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三位知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宗教哲学研究简介

三位知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宗教哲学研究简介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3.三位知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弗卢的寓言:两个探险家从前,有两个探险者在一片丛林里发现了一小块开垦过的园地。用符号学的语言来说,P≡≡~~P。他首先承认,就立论根据而言,弗卢对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的诘难无可挑剔,但他想借另一个寓言来喻明自己的不同观点。黑尔指出,我们不妨先用弗卢所主张的证伪方法来检验一下“疯子的理论”。在疯子本人看来,众教授的言谈举止并不能否证他的理论。

三位知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宗教哲学研究简介

3.三位知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

(1)弗卢的寓言:两个探险家

从前,有两个探险者在一片丛林里发现了一小块开垦过的园地。这里长满了鲜花和杂草。甲说:“肯定有个园丁照看着这块园地。”乙不同意:“这里根本就没有园丁。”

于是,他俩安营扎寨,搭起帐篷,轮番观察。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园丁。甲又说:“这个园丁可能无影无踪。”然后,他们又用裸露的导线围起了一道电网,并轮流带着几条猎狗巡视(因为他俩记得H.G.沃尔所描写的那个“看不见的人”,虽然人眼无法看见他,但他有气味,有形体)。可是,没有任何尖叫声表明有人闯进来时遭到了电击,纹丝不动的电线也说明不了有个看不见的人爬了进来,几只猎狗也没有叫过。然而,甲还是不信服:“可这里是有一个园丁,他无影无踪,既感不到电击也没有任何气味或声音,他总是神秘地进来,照看着这个他喜爱的花园。”

最后,乙绝望了,对甲质问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你固执最初的看法呢?就凭你说的那个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永远不可捉摸的园丁吗?这和一个想像的园丁,和根本就没有园丁有什么不一样呢?”[17]

上述寓言出自英国基利大学哲学教授弗卢之手,它乍看起来酷似“隐身的花匠”,其实别有一番新意,这就是转而从“证伪原则”立论,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质疑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弗卢解释道,这则寓言使我们不难悟出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特有的“危险”和“弊端”,即“不可证伪性”。例如,“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是有目的的”,“上帝爱我们,犹如父亲爱子女”,这些貌似宇宙论伦理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不可证伪的。

一般说来,肯定某事物如此,同时相当于否定某事物并非如此。用符号学的语言来说,P≡≡~~P。因此,假若我们拿不准某人的论断,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所肯定,常用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设法找出与其论断相反的事实,因为如果他的说法真是一个论断或命题的话,那么,该论断或命题对相反的事实必然构成一个否定式;而且可以说,任何有悖于该论断或命题的东西,或能使断言者承认自己判断有误的事物,必定或部分或全部地存在于该论断或命题所否定的意域。所以,若能了解某个论断或命题的否定意域,我们便可把握其意义了,因为只要否定~P,便可得到P:~~≡≡P;反之,如果某个论断或命题无所否定,也就无所肯定,就不会是一个真的论断或命题。

正是根据上述原则,弗卢向有神论者提出了更严厉的诘难: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传统的神学命题,那么,能否列举条件或事实来加以证伪呢?因为真理需要检验,假如没有任何东西能证伪神学命题的话,它们便无意义可言,既不值得我们较真更不值得人们信仰。如同寓言所示,那个怀疑论者(乙)之所以绝望,对有神论者(甲)发出最后的质疑,无非是想挑明: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使你放弃固执的信念呢?你的最初说法几经检验,几经削弱,还称得上是一个关于事实或真理的论断或命题吗?

不信教的人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想不出某个或一连串事件来作为充足的理由,让那些老道的信徒承认,“根本就没有上帝”,或“上帝并不真正爱我们”。有人告诉我们,上帝就像父亲爱他的孩子一样爱我们。我们就不疑虑了。可我们后来见到,有个孩子患了喉癌,做不了手术而生命垂危。他的生父竭尽全力,快要发疯了,可他的天父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以示关心。于是,关于“上帝之爱”就有了某些限定,像“这不是一种单纯的人类之爱”,或“这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爱”,我们便领悟到,此类痛苦跟下述论断所讲的真理一点儿也不矛盾:“上帝像父亲一样爱我们(该论断后面还跟着许多转折词,但是、当然……)”。我们又没有疑虑了。然而,也许我们还有问题:“上帝之爱(适当加以限定的)”这样一个断言有什么价值呢?这种口头上的担保是真实的吗,它所要担保的是什么呢?试问:非得发生什么事情,才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或邪恶意义上)诱使我们而且(在逻辑上和道义上)让我们有资格来说:“上帝并不爱我们”,甚至“上帝不存在”呢?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直白的核心问题:对你们来说,非得出现或已出现过什么事情,才能对“上帝之爱”或“上帝存在”构成某种反驳的证据呢?[18]

(2)黑尔的寓言:牛津的疯子

弗卢的话音刚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黑尔(R.M.Hare,1919— )便登台回应。他首先承认,就立论根据而言,弗卢对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的诘难无可挑剔,但他想借另一个寓言来喻明自己的不同观点。这则寓言如下:

在牛津大学校园里有一个疯子,他深信所有的教授都想杀害他。为了消除他的这种念头,朋友们想方设法,把所有能找到的那些最和善、最受人敬重的教授们一一引见给他。每当这些教授里有人退休,朋友们便对疯子解释:“你明白了吧,他实际上并不想杀你;他跟你讲话时多亲切;你现在真该信了吧?”可疯子总是回答:“是吗,那只不过表明他像恶魔一样狡诈,其实他和别人一样,一直算计着我。我晓得这一点,才告诉你们的。”到最后,不管向他引见多少位善良的教授,也不论对他怎么解释,疯子的反映如故。

黑尔指出,我们不妨先用弗卢所主张的证伪方法来检验一下“疯子的理论”。这位疯子显然是被某种东西蒙骗了。问题在于,是什么东西在蒙骗着他呢?是某个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论断或命题呢?在疯子本人看来,众教授的言谈举止并不能否证他的理论。因此,根据弗卢的观点,“疯子的理论”也就没有肯定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就对待牛津教授的态度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疯子的想法”与“我们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差异;否则,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称为“正常的人”,而把他看成“疯子”。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黑尔回答,是不同的“伯利克”(bliks),疯子有一种不健全的“伯利克”,我们的“伯利克”则属健全型的。此处出现了一个新词“伯利克”。这是黑尔为阐释自己的观点而独创的概念。他首先强调: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并不是根本没有“伯利克”,而是具有一种健全的“伯利克”;因为任何争论必有双方——如果疯子有一种错误的“伯利克”,那些对牛津教授抱有正常态度的人就肯定有一种正确的“伯利克”。弗卢已经表明,“伯利克”并不属于某个论断或论断体系;不过,具有正确的“伯利克”还是非常重要的。[19]

接着,黑尔举了一个经验色彩浓厚的例子,试对“伯利克”的涵义与意义作出具体解释。他说:我自己开车时,有时会突然担心方向盘失灵,虽然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故,也十分了解汽车操作系统的制造材料,以及主要的故障原因。汽车操作系统的主要部件选用的都是性能优良的钢材,而方向盘失灵大多是由于钢制零件接口处脱节、钢制操纵杆断裂等等,可我怎么才能知道不会发生此类事情呢?真实的答案只能是:我无法知道。只是对钢材及其性能抱有一种“伯利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我相信汽车所用钢材的安全程度。

但是,我们也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失去了上述信任感而倾向于一种相反的“伯利克”,他对开车的态度又会如何呢?拿我来说,我就永远不会再开车。显然,一旦我抱有这样一种“伯利克”,不论多少次安全驾驶的例证都无法使之改变或消除,因为此类例证或检验毕竟是有限的,而我的“伯利克”与这有限数量的例证或检验是有可能和谐共存的。

进一步讲,别人当然可指出,我对汽车所用钢材持有的是一种不正常的“伯利克”,是荒唐可笑的;但这并不能否认我们各自的“伯利克”是不一样的,是有现实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必然导致我们各自的不同选择及其行为。在黑尔看来,这正是休谟哲学留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全部交流活动,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的“伯利克”;而关于世界的诸多“伯利克”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来予以消除的。[20]

虽然黑尔本人一直没有明确界说“伯利克”,但综合他那环环相扣的解释,从“疯子的寓言”经“开车的例子”到“休谟的启迪”,我们可大致把握这个独特的概念。一方面,所谓的“伯利克”显然是指一种“基本信念”,我们不妨借用传统哲学术语称之为“世界观”;另一方面,黑尔再三强调,这种“基本信念”或“世界观”具有绝对的“非逻辑性”和“超验性”,或用分析哲学语言来说,这种东西是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以上两点恐怕就是黑尔为什么不愿用现有的哲学概念而去重造一个新词的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正是立论于“伯利克”这个新概念,黑尔试图指明弗卢等人的宗教语言观的偏颇之处。如前所见,弗卢是完全站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边向传统的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发起挑战的。黑尔指出,弗卢等人所选择的这种哲学立场,其偏颇之处就在于,误把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看成“一种解释”(an explanation),即自然科学家们通常所理解或接受的那种意义上的解释。如果照此来看,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自然也就显得不合逻辑、荒谬绝伦了。譬如,对深受科学熏陶的现代人来说,谁会相信“上帝和阿特拉斯[21]一样顶天立地”呢?

可值得深究的是,能否把“神学命题”视同为“科学命题”呢?或者说,能否用“科学的解释”来取代“宗教的解释”呢?按黑尔的看法,这二者无疑是有明显差异的,不宜简单混同;更何况,这二者的表面差异之下还隐含着基本信念的分歧,即不同的“伯利克”。

没有“伯利克”,就不可能有解释;因为我们正是根据自己的“伯利克”才决定了何谓解释、何者不成解释。不妨假设,我们曾经相信,过去发生的一切纯属偶然。这当然不会成为一种断言;因为它是和任何正在发生或不在发生的事情相容的,也是与其偶然碰到的矛盾因素相容的。但是,假如我们抱有这种信念,我们就不可能去解释、预测或计划任何事情。这样一来,尽管我们不应对任何不同于某种较正常的信念的东西有所断言,可我们之间还是存在一种巨大的差异;而这也就是存在于那些真的相信上帝的人与那些真的不信上帝的人之间的所谓差异。[22]

黑尔总结道,我的寓言和弗卢的寓言相比,有如下重大区别:弗卢所寄意于的那两个探险者并不“介意”(mind)他们发现的那块园地,他俩之所以就那块园地争来争去,只是出于兴趣,根本不抱“关切”(concern);而我所说的那个疯子,却对牛津大学的教授们格外“介意”,我所讲的“那个作为驾驶者的我”,也对自己车子的方向盘十分“介意”,因为常有我所“关切”的人搭乘我的车子。换个角度讲,如果我是弗卢笔下的探险者,肯定会特别“介意”那块园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因为这里也就是我“发现了自己”的地方,我不可能分享那两位探险者的“超然态度”。

由此可见,对弗卢等人的挑战,黑尔的寓言及其阐释采取了这样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首先承认,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确是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的,但紧接着强调,此类不可证伪的语言或命题所表达的基本信念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3)米切尔的寓言:坚定的游击队员

这则寓言的讲述者是牛津大学哲学教授米切尔(Basil Mitchell,1917— ),他所代表的是第三种观点:既对弗卢等人的诘难还以质疑,又对黑尔的立场加以修正,力求说明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不但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是“一种不乏经验根据的陈述”。

战争时期,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有个游击队员某天晚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这天晚上,他俩彻夜长谈。陌生人对游击队员讲,他也是站在抵抗运动一边的,而且还是领导人;同时,他要求这个游击队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相信他。初次见面,陌生人的坦诚态度和坚强性格就给这个游击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他很信任那个陌生人。

可从那以后,两人再没有私下里碰过头。有时,朋友们告诉这个游击队员,陌生人帮助了很多抵抗运动成员,他就高兴地说:“他是我们这边的。”但有时,人们又看见那个陌生人身着警服,抓了不少游击队员交给敌方。这时朋友们就抱怨开了,可这个游击队员还坚持说:“他是我们这边的”,因为他依然相信,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陌生人并没有欺骗过自己。有时,他求助于那个陌生人,并得到了帮助,他便很激动;可有时,他的求助没有任何结果,这时他就说:“那个陌生人知道怎么办最好。”每当这时,朋友们便恼怒地问道:“你说,那个陌生人非得干出些什么事情,你才能承认自己错了,才能承认他不是我们这边的?”对于这种质问,游击队员总是拒绝回答,因为他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验证那个陌生人的真实身份。

最后,朋友们禁不住对他发牢骚了:“好吧,要是你所说的——‘他是我们这边的’,只不过是这么一种默认,那他还是赶快跑到敌人那边吧,越快越好!”

和前两个寓言相比,这则寓言更像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因为它有更现实的背景,更戏剧化的冲突。据米切尔解释,这个寓言的立意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作为主人翁的游击队员不容许任何东西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命题——“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这边的”,因为这将诋毁他的基本信念及其正义事业——抵抗运动。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那个自称领导者的陌生人,其身份和行为都是暧昧不明的,是与自己一夜间形成的高度信任感相冲突的。可在他看来,真正的信念及其事业怎能不经受充满冲突或矛盾的考验呢?

其次,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具体情节:当这个游击队员求助于陌生人却得不到任何结果时,他可作哪些选择呢?米切尔指出,他的选择不外两种:(a)据此断定,“那个陌生人不是我们这边的”;(b)坚持认为,“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这边的”。显然,以上两种选择都不缺少经验事实根据。问题在于,这个游击队员断然拒绝了第一种选择,而第二种选择又能坚持多久呢?

米切尔认为,对这种眼下尚无结果的事情,恐怕没有人能预先找到答案。目前只能判断:这首先取决于那个陌生人给游击队员留下了什么印象;其次取决于这个游击队员以何种方式去理会陌生人的所作所为。据此可想见,假如仅仅由于一时没有得到帮助,这个游击队员便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及其事业,那他将被看做一个不正常的、没有思想的人;可另一方面,他显然不能轻易作出如下解释:坚持“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这边的”,其根据就在于该人的诸多暧昧举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和某些稀里糊涂的宗教徒没什么两样了,无异于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这个游击队员充分体验到了某些经验事实的确与自己的命题或信念相冲突,那么,我们只能把他的说法或选择看做正常的、有理智的。米切尔强调:

我的寓言区别于黑尔寓言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个游击队员承认,很多事情可能而且确实跟他的信念发生冲突;而黑尔所说的那个对牛津教授抱有一种“伯利克”的疯子,却不承认任何东西跟他的“伯利克”发生冲突。有什么东西能跟“伯利克”相冲突呢?此外,这个游击队员有一种根据,使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有所依托,这就是那个陌生人的性格;而疯子对牛津教授抱有的那种“伯利克”却是毫无根据的。[23]

米切尔强调上述区别,是为了进一步回应弗卢等人的挑战。他就此阐明了两点:(a)弗卢等人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尖锐的、有深度的,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宗教用语或神学语言也必须构成“论断或命题”,譬如,寓言里游击队员的说法便构成了一个论断或命题——“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这边的”;(b)但弗卢等人对宗教用语或神学命题的看法是不尽中肯的,因为前述分析已表明,宗教论断或神学命题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可看成“一种解释”,譬如,这个游击队员的论断或命题就是对陌生人行为所作的解释,而且该论断或命题所表达的信念有助于解释陌生人活动背景下的那场抵抗运动。

从威兹德姆、弗卢到黑尔、米切尔,一连串富有哲理性的寓言,形象地喻示出了宗教语言或神学命题在意义问题上存在的主要解释难点。从晚近的宗教哲学论著来看,有关宗教语言或神学命题意义问题的研讨大多是围绕这些难点展开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当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希克创作的一则寓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后来的研究者为解释现存疑难而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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