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研究线索和发展阶段

首先应承认，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很难对宗教语言研究的线索或阶段作出全面且具体的概括。这主要有下述两个原因。

一是时间跨度大，研究状况复杂。宗教语言研究由来已久，其问题本身既普遍重要又错综复杂。几乎可以说，只要涉及宗教信仰的哲理性思考，便会碰到宗教语言方面的难题。这就使大多数著名的神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宗教语言问题研究，但其中“间接研讨者”居多，他们并不系统地阐发某种宗教语言理论，而是针对某些关键概念或重要问题发表意见。这样的例子在前面几章俯拾即是，诸如安瑟尔谟、笛卡尔、康德等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奥古斯丁、怀特海、普兰丁格等人对“罪恶”的不同解释，詹姆斯、奥托、弗洛伊德等人对“宗教经验”的不同认识……尽管类似的复杂情形也见于宗教哲学的其他领域，但宗教语言研究可谓最突出的例证之一。

二是当代研究者所看重的材料具有“相对的局限性”。所谓“相对的局限性”，一方面，指相对于丰富的宗教哲学史资源，目前整理出来的典型史料太少，譬如，晚近出版的大多数英文宗教哲学读本所节选的早期原著只限于托马斯和迈蒙尼德；另一方面，就当代研究状况而言，这种做法又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宗教语言问题虽然从一开始就很重要，但以往的研讨大多零散，只是随着“分析哲学语言热的升温”，才被当代英美学者辟为一个专题或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因如此，现有研究资料上的“薄古厚今”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现象。不过，笔者仍想强调，现有资料的局限性与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不无关系，当今英美宗教哲学界对源远流长的圣经解释学不够重视便是一例。

以上两点说明虽带有“交底”的性质，但并没贬低现有资料的重要价值。相反，只要前几节评述的资料不失典型意义，我们仍可就“研究线索或发展阶段”作些探讨。若以“宗教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问题”作为着眼点，从现在掌握的典型资料来看，关于宗教语言的哲理性思考大体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

（1）传统神学和哲学的研究：中世纪到现代前夜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出于信仰的需要而进行宗教语言研究。因此，早期的宗教语言研究主要是（或全都是）由教内的神哲学家来承担的，其目的就在于注释经典、论证教义或健全神学。前引迈蒙尼德和托马斯的理论便是典型例证。

迈蒙尼德和托马斯可分别看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早期宗教语言理论的集大成者。从他们的思路来看，早期的宗教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宾词的性质与意义问题”，即力求解答“宾词的世俗用法”与“上帝的神圣属性”所产生的大量语义问题。虽然此类问题看似论域狭窄，可实际上已触及了宗教语言研究的关键所在——宗教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问题。所以，该问题的提出，可视为宗教语言研究第一阶段的理论标志。

（2）现代哲学和神学的研究：20世纪以来或现代以来

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从信仰的立场来从事研究的，那么，这一阶段则主要是由世俗哲学家来提出问题的，或毋宁说，这一阶段是在世俗哲学家的挑战声中拉开序幕的。首先值得注意，从前后两个阶段“提问角色”的转变，我们可感受到宗教语言研究与历史或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此处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具体论述。

其次，关于时间上的模糊说法——“20世纪以来或现代以来”，可做如下解释：若以艾耶尔等人的质疑为标志，前一种时间限定比较合适；若据另一种看法，认为现代哲学家对宗教语言的质疑或批判始于休谟等人，那么，这一阶段的开端则应提前几百年。(www.daowen.com)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介后一种看法。斯温伯恩指出，从整个英美哲学传统来看，休谟的怀疑论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按休谟哲学的观点，感官印象和物质客体是惟一实在的；我们的知识不仅受限制于古往今来的感官印象和物质客体的变化，而且任何超出这一限制的议论都是无意义的。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即主张只有能被观察所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那些关于“时空的本质”、“道德的真理”、“上帝的存在”等论断，并非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73]关于休谟哲学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索斯凯斯（Janet M.Soskice）^[74]也持同样的看法。

在英语世界，关于宗教语言的现代争论，实际上始于大卫·休谟。13－18世纪，欧洲的宗教思想深受许多变化的影响，像经院哲学的崩溃，人本主义及其怀疑精神的兴起，来自哲学和神学的怀疑精神直指以往所接受的思辨理论或形而上学……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里，描述了宗教信念“起源”的伪历史，他指出，当奴隶般的崇拜者们对自身安危感到恐惧，寻找越来越多的崇高头衔来奉承他们的神灵时，诸神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现代学者对宗教语言的两种最有毁灭性的批判，都可在休谟的论著里觉察到苗头：（a）宗教语言是缺乏意义的或没有意义的；（b）假如有人能谈论其意义，那也肯定不是宗教徒以天真态度所认可的“意义”。^[75]

这两位学者的论述，对我们把握英美哲学传统和欧洲宗教思想的脉络很有启发。不过，比较关于第二阶段开端的两种提法，笔者还是觉得前一种解释更可取些，因为艾耶尔等人提出的难题，不仅在世俗化的现代文化氛围下凸显了日常语言与宗教语言的紧张关系，而且迫使宗教语言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研究领域，以致出现了所谓的“宗教语言热”。

从近几十年出版的英文论著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宗教语言热”主要是“当代分析哲学语言热”所致。这种评论没错，但对学术动因及其理论背景的认识还不够开阔。自20世纪中期，宗教语言研究之所以空前活跃，除了语言哲学的直接影响外，还与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史、文化史、符号和象征理论等人文学科或领域的长足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学科或领域所提供的大量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新问题，犹如“多成分的理论激素”，使宗教语言论争白热化于宗教哲学论坛。

如果放眼于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述事实值得重视：自20世纪初日渐明显的现代文化危机、特别是精神生活危机，迫使人们反省现代文化的特征与得失，深思传统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文化（现代性）的复杂关系，这就为重新认识“作为历史源流、文化传统、精神资源、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等的几大世界性宗教”提供了客观条件。以上寥寥几笔虽不能勾勒全貌，但足以说明一点：这里所说的“宗教语言热”，以及宗教学者常挂在口头上的“宗教热”，其实来自诸多因素的紧张合力。

前几节的数个典型评介表明，晚近的宗教语言研究确是紧紧围绕“宗教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问题”展开的，但和第一阶段相比，无论研究立场、提问角度还是解释思路及其结论，都变得空前复杂了。如果说现代以前的宗教语言研究是“一家之言”，即主要由某教的大神哲学家来建树某种权威的理论，那么，当今的局面则是“百家争鸣”，不光有教内外的挑战与回应，而且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存在争论，各式各样的观点都难免批评。

对此纷争局面，大体上可从两条线索来加以梳理：

（a）关于宗教语言特别是神学命题的语义之争，其焦点在于，科学命题与神学命题的关系问题，相对于前者的标准，后者有无特殊意义？在前面评介的典型材料里，这条线索的具体反映为：从艾耶尔等人的质疑到普兰丁格等人的回击。

（b）为克服上述语义之争的局限性、狭隘性或偏颇性而致力于新尝试，其主要倾向在于，透视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生存难题，试用新的观念、方法、理论和概念等来重新阐发传统宗教语言的涵义或功能，布尔特曼的解除神话理论、蒂利希和兰德尔的宗教象征学说可看做这条线索的显著标志。

接下来的评论，便是穿插于上述两条线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