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普兰丁格：自由意志辩护论

普兰丁格^[18]的辩护旨在推翻麦凯等人的质疑。为此，他首先想澄清一个问题：麦凯等人的质疑到底何在？然后，普兰丁格针对这种质疑，借助现代逻辑学里的“可能世界理论”（theory of possible worlds）^[19]，提出了一种新的辩护模式，这就是有名的“自由意志辩护论”（the free will defense）。

（1）矛盾何在

如前所述，麦凯之所以把罪恶问题归结为一个悖论，就是因为有神论者同时相信下列3个自相矛盾的命题：

命题（1）：上帝是全能的；

命题（2）：上帝是至善的；

命题（3）：罪恶存在。

普兰丁格指出，如果把这3个命题称为“集合A”，而且说A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集合到底有什么矛盾呢？通过对另外19个命题的叠加式语义分析，普兰丁格得出了如下结论：

若按许多“无神论哲学家”^[20]的看法，集合A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种矛盾显然既不是“明显的矛盾”（explicitly contradictory），也不是“形式上的矛盾”（formally contradictory），而是属于“隐含的矛盾”（implicitly contradictory）。但是，要想证实这种矛盾的存在，还必须找到另一个命题P，该命题既要“必然真”，又能把集合A里3个命题联系起来，从而推导出“一个形式上矛盾的集合”。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一位无神论哲学家做到了这一点。

但普兰丁格清楚地意识到，指出上述不足，只能说明麦凯等人尚未证实集合A存在“隐含的矛盾”。要想推翻麦凯等人的质疑，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按照同样的逻辑思路及其原则来设法表明：集合A不仅不存在“隐含的矛盾”，反而具有“隐含的相容性”（implicitly consistent），或就广义的逻辑而言，该集合是可成立的。

（2）相容性何在

那么，怎么表明集合A具有“隐含的相容性”呢？在普兰丁格看来，解决此类问题虽有多种途径，但殊途同归，即致力于表明：某个集合S相容于“某种可能的事态”（a possible state of affairs），假如该事态是真实的，那么，集合S里的所有命题便是真的。这种证明程序在逻辑学上有时被称为“给出某个关于集合S的模式”（giving a model of a set S）。关于集合A所隐含的相容性，普兰丁格给出的解释模式及其推演步骤大体如下：

首先，确定论证目的。

若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知的”和“上帝是至善的”3个命题合并起来，那么，便可将上列命题（1）更换为：

命题（1）：上帝是全能的、全知的和至善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设法表明命题（1）相容于命题（3）——“罪恶存在”。前面提到，可行的办法就是找出某个命题r，如果命题r相容于命题（1），那么，命题（1）和命题r之和便蕴涵着命题（3）。

其次，找出命题r。

能达到上述论证目的的命题r如下：

命题（22）：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罪恶的世界，但他这么做是有充足理由的。^[21]

假如命题（22）相容于命题（1），那么，其推论为：命题（1）和命题（3）（以及集合A）是一致的或相容的。所以，某些有神论者一直试图表明命题（22）和命题（1）的相容性或一致性。

最后，比较两条不同的思路。

若要表明命题（22）和命题（1）的相容性或一致性，起码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可称为“自由意志辩护论”（free will defense），其做法是：设想出某种可能的事态，假如该事态得到公认，那么，全能的、全知的和至善的上帝便有充足的理由来容许罪恶的存在；另一条思路则是奥古斯丁所代表的“自由意志神正论”（free will theodicy），此种传统思路力求回答两个问题：上帝究竟有哪些理由，为什么说这些理由是充足的。这两条思路的异同可表述如下：(www.daowen.com)

自由意志神正论者和自由意志辩护论者都力图表明，命题（1）相容于命题（22），当然，假若如此，集合A便是相容的了。自由意志神正论者所尝试的做法是，找出某个命题r，使该命题与命题（1）之和蕴涵命题（22）；他还进一步断定，该命题不仅相容于命题（1），而且是真的。他力图告诉我们，上帝容许罪恶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不同的是，自由意志辩护论者虽然也力图找出某个命题r，使该命题相容于命题（1），并使二者之和蕴涵命题（22），但他并不断言，自己知道甚至相信命题r是真的。当然，自由意志辩护论者完全有权利到此止步，因为他的目的在于，表明命题（1）相容于命题（22），他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找出某个命题r，使该命题相容于命题（1），并使二者之和蕴涵命题（22），至于该命题是否真实，则另当别论。^[22]

通过上述比较，普兰丁格言明了这么几点：他提出的新解释模式是什么，该模式与传统神正论观念有什么异同，以及其思路和目的何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对该模式的具体解释。

（3）具体解释

怎么能达到上述论证目的呢？普兰丁格从“自由”的涵义说起。按照自由意志辩护论的理解，所谓的“自由”可表述为“就某种行为而言的自由”（being free with respect to a action）。普兰丁格解释说，如果某人就某种特定的行为而言是自由的，那么，做与不做，该人都是自由的，而不受任何前提条件或因果律的制约；并且，碰到问题时，他有能力作出选择——采取还是避免这种行为。这样来理解自由概念，并非与“不可预测”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可做出如下限定和区分：

第一，对当事人来说，你可预测，自己将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做什么，即便你在那种情形下可自由地干别的事情。而对外人来说，如果十分了解你的话，那么，我便可预测，你在某些条件下将采取什么行为；这并不意味着，就那种行为而言，你没有自由。

第二，就某人而言，如果某种行为将导致错误，正确的做法则是加以避免，或情形恰好相反，那么，我可以讲，这种行为是有道德意义的。譬如，言必行，对某人来说一般是有道德意义的，尽管其后果将使他拒绝入伍当兵。

第三，可这样设想：就某种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言，如果某人可以自由行事，那么，我们可以讲，他在某种特定场合下有“实实在在的自由”^[23]。

第四，必须把“道德方面的罪恶”与“自然方面的罪恶”区分开来，因为前者产生于人的自由活动，后者则另当别论。尽管二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但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的论证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几重限定和区分，普兰丁格阐明了自由意志辩护论的主旨要义，他称之为“关于自由意志辩护论的初步陈述”：

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的人有实实在在的自由（并自由自在地多行善，少作恶），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则根本没有自由，尽管其他方面一样，但前者比后者更有价值。上帝虽能创造出自由的人，却不能致使或决定他们只做正确的事情。因为如果上帝这么做了，他们就谈不上有实实在在的自由了；他们就不能自由自在地正确行事了。因此，为了创造出能行善的人，上帝不能不创造出能作恶的人；而且上帝不能既给予人们作恶的自由，同时又阻止他们自由地作恶。十分不幸的是，某些由上帝创造的、有自由的人，却误用了他们的自由；这便是道德方面的罪恶的来源。然而，某些自由的人有时会犯错误，这一事实既无损于上帝的全能，也无损于他的至善；因为上帝若要阻止恶的出现，只有在道德上祛除善的可能性。^[24]

（4）笔者的简要评论

现在活跃于宗教哲学论坛的英美学者，大多是在分析哲学的熏陶下成才的。所以，目前在英美宗教哲学界占主流的仍是分析哲学思潮。正是因为普兰丁格用分析哲学方法、尤其是现代逻辑理论翻新了传统的自由意志论，并针锋相对地回应了麦凯等人的质疑，他的自由意志辩护论在英美宗教哲学家中间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被他的同道——基督教哲学家视为罪恶问题研究的“新起点”或“里程碑”。

然而，若能超脱于分析哲学的浓厚氛围，我们可从普兰丁格那里发现许多值得思考或有待推敲的问题。这里，围绕普兰丁格的原始论点，仅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前面的概述表明，普兰丁格所提出的自由意志辩护论不但是“纯逻辑性的”，而且属于“一种弱势的逻辑辩护”。这里说的“弱势”，是相对于传统的神正论观念而言的。关于这一点，普兰丁格本人并不讳言。

如前所见，普兰丁格把奥古斯丁所代表的传统观念称为“自由意志神正论”，而把他自己的观点叫做“自由意志辩护论”。这两条思路之所以有重大区别，就是因为后者只满足于“表明集合A的相容性”，前者则远远超出了这种要求，力图说明上帝到底有哪些理由来容许罪恶存在。普兰丁格承认，二者相比，假如前一条思路行得通，显然比后者更令人满意，因为对有神论者来说，与其仅仅论证上帝可能有某种充足理由，不如知道这些理由是什么。^[25]

这就引起了一连串疑问：既然传统的神正论观念更能满足信仰者的求知欲，为什么将其弱化为“自由意志辩护论”呢？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神正论思路行不通呢？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普兰丁格对“上帝的理由”抱有某种不可知论态度呢？说到底，难道这仅仅是为了满足论证的低限要求吗？但问题不止于此，更关键的还在后面。

其次，作为一条纯逻辑的、弱势的辩护思路，自由意志辩护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把罪恶问题归结为“命题分析”，而有意回避或竭力淡化了其强烈的现实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合A的相容性，自由意志辩护论又能如何呢？能抵消麦凯等人提出的那种现实感很强的质疑吗？或能消除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人带来的无数痛苦、灾难以及困惑吗？关于此类问题，在普兰丁格那里也可找到明确的交代：

当然，无论某种辩护还是某种神正论，都不能给人任何提示，即表明上帝有什么理由容许某些特殊的罪恶，例如，你的某位亲朋好友很痛苦或去世了。此外，也无助于另一种相近的功能，即教牧功能。对某个信仰上帝的人来说，一旦面对生活中的罪恶，或突然间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了罪恶的程度和数量，他可能会经历一场信仰危机……^[26]

最后，就逻辑本身而言，普兰丁格的概念、论点及其论证也并非天衣无缝。例如，他关于“全能”概念的解释，显然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正统观念。那么，这究竟是“一种合理发挥”，还是“一种无意曲解”，抑或“一种自圆其说的语言游戏”呢？又如，在“上帝的全能、全知和至善”与“人类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上，普兰丁格明显主张一种非决定论的观点。这不仅令正统的神学家很难接受，而且遭到了世俗哲学家的严格挑剔，以致成为其整个论证过程中最易受到批驳的脆弱环节。

但在意识到上述诸多疑点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过普兰丁格等人的逻辑翻新，传统的自由意志论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对于现代形态的神正论来说，犹如注入了“一剂逻辑强心针”。关于这种影响，下面将要评述的“塑造灵魂论”便是明显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