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詹姆斯的“风险论”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是现代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他和皮尔士、杜威齐名，一起被看做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创始人。就思想特点而言，詹姆斯致力于实用主义哲学观念的通俗化，更注重现实生活里的价值问题，更倾向于为平民百姓著书立说，启发他们反省人生的境况、问题与意义。詹姆斯的主要著作有：《论信仰的意志及其他》（1897）、《宗教经验种种》（1902）、《实用主义》（1907）、《多元论的宇宙观》（1909）等。

（1）“理性证据”与“信仰选择”

和帕斯卡尔一样，詹姆斯也认为，就以往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逻辑争论而言，论争双方都没能拿出确凿的事实或证据。因而，“信仰之选择”在现有理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看做是一场充满风险的人生赌注。为了重估这场人生赌注的风险与价值，詹姆斯首先从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出发，对“信仰之选择”进行了全面分析。

任何推荐给我们信仰的东西，都可称为“假设”（hypothesis）；所谓的“信仰之选择”就是指在两种假设之间作出“决断”（decision）。事实上，我们一生可能会面临诸多类型的“信仰之选择”。譬如，就特定的境遇或具体的人来说，有些选择可能意义不大，而有些选择却能决定我们的一生；有些选择是没有出路的，而有些选择则是有生命力的，是充满现实可能性的；有些选择完全可以回避，但也有一些选择具有强制性，令我们不得不作出抉择，因为这时连“拒绝”也属于一种选择，即一种相反的或否定意义上的选择。

总括以上看法，詹姆斯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真正的选择”（genuine option）。

选择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划分为：（a）有生命力的或僵死的；（b）有强制性的或可回避的；（c）价值重大的或无足轻重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如果某一选择属于那种有强制性、有生命力而且还有重大价值的，我们便称之为真正的选择。^[87]

例如，基督教一神论就是这样一种真正的选择。“你是否信仰上帝”，这种选择首先描绘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对这一选择无法保持中立态度，因为若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便意味着拒绝神圣的启示；最后，这种选择本身将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得与失是无法估量的。

又如，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说，即使他不是“马赫迪”^[88]的追随者，马赫迪也不失为一种真正的选择；可马赫迪这个概念对西方读者来说却很难产生共鸣，这主要是因为，从西方人的情感本性来看，马赫迪的说法是缺乏生命力的。

在选择与证据的关系问题上，詹姆斯承认，假若我们已掌握充分的理性证据，当然应该相信事实，以证据作为选择的基础。可问题在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往往不可能为“信仰之选择”提供可靠的证据。因此，有必要区分下述两种情况：(www.daowen.com)

（a）对于那些并非“真正的选择”，如果证据不足或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势均力敌，我们可以暂缓判断，继续求证。

（b）但面对那些“真正的选择”，比如“是否相信上帝存在”，我们既不能中止选择也不能等候证据，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否定上帝存在的证据绝不会少于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这两类证据的抗衡状态是长期以来逻辑论战的结果，恐怕再过很久也难以改观。

那么，身处这种境况应当如何作出选择呢？按照詹姆斯的看法，这时就应该把信仰之选择的权力交给我们的情感，即凭借我们自己的“情感本性”（passional nature）来作出这样的抉择：应当信仰什么，哪一种选择会给我们的一生带来最大的益处。作为一个极重现实的哲学家，他坦诚相告：

简言之，我所维护的是这样一个论点：我们的情感本性不仅有权而且必须从诸多命题中断定一种选择，因为只要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其本质便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以理智的根据来作出决断；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说：“无须决断，尽可让问题悬而不决”，这和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决断，而且同样也带有丧失真理的危险。^[89]

（2）“信仰意志”和“信仰选择”

当然，詹姆斯清醒地意识到，上述关于信仰选择的看法难免遭到质疑。比如，有些哲学家坚持，如果没有充足的理性证据，就不可能从道义上确立任何信仰。在詹姆斯看来，这种批评意见诚然在信仰问题上表达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可如果被这种谨慎态度所困惑，以致缩手缩脚，总是不肯作出任何没有十分把握的选择，那无疑会使我们丧失许多真实的东西。

应当承认，人类的理解能力毕竟非常有限，况且就人类理智力所能及的认识范围而言，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事物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探讨。因而，我们理应正视所谓的失误或谬误，切不可因畏惧心理而裹足不前。回到信仰问题上，假若某种真正的选择最终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益处，那就不该由于惧怕可能出现的失误而情愿放弃无法估量的终极价值，而是应当凭借自己的“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来大胆地选择信仰，毫不迟疑地赌定“上帝存在”。

总而言之，信仰之选择犹如一场价值重大的人生赌注，而带有赌注性质的信仰生活无疑是充满风险的。詹姆斯建议，读者可通过反省怀疑论态度来重估这场人生赌注的重要价值。他的建议集中反映在下面这段颇有影响的论述里：

宗教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重大的选择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若选择信仰，我们从现在起就该获得某种无法估量的好处；若拒绝信仰，则全然丧失。其次，宗教还是一种有强制性的选择，这是和其好处相伴共存的。我们不可能靠保持怀疑、等待更多的证据来避免这场争端，因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虽然能在宗教并非真实的情形下避免谬误；可在宗教是真实的情形下，我们也将丧失好处，这一点如同我们实际选择了不信上帝一样毋庸置疑。打个比方，怀疑论者就好像一个想求婚的小伙子，只因无法完全确信那姑娘娶回家后能不能证明自己是个天仙，他就没完没了地迟疑不决。难道他并未放弃那姑娘可能是个天仙的盼头，不是和他放弃这种盼头而娶了另一个姑娘同样也算一种决断吗？因此，怀疑论并非逃避信仰之选择的办法；它也是一种冒有特定风险的选择。与其冒险步入谬误，倒不如冒险丧失真理——这就是你们的信仰否决者主张的立场。这种否决者投下的赌注实际上并不少于信仰者；他把赌注押在反对宗教假设的一边，正如信仰者赌定的是反对其立场的宗教假设。因而，若把怀疑论作为一种责任加以宣扬，认为我们必须固守此任直至发现宗教假设的“充足证据”，这无异于对我们说：面对宗教假设时，向我们对“它可能错”的恐惧投降，要比向“它可能真”的期望投降更明智一些、更可靠一些。所以说，拒斥一切情感并不是理智；惟有以某种情感为基础来建立理智的法则，这才算是理智。若真是这样，凭什么来保证这种情感就是最高的智慧呢？若以欺骗换取欺骗，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由于欺骗而受骗较之由于恐惧而受骗竟会如此糟糕呢？至少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证据；所以说，一旦我自己付出的赌注意义重大，令我有权选择自己所应承受的那份风险时，我就会拒绝这位怀疑主义的科学家的要求，决不仿效他所主张的选择方式。假若宗教是真实的，而它所需要的证据仍然不足，我并不希望用怀疑论这只“灭火器”来窒息我的本性（因为我的本性令我感到怀疑论毕竟和这种事情有关），从而使自己丧失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机遇去投身于赌赢的一方。当然，这机遇取决于我是否心甘情愿地承受风险，我出于情感需要而以宗教信仰看待这个世界是否有预见性、是否正确，并能否如此这般行动。^[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