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宗教经典与现代世界观

古老的宗教经典与现代世界观的冲突，这既是布尔特曼试图解决的矛盾，也是批评者对其理论发难的切入口。因而，布尔特曼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尖锐批评：所谓的“解除神话理论”是以现代世界观为标准的，只许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解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而不许古老的经文及其启示跟现代世界观发生任何矛盾。对这种批评意见，布尔特曼首先承认：

没错，解除神话的确是把现代世界观作为一种标准的。解除神话所抛弃的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圣经》或基督教信息，而是《圣经》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属于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可几乎完全保留在基督教教义学和教会的布道里。解除神话就是否定《圣经》和教会的信息是被一种过了时的古代世界观束缚着的。^[43]

布尔特曼进一步说明，他所尝试的解除神话理论基于如下重要观念：基督教会所作的布道，只要是以上帝的名义来宣讲上帝的话语，那么，便不能提供“一种理性所能接受的”或“牺牲了理智才能接受的”教义。布道就是宣示福音，其对象并不是“理论化的理性”（theoretical reason），而是作为一个个自我的聆听者。因此，布道所宣讲的就是“一种个人化的信息”（a personal message），这一功能正是通过“解除神话”所要明确的。

既然布道的对象是一个个自我，那就不能不考虑现代人的世界观。与《圣经》里的世界观不同，现代人的思想不再是神话的，不再认可超验的力量对生活的干预；而是科学的，靠科技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譬如，现代人生病了，求助于医生或医学；处理经济或政治事务，利用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关于这一点，只要拿起报纸杂志便会一目了然，有关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分析，总是归因于自然力量或人为因素，有谁看到它们被归结为超验的力量，像上帝、天使或魔鬼呢？

论及现代人的世界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世界观的具体内容或当代科学的具体成果，而在于它所遵循的思想方法。如今的科学显然不同于19世纪了，更何况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相对的，无论昨天的、今天的或明天的世界观也都是不确定的。但就思想方法而言，科学的世界观却有共性。

譬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在原则上并无差异，真正造成决定性差异的是现代人关于宇宙运动的思想方法，即认为宇宙的运动是遵循某种自然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又是人类理性可发现的。因此，现代人所承认的实在只限于类似的现象，即只有在宇宙的理性秩序范围内可理解的事物才是实在的，而不符合此秩序的种种奇迹显然得不到认可。

《圣经》里的古代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的明显差异，就在于两种思想方式的明显差异，即一种是神话的，另一种则是科学的。^[44]

然而，强调“神话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尽管导致了对前者的否定，却并不简单意味着对后者的认同，即在科学世界观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画上一个等号。相反，布尔特曼认为，正是对神话世界观的批判与消除，才真正暴露出了科学世界观在通往信仰之路上设置的障碍或绊脚石——读不懂上帝的话语或关于十字架的语言，盲目追求所谓“人为的保障”（man‐made security）。

布尔特曼指出，科学世界观对现代人构成了一大诱惑，这就是想竭力控制世界和人生，因为科学能使人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来利用自然力量；同时科学也使人越来越精确地掌握了经济和社会活动规律，越来越有效地组织社群生活。由此带来的危险是，现代人忘掉了如下两件事：

（a）人类的计划与事业不能没有向导，可这种向导靠的不是人自己的种种愿望，诸如幸福、安全、有用、利益等，而是对善、真理和爱等要求的响应，对上帝命令的服从。而现代人的自私与自大却恰恰忘却了这一点。

（b）靠人为地组织个人与社群的生活而能获得真正的保障，这种假设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一种幻觉。人生是短暂的，其归宿是死亡，况且有太多的机遇无法控制。历史是发展的，不断拆毁着一座座“通天塔”。因此，就人自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最终的保障。上述情形实质上是对“超越者”（the beyond）的遗忘，其后果是人靠科学试图占有世界，反倒被世界占有了人自身。我们在当代生活里已清楚地看到：人对科技的依赖何等明显，而技术带来的后果又是多么可怕。(www.daowen.com)

正是上帝的话语呼唤着人远离自私，远离他为自己构筑的虚幻保障；它呼召着人接近那超越于科学思维的上帝；它同时还呼召着人接近真实的自我。因为人的自我，人的内在生活和人格存在也是超越于这个可见的世界，并超越于理性思维的。^[45]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布尔特曼重新厘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涵义。所谓的“信仰”就是指“相信上帝的话语”，而这又意味着放弃一切纯属人为性质的保障，克服那种企图自寻保障而产生的绝望。

这种意义上的信仰，既是布道的要求又是它所提供的礼物。信仰是对这种信息的回应。信仰是指放弃人的自我保障，并甘愿只在不可见的超越者、在上帝那里找到保障。这意味着信仰就是保障，而在此又不能看见任何保障；正如路德所说，信仰就是做好准备，满怀信心地步入未来的黑暗。信仰上帝——他具有超越时间的力量，具有永生，他呼唤着我，他过去与现在都在对我行动——这样一种信仰只有在“不过”是与这个世界相反的意义上才能成为真实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上帝及其行动见不到任何踪影，或者说，不能被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寻求保障的人看到。我们可以说，上帝的话语就是对处于无保障中的人而讲的，呼召人进入自由，因为人自身在对保障的过度渴望中失去了他的自由。^[46]

“信仰上帝”而能获得自由，这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是矛盾的、难接受的。但布尔特曼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恰恰道出了“自由”的真正涵义。真正的自由并非主观上随心所欲，而是指顺从法则。主观主义的自由概念是一种妄想，因为它会令人放任自己的动机，随时随地按情感和欲望行事。真正的自由则是对此类瞬间动机的抵制，而以超越于目前时刻的法则来决定行为。因此，“自由”就是指“顺从法则”。这里说的“法则”也就是人所认识到的“他自身存在的法则”，其根由与合理性只能在超越者那里，所以可称为“精神的法则”（the law of spirit），或用基督教的语言，“上帝的法则”（the law of God）。

布尔特曼接着指出，上述由法则构成的自由观——“对法则的自由顺从”或“顺从的自由”，曾是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主张，可到当代却被主观主义的自由观取代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盛行。这种观念演变过程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a）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一种错觉：人是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主人。这样一来，就从浪漫主义运动派生出了历史相对主义，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类理性是受历史发展制约的，不可能发觉所谓“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因而，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即相对于特定的时间、种族或文化才是合理的。

（b）对自由的焦虑，导致了对保障的渴望。这是最深层的原因。真正的自由的确存在于法则中，但并不存在于保障中，因为自由总是来自责任与决心，是“无保障状态中的自由”。而主观主义的自由观则相信人自身就是保障，人靠科技可成为世界的主人，所以，无须对任何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力量承担责任。“主观的自由”产生于对保障的渴望，而事实上就是对“真正的自由”的焦虑。

根据以上分析，布尔特曼针锋相对地反驳了本小节开头提到的那种批评意见。他反驳道，指责“解除神话”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理性化了，分解成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毁损了上帝的神秘性等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相反，所谓的“解除神话”就是想澄清上帝神秘性的真正涵义。上帝的不可思议性并非属于理论思维的范围，而是个人生存领域的事情。因此，就神秘性而言，信仰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上帝本身的属性如何”，而是“上帝何以与人类同在”。所以说，“神秘性”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意志和愿望而言的，而并非理论思维意义上的。

更需要强调的是，从人的理解能力来看，上帝的话语并不神秘；换言之，假如缺乏理解，人便不可能相信上帝的话语。然而，这里说的“理解”不是指“理性地理解”。布尔特曼举例说，我能理解“友谊”、“爱”和“忠诚”等品格意味着什么，也的确知道我个人分有的这些品格是神秘的，不得不怀着感激之情来接受它们，因为我之所以接受它们，既不靠理性的思维，也不靠心理学或人类学的分析，而只是坦率地为我个人的偶然相遇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早在他人给予友谊、爱和忠诚之前，我便在上述准备中理解了这些品格，因为它们是我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我是在渴求的过程中获得理解的。

同样的道理，我能理解“上帝的恩典”意味着什么；只要这种恩典尚未得到，我便渴求并接受；而当我得到了这种恩典，仁慈的上帝成了“我的上帝”，这一事实仍是一种奥秘，其原因并不在于，上帝是以某种非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自然过程的，而在于他与我相遇的方式的确不可思议——仁慈的上帝是以他的话语与我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