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拓者提出的重大问题

尽管宗教经验研究目前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课题，但综观开拓者们在不同领域或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尝试，确能概括出一些值得重视、有待深究的思路和问题。这些思路和问题或相辅相成或前后相继，从探讨宗教经验对于个体生存和宗教传统的意义，一直延伸到终极关切与人类精神、文化形态乃至当代文化困境的关系问题。

按詹姆斯的看法，宗教活动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个人的宗教”和“制度的宗教”。无论就历史还是理论而言，“个人的宗教”都先于“制度的宗教”，所以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根本。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所谓“个人的宗教”就是指一个信徒对生活的“全部反应”，包括他的经验、情感、意志、知识和行为等；尽管宗教经验是神秘的，其神圣对象只能概括为“不可见者”，可一旦某人有了宗教经验，便能彻底“极化”或“磁化”人生，使他把握事物的本原和存在的意义。因此，宗教经验可看做“对人之本体的想像”。

如果说詹姆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宗教经验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那么，深层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发现的则是一条更深入也更开阔的思路，这就是宗教信仰与潜意识以及文化心理的关系问题。尽管他所做的尝试、特别是套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宗教起源的做法失败了，但这条思路的深度和潜力却通过其继承者荣格的探索初步展现出来了。

首先，荣格根据大量心理治疗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推断：就整体而言，人的心理或精神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宗教性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指整个心理或精神活动的动因，或者说人生意义的源泉。因此，对一个信徒来说，宗教经验的失落意味着其人格的破裂和生命的毁灭，或通俗地说，意味着精神不正常了。

其次，经过长期研究东西方神话、宗教传统和潜意识活动的关系，荣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宗教心理及其经验的功能实质上是不可还原的，因为此类功能来自“某个种族的神话联想或神秘意象”，即“集体潜意识的原始模型”；而某种宗教传统所信奉的神或上帝无非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原始模型的象征，即象征性地表达了“存在的本原”、“生命的意义”、“精神的统一”等。

上述假设深得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认同。在巨著《历史研究》（1934—1954，共12卷）里，这位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通过比较近六千年来的人类史，力图揭示诸种文明形态兴衰演变的基本模式，阐发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体系——文明形态理论。该书构思写作期间，正值深层心理学蓬勃兴起的年代。在汤因比看来，尽管这门学科起步不久，人文学界的评价不一，但现有成果已能证实，潜意识的确在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他借鉴荣格的假设，探讨了作为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宗教信仰和文明形态的深层联系。

按荣格的假设，潜意识主要有两个层次，“个人的潜意识”和“种族的潜意识”。汤因比据此推断，这两个层次之间很可能还有一层，它是由某种文明的社会经验积淀而成的，故可称为“社会的潜意识”；该层次之所以值得深究，因为它从根本上流露出了某个文明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或精神气质，这无疑有助于解释不同的文明形态及其兴衰原因。他还认为，无论怎么来划分潜意识，我们都可以断定，其终极层“是跟作为整个宇宙之根基的终极实在相同一的”，而各大宗教所信奉的“神或上帝”不外是对于“终极实在”的不同经验。^[83](www.daowen.com)

所谓“社会的潜意识”，在汤因比那里就是指晚近人文研究里常提到的“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他依据大量史料和文化比较研究力求表明：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集中体现于宗教传统；现存的各大宗教传统之所以能吸引众多信徒，就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人类的几种主要心理类型，从而满足了不同的信徒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下切身体验到的情感需要；所以，文明社会的全部活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主要是靠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这便是汤因比根据宗教信仰来划分文明社会的缘由。

和汤因比相比，蒂利希更注重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当代文化的精神困境，用终极关切说来阐释宗教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若想描述当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从两种剧烈冲突的精神运动入手，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社会精神”和处于抗争状态的“生存主义精神”。

自18、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精神便一直主导着整个西方社会，而现代文化的生活式样及其困境危机，就是这种精神片面发展的结果。从本质来看，工业社会精神是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直接反映。这种世界观在排斥宗教传统、抛弃神或上帝的同时，也随之丧失了存在的深度，疏离了人类的本性，结果使人蜕变为他所创造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或一种东西，犹如“宇宙机器”上的一只齿轮，要想不被碾碎，就得跟着运转。正是这样一种机械效应将现代人推入了可悲的生存困境，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切或终极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现代文化的弊端，消除存在与非存在、人性与非人性的矛盾呢？蒂利希认为，如果我们不否认所谓的宗教信仰就是终极关切的话，那就必须弥合宗教与文化之间的悲剧性分裂，重新发现人类文化的终极意义。

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the meaning‐giving substance of culture），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总和。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84]

要是这样来理解二者关系的话，便可防止把宗教与文化割裂开来的二元化倾向了。蒂利希指出，各种宗教活动——无论内心的还是制度化的，实际上都是以文化作为表现形式的；换个角度说，各种文化产物——不论来自人类精神活动的理论功能还是实践功能，其实都表达了某种终极关切。一句话，终极关切渗透于整个人类文化创造活动，遍及语言、艺术、科学、教育、道德、哲学等领域，其总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化的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