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理论难题：相互冲突的“真理观”

本章开头就指出，宗教对话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而被提出来，有其“不可忽视的背景”和“不可回避的难题”。这也就是说，这个重大课题的提出，既有“现实的必然性”，又有“理论的必然性”。从理论上看，宗教对话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并形成严肃氛围，就是因为我们可依据“不争的事实”而向各个宗教发难，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谓的“不争的事实”和“根本的问题”是指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希克这位当代宗教多元论的倡导者所做的考察和分析。

希克首先指出，直到最近，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种宗教几乎都是在不了解其他宗教的情况下发展的。^[12]当然，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宗教扩张运动，使不同的宗教相遇。例如，公元前后那段时间佛教的扩张，7—8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19世纪基督教的扩张等。但在上述扩张运动里，不同的信仰者相遇的结果，大多是“冲突”而不是“对话”，这显然不能使各宗教相认识或相理解。

只是这一百多年以来，关于宗教的学术研究才为如实地理解“他人的信仰”提供了可能性。当代宗教学的比较研究成果，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宗教传统无不“自称为真”，即自以为只有“我的传统”才是真理的化身；可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宗教传统关于真理的说法，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冲突的；这样一来，如何解释各种宗教在真理问题上的诸多相冲突或相矛盾的主张，便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希克接着指出，上述问题其实并不玄虚，我们可以从地球村里的宗教分布现象感悟出来。譬如，某人生在印度，他可能是个印度教徒；如果他生在埃及，可能是个穆斯林；假如生在锡兰，可能是个佛教徒；而一个英格兰人，则很可能信奉基督教。希克感叹道，多达90%以上的宗教徒，他们的信念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像终极实在的性质、神或上帝的创造方式、人的本性与命运等，所有的宗教为人们提供的答案，不但不一样而且相抵触！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慎重地思索下列一连串疑问了：神或上帝到底是“有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呢？神或上帝能否“道成肉身”或“降临尘世”呢？人生有无“来世”或“轮回”呢？神或上帝的话究竟记载于何处，《圣经》还是《古兰经》或者《薄伽梵歌》呢……面对诸如此类的疑问，如果有人以为基督教的答案是真的，那么，能否说印度教的回答基本上是假的呢？假如另外一些人以为伊斯兰教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能否说佛教的答案八成是错误的呢？显然，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或偏袒任何一方的观点，轻易地做出某种判断甚至裁决，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13]

希克的上述分析及其结论的确发人深省。首先，不论某人属于哪种宗教传统，只要他热爱真理并“自称为真”，那就不能不意识到，别人也追求真理，也“自称为真”；其次，现存的各大宗教传统都深深地扎根于某种或几种古老的文明或文化土壤，都是世世代代的信仰者探求智慧或寻找真理的结果，但问题就在于，诸种宗教的真理观不但是多元化或多样性的，甚至是相冲突或相矛盾的；再次，只要一个信徒或一个宗派敢于正视以上事实，那就不能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孤陋寡闻，自以为是，而理应放弃成见，开放观念，走向世界，与其他宗教的信仰者相交往相对话，以求通过多角度或各方面的认识、理解、比较、甄别来寻求真理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可以说是历史（现实）与逻辑（理论）的双重客观要求。

为了印证以上分析及其结论，我们转换一个考察角度，这就是诸种宗教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斯威德勒在《全球对话的时代》的序言里流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当今站在宗教对话前沿的是基督徒，领先推进这种思维方式的也是基督徒……^[14]这种说法看似“积极”而“自豪”，其实不尽然。虽然现有的大量宗教对话论著表明，在这一前沿领域，基督教学者确比其他宗教传统的学者先行一步，也扮演着“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却可解释为“被迫性的”，这指的就是，基督教因其强烈的“排他性”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势性”而更易于遭到前述理论难题的质疑和挑战。甚至可以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训“物极必反”，在基督教这一“大传统”的内部，愈是“正统的保守者”，愈会转变成为“宗教对话的积极分子”，因为这部分人对于上述理论难题的感触和认识尤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拉纳和尼特这两代致力于宗教对话的天主教神学家那里得以证实。

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是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对话理论的开创者。^[15]他十分坦诚地指出，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传统相比，所谓的“宗教多元化”对基督教具有更大的威胁，因为其他的宗教传统，包括伊斯兰教，都不像基督教那样绝对地坚持其信仰和启示的惟一性。为什么这样说呢？拉纳进而分析道，虽然宗教多样性或多元化作为一种现象，早在基督教产生之日就存在了，但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却对每一个基督徒构成了空前的威胁或挑战。这是因为，以前其他的宗教传统都是在某种异样的文化背景下传播的。因而，对生活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基督徒来说，“别人”或“陌生人”（“others”and“strangers”）信奉不同的宗教传统，这个事实既不令人惊讶，也不会令人较真儿，即把别人的宗教信仰看成某种挑战或人生选择。如今世道变了。西方人不再故步自封，不再把“西方世界”自视为人类历史或世界文化的中心，也不再以为自己的宗教传统是“荣耀神或上帝”的惟一途径。在当今世界里，大家已成为近邻，是“精神上的邻居”。这就使交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因此，如同文化上的诸多可能性与现实性，世界上的诸种宗教信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思考的，都提供了某种选择。这样一来，如何理解并回应宗教多元化，便成了“一个关乎基督徒生存境况的紧迫问题”。^[16]

关于上述“空前的挑战”或“紧迫的问题”，尼特除了认同拉纳的看法及其理由之外，还向自己的写作对象——基督徒读者提出了另一个反省的角度，这就是基督教传教史。他指出，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已经长达19个世纪了，可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传统，这的确令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深感不安。因为尽管经过一代代传教士的艰辛努力，基督教会现已遍布各个大陆和几乎所有的国家，基督徒人数在本世纪初已占世界人口的33.2%，从而使基督教在其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但是，如果我们以“全球皈依”（global conversion）为传教目标，那么，如此长期的传教活动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岂不令人沮丧吗？更何况大多数的皈依者并非来自几大悠久的宗教传统，像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和儒教等。这几大宗教早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公元前900年至公元200年）就形成了，还有兴起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总的来说，它们的信众生来就笃信本宗教传统，而从未大批地皈依基督教。这种状况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最后还应意识到一点，虽然目前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拥有的信徒最多（1998年的统计数字约为19亿），但伊斯兰教却以12亿信徒占据第二位，而且其增长速度不可低估。

当然，作为天主教宗教对话理论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尼特之所以从上述角度来深刻反省“尚处于强势的基督教”所面临的“空前挑战”或“紧迫问题”，是为了以更开放的心态予以应战，即通过宗教对话来寻求“基督教的出路”。关于这一点，他在其近著《宗教神学引论》的“导论”里表露无遗。这篇“导论”的标题即为“基督教与其他诸种宗教：难题与期望”。尼特开宗明义，本书所要研讨的是：为什么“存在着其他多种宗教”这一现实，对基督徒来说既是“一大难题”又是“一大期望”（both a big problem and a big promise）。这里所谓的“难题”就是指，由于其他诸种宗教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和生命力而引起的困惑甚至迷惑，正使基督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而“期望”则在于，这些问题和挑战同时也促使我们进行探索，在人性、神圣性以及基督教信仰等方面有所发现。

正是出于上述目的，尼特力求更客观也更全面地归纳出宗教多样性或多元化现象所提出的诸多疑难问题。他形象地描述道，以前的宗教徒都是安然地生活在各自的宗教阵营里的，他们彼此隔绝，互不往来，从未遭到下列连珠炮般的发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

如果只有一个上帝，难道不会只有一种宗教吗？

在上帝的眼里，所有的宗教都是正确的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能使人们与“神圣者”（the Divine）相交往吗？(www.daowen.com)

难道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特色不同，而并非内容上相冲突吗？这些宗教传统应该怎么相互联系呢？

更具体些说，我所信奉的宗教应该怎么跟其他的宗教相联系呢？

与自己信奉的宗教相比，我能从其他的许多宗教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吗？为什么我属于这种宗教而不是另一种宗教呢？^[17]

在尼特看来，如果基督徒想以比较的眼光，即通过参照“宗教邻居们”（religious neighbors）的信仰来理解自己的信仰的话，那就必须认真回答上述一连串的疑难问题。其实，尼特的这种看法也适合于其他诸种宗教，因为他所概括出的这些疑点难点是有普遍意义的。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做小结了。本节开头所说的“不争的事实”就是指：现存的各种宗教信仰及其真理观的多样性或多元化；“根本的问题”则可归纳为：如果不否认各个宗教传统都旨在揭示终极实在及其意义，那么，怎么解释它们在真理问题上的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说法呢？希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断定，此种意义上的宗教多样性或宗教多元论问题将在宗教哲学家的研究日程上占据醒目的位置。现在回顾起来，确如希克所料，这个理论难题不仅越来越引人关注，而且已成“燃眉之急”了。这个比方并非笔者的创意，而是照搬了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波伊曼教授（Louis P.Pojman）的说法：

只有一条路通向上帝吗？假如上帝存在，为什么他没有不分时间地点地自我启示于各个国家种族呢？或者说，上帝已将自己启示于天下大众了，可为什么人们却是通过不同的信仰、象征和解释来接受上帝的呢？难道各种宗教只是通向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途径吗？

近20多年来，宗教多元论问题对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说已成为燃眉之急了。^[18]

回到前述学术背景，如果说宗教对话迟至20世纪50年代末才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被提出来，那么，这个重大课题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已成为国际宗教学界的一门显学、一个前沿领域。目前看来，在这个前沿领域展开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尝试：

（a）“各宗教间的对话”（interreligious dialogue），此类尝试涉及范围很广，像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佛教与道教的对话，基督教与印度教的对话，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方对话，东西方宗教传统对话，世界各大宗教对话等。

（b）“本宗教内的对话”（intrareligious dialogue），譬如，佛教各宗派间的对话，伊斯兰教各宗派间的对话，新教各宗派间的对话，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对话等。

（c）“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对话”（religion‐ideology dialogue），例如，新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各大宗教传统与现代世俗思潮或理论体系的对话等。

（d）“宗教与文明或文化的对话”（religion‐civilization dialogue），这主要是指各大宗教传统与东西方文明或文化形态的对话，譬如，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基督教与东方文化的对话，道教与现代文化的对话等。

（e）“宗教对话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y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像宗教对话的前提、问题、模式、方法、意义和目的等。

由此可见，现行的宗教对话不仅范围广泛，内容复杂，而且实属一种跨宗派、跨信仰、跨文化乃至跨意识形态的艰难尝试。在接下来的几节里，我们不准备就宗教对话展开面面观，而是着重于学理问题，特别是方法论观念的反思，其大致步骤是，逐一梳理出五种主要的宗教对话立场或观念，然后集中评析有关的学术争论和现存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