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背景：思维方式的转变

社会意识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存在，地球村的形成势必促发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就宗教对话这样一种深层次的意识交流而言，如果把地球村的形成看成“外因”，那么，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则可视为“内因”。斯威德勒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类动因都对宗教对话氛围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他的提法与我们略有不同，他把地球村的形成称为“外部因素”，而“内部因素”则被归结于“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s），即人类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实在的结构”和“真理”的理解方式。为了便于表述，下面把斯威德勒在上述意义上界定的范式转型，简称为“理解范式转型”。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斯威德勒难免侧重于西方思想史的考察。他指出，就西方文明而言，如果说早期的理解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变性”（immutability）、“简单性”（simplicity）和“独白”（monologue）为特征的，那么，过去的百余年间，“依存性”（mutuality）、相关性（relationality）和“对话”（dialogue）则被理解为“人类实在结构的基本因素”了。这种根本变化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并全面反省“意义或真理问题”。于是，宗教对话便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十分必要了。为了充分说明上述理解范式转型及其重要意义，斯威德勒旁征博引，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伦理学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a）形而上学：从静态观念转向动态观念。

西方哲学所继承的是古希腊哲学传统。到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按照这种传统观念，一切现实事物都是由“实体”（substance）和“偶性”（accident）两部分构成的。实体存在于事物底层，是不可感知的、不变的，而偶性则是可感知、变化的。这样一种对实在结构的理解，显然属于“静态的观念”。

而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人们的理解范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静态的观念”转向“动态的观念”，从一元论的“实体”概念转向多元论的“关系”范畴。于是，“相互关系”，譬如一物自身的各种内在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物与其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的关系，已被看做事物自身的组成部分了。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其本质所在。

（b）认识论：从“绝对化的真理观”到“祛绝对化的真理观”。

19世纪以前，欧洲人所抱有的真理观是绝对的、静态的、排他的。如果一物某时为真，它便永远为真。这不但指关于经验事实的认识，而且包括关于事物的意义和人类道德规范的认识。例如，使徒保罗在1世纪说过，妇女在教堂里要沉默。假如后人把这句话当真，那么，妇女在教堂里就永远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从根本上说，这种真理观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里的矛盾律为根据的：某个事物不能同时并以同一方式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所以，真理具有排他性；A之所以为A，就在于它不能被表述为非A。对欧洲哲学家来说，这就是“经典的或绝对的真理观”。

与上述传统观念相反，在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占主导地位的真理观，则是“祛绝对化的”（deabsolutized）、动态的、兼容的。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可以说是“相关性的”（relationality）。这种真理观的出现，至少跟下列诸多方面的思想变化有关：

（i）历史主义的观点。真理之所以不是绝对的，就是因为人们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实在，描述真理的。

（ii）意向性理论。人们总是抱着一定的行为意向来寻求真理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关于真理的论断不会是绝对的。

（iii）社会学的观点。真理之所以不是绝对的，还因为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难免受到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像地域的影响，文化的影响，阶级的影响，等等。

（iv）语言哲学的观念。人类的语言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此，真理命题作为对“意义”尤其是“超验对象”的陈述，不可能是绝对化的。

（v）解释学的观点。观察者或认识者同时也是解释者。所以，任何一种知识或真理都应该看做“由解释所得到的知识或真理”（interpreted knowledge or truth），而不能看成“绝对的知识或真理”。(www.daowen.com)

（vi）对话理论。就外部的实在而言，认识者并非被动的接受者和对话者，而是通过参与和交流来进行理解并做出解释的。然而，认识者一般是借助某种语言或通过某种对话方式来参与实在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关于实在的表述也不可能是绝对化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于真理与实在的理解业已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转变。这种正在孕育而生的新范式，就是把一切关于实在、尤其是事物的意义的陈述都理解为历史性的、意向性的、有立场的、不完全的、解释性的、对话式的。所有这些特性的共同点就在于相关性，也就是说，一切关于实在的表述或理解都是以某种方式而与表述者或认识者有着根本的联系的。^[5]

（c）心理学：发展的与相关的观点。

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宗教对话提供了另一块理论基石，这就是“关于人类自我的结构与发展的学说”。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成熟的或充分发展的，而只是具备了有意识的自我发展的潜力。关于婴幼儿心理成长过程的观察研究表明，“相关性”是有意识的自我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拿一个刚出世的婴儿来说，她跟周围的世界还谈不上差别。后来通过人际关系，她的认知能力才逐渐发展起来，譬如，慢慢学会了把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的世界，或者说把“自我”与“非我”区分开来，从而能够识别不同的事物，寻求事物间的联系，运用普遍性的概念等。与此相应，她的情感、道德、信念等方面的能力也不断发展，例如，对父母、兄弟姐妹、左邻右舍乃至整个人类怀有爱心，对既定的社会律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予以认同，甚至深入探讨道德的根据、实在的本原等。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继“情感的自我”（the affective self）、“道德的自我”（the moral self）形成后，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心理发展阶段，即“信念的自我”（the believing self）。但无论把人类自我的心理发展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承认，这些发展阶段并非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譬如，只有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展，才能为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发展打下基础，“情感自我”与“道德自我”的发展则进一步完善了认知能力，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

因此，就个体心理发展过程而言，促使有意识的自我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动因，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能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比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这就表明，所谓的“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实际上就是“自我超越”，而“自我超越”这个概念的核心涵义无非意味着依存性、相关性和对话，因为我们是通过寻求“他者”（the other）而超越自我的。

（d）伦理学：以依存性、相关性与对话为聚焦点。

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都旨在阐明人生的终极意义，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因此，最后考察一下依存性、相关性和对话在伦理学上的集中反映，对于认识宗教对话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斯威德勒建议，这种考察可沿着“关系心理学”（relational psychology）的思路展开。

所谓的“关系心理学”，就是把人的发展置于多种多样的关系当中来加以认识。就本质而言，一切关系都是相互依存的，并不存在“单向的关系”（one‐way relationship）。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可能总是付出而没有收获，也不可能只获取而不付出。这就是说，假如人类生活中缺乏依存关系，那么，其结果将是彼此误解甚至一起毁灭。更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依存关系是生来就有的，或步入人生便参与其中的，而我们本身就是由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塑造出来的。

在斯威德勒看来，上述观点可为伦理学提供两个关键性的概念：（i）“依存性”遍布各种关系；（ii）如果对于依存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话”则是打破“人际关系僵局”的出路。就依存性而言，伦理学的模式基于“公平交往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ies of a just exchange）。然而，人际关系总是充满矛盾的。假如在某种关系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追究“这种不公平的或遭破坏的伦理关系”的原因，从自己做起，重新建立某种信任关系，开辟对话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论证，斯威德勒指出，这场理解范式的根本转变，不仅深及对实在的终极结构和真理问题的重新理解，而且影响到对人类的自我发展和伦理行为的重新认识，所有这些重大变化都是以依存性与相关性为根据的，并毋庸置疑地表明了对话的必要性。可以说，如果没有对话，伦理行为便会僵化甚至变质，自我发展难免受阻而不能实现人性，我们对于实在的感受和表述则会因某种绝对化的观点而从根本上产生偏差。一句话，要寻求真理，便必须对话。

假若这个结论对于所有追求真理、探求事物意义的人来说是真实的，那么，对于宗教信仰者和那些献身于意识形态的人……就更是千真万确了。诸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是为人们描绘整个生活的，并给整个生活“开处方的”；它们是神圣的、无所不包的，因此，与其他非神圣性的制度相比，它们愈发倾向于消灭异己，也就是说，要么使其皈依，要么判其有罪。因而，虚心地对待不同的真理主张，并承认关于真理的诸多特殊观点具有互补性，这种需要在宗教领域显得尤为迫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