩证神学方法相决裂，从强调“上帝的神性”到谈论“上帝的人性”等。但无论如何，这位新正统神学家的信念显然既坚定又一贯，他一生的思考始终没有偏离一个主题：通过诠释《圣经》来重申基督教信仰的本性。

巴特建构新正统神学的努力始于《论〈罗马人书〉》。构思这本成名作时，巴特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他是带着牧道实践里的疑惑，满怀对现实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自由派神学的失望，而求助于《圣经》，仔细研读《罗马人书》的。1919年，当这本出自乡村牧师之手的释经专著出版时，其轰动效应犹如在欧洲神学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怒者大有人在，惊醒者也为数众多。但后来占上风的评价是，该书确有划时代意义，如同路德当年提出的95条论纲，这部以“上帝就是上帝”为主题的著作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神学革命。

1921年，巴特受聘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神学教授。次年，经全面修订的《论〈罗马人书〉》和读者见面了。与第1版相比，修订本更强调上帝的绝对神性，更倾向于用克尔凯戈尔式的辩证语言来强调神与人之间的无限距离。巴特在“第2版序言”里指出：

克尔凯戈尔说过，时间与永恒之间有“无限的质的差别”，如果说我有一个体系的话，那么，该体系只限于对克尔凯戈尔上述说法的认识，以及我的如下考虑：“上帝在天上，而你在地上”，此话既有肯定性的意义，也有否定性的意义。在我看来，这样一位上帝与这样一种人的关系，和这样一种人与这样一位上帝的关系，就是《圣经》的主题和哲学的本质。哲学家把这一人类感知危机（KRISIS）称为初始因；《圣经》在同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了耶稣基督其人。^[31]

“上帝在天上，而你在地上”，这个著名论断被研究者们视为“巴特新正统神学的纲领或核心命题”，其不同凡响之处主要反映如下：

首先，这个论断强调，上帝是“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就上帝与人的关系来说，上帝是无限的造物主，人则属于有限的造物。正如宗教改革家早就说过，“有限者不可能包括无限者”，有限的造物非但不是上帝的直接启示，反倒把造物主隐蔽起来了。对人来说，上帝并不直接显现于自然界或人类心灵，而是具有无可争辩的“不可见性”。因此，人既无法感知上帝，也无法认识上帝，更不可能成为上帝。作为无限者、隐匿者、未知者的上帝就是完全不同于人的、遥不可及的“他者”。由强调神—人之间的“无限距离”而重申二者的“质的差异”，这一开始就被巴特看做神学的首要任务，他的全部思想也是由此展开的。

其次，“上帝在天上，而你在地上”还意味着，地上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是人无法回答的难题，惟有上帝才是一切难题的答案。因此，就信仰而论，“只有上帝才能谈论上帝”，也“只有通过上帝才能认识上帝”。那么，关于上帝的信仰又是何以可能的呢？这是巴特的早期辩证神学力求阐明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一再强调，从人到神无路可通，可从神到人却有道路，这就是上帝对人的恩典、给人的启示。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人才有了信仰的天赋；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人才有可能领受上帝的启示，即“上帝之道”（Word of God）。这样一来，对人来说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那里却成为可能了。所以，信仰的本性就在于恩典与启示。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天上”与“地上”在巴特那里所象征的是基督教信仰里属性相反、截然对立的两极。然而，恩典与启示使信仰成为可能，却丝毫改变不了上帝和人的不同属性，也无法化解二者间的冲突或矛盾，更不意味着能像神秘主义者讲的那样，达到神—人或人—神合一。对作为信仰者的人来说，赐予恩典、化作启示的上帝依然不失绝对的神性，仍是无限者、隐匿者和未知者。这种观点明显见于巴特对耶稣基督的形象与意义的解释。

按《圣经》里的描述，耶稣出现的地方，就是人怀疑上帝的地方；他扮演的形象，就是奴隶的形象；他走向的归宿，是十字架上的死亡；他取得的成就，则是一种相反的结果。正因如此，十字架上的耶稣断气前才会高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巴特强调，上帝就是这样在耶稣基督那里启示出自身，完成了应许。但这种作为真理的启示，对于人来说永远不可能是自明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属于历史的或心理的经验所能解答的问题。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是在终极之隐匿中自我显现出来的；因而，上帝也就成了一种“奥秘”，是作为“终极的未知者”而被人们知道的。

不难察觉，巴特关于上帝属性的论述有其鲜明的特征。首先从总体来看，他是以上帝与人的相反属性来强调二者间的无限距离的。因此，用于描述二者的词语反差强烈，饱含冲突或矛盾的色彩，分别构成了两大系列的正题与反题，即对于上帝的神性的绝对肯定和对于人能这样或那样地直接认识上帝的神性的绝对否定；其次，这种正题与反题、或肯定与否定的论辩方式也明显贯穿于具体的描述，以致关于上帝和人的每一种说法，都只有在“正与反”或“是与否”的对立及其对比中才能得以立论。这样一种突出对立、矛盾或悖论的解释方式，在巴特的思想演进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早期的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的主题与方法就是借此表达出来的。

继《论〈罗马人书〉》修订本面世后，巴特又推出了一部力作《上帝之道与人之道》（1924），该书收集的主要是他任哥廷根大学教授后发表的一批很有影响的讲演或论文。我们在这里可找到巴特对上述解释方法的总结性说明。他指出，我所主张的方法就是保罗的方法，也就是宗教改革家的方法。这种方法从一开始便根据同一个前提而积极进行着两方面的探讨：一方面是对上帝之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乃至一切人间事物的批判。对我们来说，信仰的真理或许不可言之，即使运用辩证的方法也决不会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但活生生的真理就处于上述两方面之间。因此，神学的任务及其方法就是用“否”来解释“是”，再用“是”来解释“否”，而绝不能驻足于任何一个确定的“是”或“否”。不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论断，都只不过是对上帝的一种见证，根本无权自封为上帝的真面目，因为真实的上帝存在于一个个“是”与“否”之间。^[32]

巴特早期的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旨在重申神与人的无限距离，强调上帝的绝对神性，以及人与上帝的不可类比性、不可通约性，尤其是不可同一性。尽管像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转入教义神学时期后，巴特日渐放弃了前述辩证方法，但“上帝的绝对神性”作为早期思想及其方法的最大成果，却犹如种子在整个教义神学领域广种博收了。巴特的巨著《教会教义学》生前完成了13卷，德文版长达9 000余页。翻开前4卷，即“论上帝之道”和“上帝论”，其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以上帝的绝对神性来批判自然神学及其宗教观念。

在巴特看来，传统的自然神学方法显然是与信仰的本性——恩典与启示相背离的，因为这种传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的观点”来理解上帝的，并企图靠“人的努力”来消除人与神的疏离或无限距离。这无疑是对恩典与启示的一种敌对、一种挑战、一种傲慢自大。人自以为信仰了宗教便找到了上帝。事实上，人不但找不到上帝，而且根本不想真正认识上帝。“自然的人”是有罪的，“罪”就是指不信上帝，“不信上帝”则意味着人信仰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能动性。正是就上述意义而言，传统的自然神学及其宗教观念的特征在于其罪恶性与不可能性；其所以“有罪”，就是因为以某种人为的偶像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其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人与上帝的和解。

以上概述表明，从《论〈罗马人书〉》到《教会教义学》，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思想始终以“上帝的绝对神性”为基调，以抬高“神的恩典和启示”、贬低“人的认识或理解”为主旋律。这样一来，巴特便在多元化、世俗化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绝对真理观及其排他性。

关于巴特上述思路及其归宿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从利文斯顿的如下评论中有所感悟：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正统主义或上帝之道神学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它的广泛的感染力和值得重视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代表着对基督教不同于一切别的信仰和世俗意识形态的独特断言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肯定。在一个思想动荡的时代，它作为一种实在而绝对的说法来临……新正统主义应该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矫正”神学，它力图使神学摆脱对一种危机中的文化的依赖。它进行其矫正任务的方法，是返回到在宗教改革家和奥古斯丁那里、在教会信纲里、（以及最重要的是）在《圣经》本身当中发现的古典基督教的真正洞见。这种摆脱反映在对恩典惟一《圣经》、惟一之类信念的重新肯定之中，而这些信念把上帝恩典的至上性和《圣经》权威的惟一性置于同人类的著作和传统相脱离的地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