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证思路的形成过程

上述论证思路在普兰丁格那里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思索的结果。1993年，出版了一部当今英美著名基督教哲学家自传，名为《作为信仰者的哲学家——11位思想界带头人的精神历程》，其中收有普兰丁格的文章，“作为我生活一部分的基督徒生命”。我们借这篇思想自传可了解上述论证思路的形成过程。

据普兰丁格的回忆，他对“证据与有神论信仰”（evidence and theistic belief）关系问题的思考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其标志为下述三部（篇）论著。

（1）《上帝与其他精神》

该书出版于1967年，旨在推翻“证据论者”（evidentialist）对有神论信仰的否定。证据论者指出，有神论信仰之所以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信仰上帝”是没有证据的；或者说，它跟“罪恶的存在”这一明显事实相冲突。问题在于，有神论信仰的性质何在呢？所谓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证明”（rational justification）指什么呢？断言“某种信仰是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该书回答如下：“信仰上帝”的理性证明，就在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从认识论来看，“信仰上帝”如同其他的精神信仰；如果其他的精神信仰是合理的，那么，信仰上帝也是理性的。

以上回答出自这样一种方法论假设：若想解决有神论信仰的合理性问题，需要思考关于上帝存在的正反两方面争论；按照当代方法论观念，一个好的论点，不论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必须或多或少地具有确定性，使其前提和推论难以遭到理智的反驳。普兰丁格承认，这种假设其实仍属于某种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即作为一种总体思维方式的“古典基础主义”（classical foundationalism）。他形容道：和其他学者一样，我从喝母乳时就吸取了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该书的结论就是据此推演出来的。关于前述争论，虽然我现在的视野更宽广了，也希望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但该书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有神论信仰的理性证明，几乎没考虑到“合理性”概念本身的多义性、多变性以及混乱性。

（2）《信仰上帝是理性的吗？》

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条论辩思路：即使有神论者的大量论证一个也不能成立，即使没有“非循环性的证据”，“信仰上帝”也是完全合理的，目的在于表明，有神论者把“信仰上帝”作为“基础”——即不靠其他命题所提供的证据或论证而直接相信上帝存在，其合理性无可置疑。

但是，这篇论文仍未深入考虑“合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证据论者声称：“信仰上帝是非理性的”，他们所反对的到底是什么呢？普兰丁格回忆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无论有神论的诋毁者还是辩护者都是如此；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则使他向改革派认识论迈出了关键一步。(www.daowen.com)

（3）《理性与信仰上帝》

此文写于1979—1980年，构思期间，普兰丁格从语义上认真分析了证据论者的基本观点。证据论者的论点可解释为：因为“信仰上帝”缺乏证据，有神论者违背了“某种理智的责任和认识的义务”（a intellectual obligation and some epistemic duty），从而在典型意义上无法合理地证实“某人对某事无权为之却可以为之”。实际上，这种观点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古典基础主义，因为按照这种传统观念，认识者负有某种理智责任，即只有那些“和确定的事物相关的”命题才是可信的；近代证据论者则进一步明确，只有那些“不证自明的”命题才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使缺乏“命题所提供的证据”（propositional evidence），能否说有神论者违背了理智的责任或义务呢？一旦明白症结所在，普兰丁格以为，证据论者的观点便不难反驳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反问：为什么要假设这样一种责任——可信的命题只能以其他命题所提供的证据为基础呢？

正是抓住上述关键问题，普兰丁格找到了理论突破口，这就是“合理性”概念辨析。所谓的“合理性”本来就有两种不同涵义：（a）“证明意义上的合理性”（rationality in the sense of justification）；（b）“根据意义上的合理性”（rationality in the sense of warrant）。以上二义，可简称“证明”和“根据”。“证明”和“根据”的差异，深受中世纪哲学家的重视，但后来却在近代学者弘扬古典基础主义的凯歌声中被忘却了，而重新发现这种差异可谓当代认识论的重大成就之一，这将有助于澄清两个问题：（a）“知识”与“信仰”的区别何在？（b）造成二者区别的属性又是什么呢？

普兰丁格进一步指出，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即“证明意义上的合理性”，属于古典基础主义的观点，其特征是内在于理智的权力、看重理智的义务或责任。可是，如果转向第二种形式的合理性，即把“合理性”视为“根据”，那么，关于“信仰上帝是否合理”这个问题的思考，便和另一个“银河系”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认识论问题并非中性的，若要穷根究底，它便成了一个本体论的或神学的问题。

以上分析令普兰丁格深感有必要回溯新教信仰的源头——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家尤其是加尔文坚持认为，上帝早就在人心里注入了一种倾向，即在“某些广为实现了的条件”下接受关于上帝的信仰。从加尔文的整个思想来看，他所讲的就是“一种铭刻于每个人心灵的关于神性的感受”。正如人人都有自然倾向，可形成感性意义上的信念，在某些广为实现了的条件下，宗教徒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如下信念：像“上帝正对我说话”，“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上帝不赞成我做的事情”等。对某信徒来说，如果她在此类条件下形成了上述信念，不仅在典型意义上没有超出自己的认识论权力（即证明），而且也是有根据的。所以，按照宗教改革派或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那些把“信仰上帝”作为“基础信念”的人，完全可在上述条件下认识到上帝的存在。^[26]

以上概述可大致反映出普兰丁格的思路形成过程。接下来，我们主要依据“理性与信仰上帝”一文，具体展开他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