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论辩“适义基础命题”

通过批评基础主义和自然神学，普兰丁格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信仰上帝”理应属于“适义基础命题”，但不能据此推断，该命题是“无根据的”（groudless）。为解释这个论点，他展开了如下“命题类比”。

譬如，有下列三种性质不同的命题：

（a）我看见了一棵树。

（b）我今天吃过了早餐。

（c）那个人很痛苦。

不难辨别，命题（a）是关于感觉的，命题（b）是关于记忆的，命题（c）则涉及他人的精神状态。这三个命题所表达的信念可称为：“感知性的信念”、“记忆性的信念”和“关于他人精神状态的信念”。

普兰丁格指出，这几个命题虽然在典型意义上是“基础性的”，但若把它们看成“无根据的”，那就不对了。拿命题（a）来说，一个人有某种经验，才会相信自己看见了一棵树。在典型情形下，此种信念不必建立在其他信念的基础上，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根据。只要“我”获得了某种特殊经验，用齐硕姆教授^[32]的说法，“我以树的方式而被显现出来（my being appeared treely to）”，那么，这不仅在形成而且在证实前述感知性信念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作用。

据此可推断，就处于某时刻的某人而言，他的感知性信念满足下列条件便可被证实：（a）接受该信念没有违背任何认识论义务，也没有超出他的认识论权力；（b）接受该信念并没有给他的理智结构带来缺陷。因此，对某种可怀疑的信念来说，正是“我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以及其他境况）”，授予了某人相信的权力，并证实了他的信念。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怀有此类希望的话，上述经验便不仅是拥有这种信念的证明及其根据，而且是“广义上的信仰本身的根据”。

再来分析一下命题（c）。如果看到某人的举止流露出典型意义上的痛苦，我便可认为，他或她处于痛苦。同样的道理，我没有把该人的举止当做信念的证据，也没有从其他信念推论出“他或她很痛苦”，这就是说，我不必把该信念建立在其他信念的基础上。然而，和前述分析例证一样，在形成与证实信念的过程中，“我感到了该人的痛苦举止”也起着独特的作用。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命题（b）。

普兰丁格指出，以上例证里都有某种信念被看做“基本的”，而且是“适当意义上的”；都有可给予证实的境遇或条件；也都有能作出证实的根据——某种境遇或条件。因而，每个例证中都有某个真命题，可将其表述为如下一般形式：

在条件C下，S把P看做基本命题，这是可证实的。

显然，其中的C是随着P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P是这样一个感知判断：

我看见前面有一堵玫瑰红色的墙。

在这个判断里，条件C起码包括“我是以某种方式而被显现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可我却知道，自己戴着一副玫瑰红色镜片的太阳镜；或自己患有色盲，会误把周围的物体都看成玫瑰红色的，那么，再把上述判断当做基本命题便得不到证实了。显然，有关记忆的信念或命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譬如，我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经常闹笑话。

由此可见，就感知性信念或命题来说，“某人被适当地显现出来”，并不足以给予证实，还需要某种更进一步的、得以详细描述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普兰丁格只是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看法：某种信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称得上“适义基础命题”；这些条件就是指“与证实相关的根据”和“广义上的信念本身的根据”；在这种意义上，“基础信念”便不是或不必定是“无根据的”了。

那么，以上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关于上帝的信仰”呢？普兰丁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改革派认识论把这种信仰看做“适义基础的”，当然不意味着缺乏能作出证实的条件或境遇，或者说这种信仰是无根据或无理由的。

按照加尔文的说法，“上帝不仅揭示其自身，而且天天都在宇宙的全部作品里披露出来”；“神圣的艺术是在广袤无垠、井然有序、变幻多端的日月星辰中展露出来的”；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加尔文还指出，当面对一朵小花儿而陷入沉思，或仰视日月星辰而展开思考时，我们自身就有一种信仰的倾向，即相信“这朵花儿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博大奇妙的宇宙也是上帝创造的”这样一些命题。

以上说法表明，加尔文已认识到至少是暗自意识到，还有许多条件或境遇能激发人所固有的信仰倾向。譬如，读《圣经》时，一个人可能深有感触，上帝正对他说些什么；一个人知道自己做了虚假的、错误的或邪恶的事情，很可能想起上帝的说法，感到自己是有罪的，相信“上帝不允许我这么做”；经过忏悔和悔改，一个人可能会感到宽恕，相信“上帝饶恕了我的过错”。又如，一个人遇到大灾大难，可能会求助于上帝，这时他或她便会相信“上帝肯定能听到我的求助”；人们感到生活美满时，本能的感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这时有些人可能会感激上帝，相信“上帝确实值得感恩赞美”。

总之，能唤起信仰的条件或境遇是多种多样的，像有罪、感恩、危难，以及感受到上帝在场或说话、意识到宇宙的复杂结构等。关于上述诸多条件乃至更多条件的全面研究，很有可能形成一门“现象学”。(www.daowen.com)

当然，普兰丁格在此并无意创立这样一门现象学，他的目的只在于论证上述条件或境遇的存在及其多样性，以充分明确“相信上帝存在”这个命题的特殊性。由上述条件或境遇可见，刚才罗列出的诸多信念里没有一条意指“单纯相信上帝存在”，而是表达了这样一些具体的信念或命题：

（a）上帝正对我说话。

（b）上帝创造了这一切。

（c）上帝不允许我这么做。

（d）上帝宽恕了我。

（e）上帝是值得感恩和赞美的。

……

所有这些命题在切实的境遇里都是“适义基础的”，普兰丁格强调，信仰者正是把此类命题作为基础的，建立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信仰。

照这种观点来看，把“信仰上帝”说成“适义基础的”，也许不完全准确；更准确些说，称得上“适义基础的”是前述（a）——（e）之类的命题，它们都不证自明地蕴涵着“上帝存在”。所以说，作为适义基础命题的并非“上帝存在”这一相对高等或普遍的命题，而是那些具体描述上帝的某些属性或行为的命题。^[33]

普兰丁格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他还指出，假如带着上述结论回过头去考察作为类比例证的那些信念，即“相信他人、外界或过去的存在”，同样会发现，作为适义基础命题的也是一些特定的、具体的命题，而不是其更普遍、更抽象的表达形式。对于这一点，可借下列两组命题的比较得以说明：

A：（a）我看见了一棵树。

　 （b）那个人很高兴。

　 （c）我一个多小时前吃的早餐。

B：（a）这里有很多树。

　 （b）这里有很多人。

　 （c）这个世界又存在了5分钟。

当然，第一组命题直接地、不证自明地蕴涵着后一组命题，若把后一组命题说成“适义基础的”，尽管有些不严谨，但并不有损于逻辑。

关于“信仰上帝”，必须采取同样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信仰上帝”在较窄的意义上是适义基础的；但严格地讲，享有这种地位的或许不是该命题，而是像前述（a）——（e）那样的命题。可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信仰上帝”或前述命题（a）——（e）都是适义基础的；然而，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这些信念有其可证实的条件，或否定有诸多条件可给予那些把它们当做基础命题的人，以作出证实。因此，它们并不是无根据或无理由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