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斯温伯恩的新论证

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1934—　），现任牛津大学哲学和神学教授，被英美同行称为“当代基督教的首席理性辩护士”。他的理性主义护教论思想视野开阔，推陈出新，自成体系，广泛综合了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等领域的成果，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命题，其成果形成了“一神论哲学三部曲”，即《一神论的一致性》（1977）、《上帝的存在》（1979）和《信仰与理性》（1981）。

斯温伯恩所作的“新版设计论论证”，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理性主义护教论思想特色。但由于该论证是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上列三本代表作的主题及其联系，以便把握他的整个辩护思路。

（1）著作主题和辩护思路

在“一神论哲学三部曲”里，斯温伯恩依次探讨的主题是：（a）“上帝存在”的语义何在，该命题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b）“上帝存在”是否具有真实性，能否在经验意义上评估有关该命题的正反两方面论证，以便从总体上判断“上帝存在与否”；（c）“上帝信念”与“宗教实践”的关系何在，因为借助理性可达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而非无可置疑的结论”（a probable conclusion，not an indubitable one），剩下的大量问题尚留待于宗教实践来解答。^[46]

显然，以上探讨程序可看做“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就理论而言，第二本书里的论证又是关键一环。按斯温伯恩的解释，《上帝的存在》的主题比《一神论的一致性》更有普遍意义。因为“上帝存在”的涵义何在，该命题是否具有一致性，这是专业的神学家或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而千百年来困扰着普通人（ordinary man）的问题则是：凭借人类经验所获得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该论断的真或假，即到底有没有上帝呢？^[47]

在《上帝的存在》里，斯温伯恩首先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论点：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一神论论证”，像宇宙论论证和目的论论证等，最好解释为“归纳论证”而不是“演绎论证”。因为就一个有效的演绎论证而言，其前提所确保的是结论，而在一个正确的归纳论证里，其前提只是对结论的肯定。如果说“科学的论证”就是，从杂多的、有限的、可观察的现象来推论出其不可观察的物质原因，那么，这种论证使用的就是归纳法。同样的道理，“上帝存在”是“一个极简单的假设”^[48]，可令我们预期各种很普遍的或较特殊的现象，因而要靠现象才能作出适当的判别；或毋宁说，“上帝存在”作为一种假设，和任何重大的科学理论一样，其可能性是靠每一类现象而一步步强化的，即“现象的总和”使之更可能而不是不可能。^[49]

为此，斯温伯恩共提出了六种“后验性的论证”：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意识论论证、道德论论证、根据奇迹和启示所作的论证、根据宗教经验所作的论证。下面，我们就以最有影响的设计论论证为例，看看斯温伯恩是如何立论的。不过，为避开《上帝的存在》里专业性很强的符号化表述，我们所用的材料主要取自斯温伯恩的思想自传——《一个自然神学家的使命》（1993）。

（2）“新版设计论论证”

在斯温伯恩看来，设计论论证有多种形式，其主要形式就是从“世间的秩序”来展开论证，即假定自然界的秩序性是与某些“最普遍的定律或法则”相一致的。但问题在于，那些最普遍的定律或法则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科学知识还不能准确解答的。就目前所知，科学可依据某种“较普遍的定律”来解释某些“狭义的规律或定律”，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最普遍的自然定律”，因为按照科学假说，现已发现的那些较普遍的定律都不能解释其自身的作用。从上述问题入手，斯温伯恩主要提出了如下论点。

（a）“简单的解释”（the simple explanation）的必要性。

从无穷的时空来看，确有必要对物体与定律的一致性作出“简单的解释”。定律并非事物，而是独立于物体的。如果说所有的物体都符合定律，也就是认为，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活动方式。譬如说，行星的运动符合开普勒定律，就是指所有的行星每时每刻都具有该定律所陈述的运动特征。因此，对于物体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具有的活动特征，即物体与自然定律的一致性，理应就其共同来源作出某种“简单的解释”。

斯温伯恩说明，他所关注的问题是：自然定律和自然事物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何在？宇宙及其自然定律可谓无所不在，以致易于令人忽视。可一般人没料到，“宇宙根本就不会出现”或“一直处于混沌无序状态”，都是很有可能性的。所以说，宇宙及其秩序性的存在足以让人惊讶，也确实超出了科学的解释能力。这种解释的局限性并非暂时现象，不能归因于20世纪科学的落后，而是科学解释的本质使然，因为科学的解释终止于“某种终极的自然定律和物质结构”。

（b）“一神论解释”的可行性。

作为一种假设，一神论能对宇宙的秩序性作出“简单的解释”，即认为质子和电子的有序活动方式来自上帝。按照有关假设，上帝肯定有力量做到这一点，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斯温伯恩解释说，秩序性不仅使宇宙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使人类学会控制与改变宇宙。因为对人类来说，只有存在简明的自然定律，才能预期事物的因果关系；假如不能预期，也就无法改变事物。

例如，只有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及播种、除草、浇灌等，才有可能发展农业；而且只有存在着易于把握的自然规律，才有可能获得农业知识。所幸的是，现存的人类作为“渺小的创造者”，通过自由选择而分有了上帝创造宇宙的活动。因此，“自然定律来自上帝”，这种“简单的解释”便成了一种合理的期待；否则的话，很难预期宇宙会展现出如此惊人的秩序性。

（c）“进化论解释”的不成熟性。

设计论论证流行于18世纪到19世纪初。那时人们觉得，动植物的结构难以思议。譬如，动物都能捕捉适于各自消化器官的食物，还能逃避天敌，它们的生理结构酷似复杂的机器，肯定是由某位设计大师组装起来的，同时还为它们设计了繁殖的能力。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突然中止了这种流行的护教论论证，从此作为设计师的上帝似乎显得多余了。

但斯温伯恩指出，进化论观点对设计论论证的否定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可深究下述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进化法则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进化法则遵循物理现象的基本定律。然而，为什么物理定律会导致进化法则呢？为什么一开始就存在原始的有机物呢？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原始物质从一开始就适于进化过程呢？

就上述问题中的“基本定律”和“原始物质”而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承认无法作出解释，或通过假设给以解释。首先，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存在“自然定律”或“物质能量”（因为二者分别是设计论论证和宇宙论论证的前提）；关键在于，为什么这二者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征：就像早已上紧了的发条一样，势必导致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出现。其次，既然科学的解释有其终止之处，要么将上述特征看成“终极的、非理性的事实”，要么则应超出科学解释的局限性，靠一神论假设来作出合理的解释。

晚近的科学研究很重视宇宙的高度协调性。宇宙大爆炸阶段，物质能量必须具备一定的密度和衰变速度；哪怕其密度和速度增减百万分之一，也会影响到宇宙能否具备生命进化的原始条件。比方说，如果总物质能量的衰变过程略快一点儿，便不会形成银河、星系或行星，以及适于生命的自然环境；如果衰变过程临近边沿时放慢一些的话，那么，宇宙早在形成生命前便自行崩溃了。同样，要能形成生命现象，诸多自然定律必须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维持其恒量。(www.daowen.com)

因此，如果以为诸多定律和最初条件只是偶然具备了某种产生生命的特征，这是极不可能的。上帝能给予物质和定律这种特征。如果我们能表明上帝有理由这么做，那么，就会支持这样一个假设：他这么做过。至此可再次得到的理由（除了宇宙的美感），也就是以前得到的那种理由，即为什么上帝的选择会产生一个在根本上有秩序的宇宙，为什么进化过程所产生的有感觉的、肉体化的存在者、尤其是人类都有创造价值，而人类自身又能对所应存在的世界种类做出有知识根据的选择。^[50]

（3）理论背景和动向

斯温伯恩之所以要用理性方法来重新论证宗教信仰，起因于他对一场重大冲突的反省批判，这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传统宗教世界观”的激烈冲突。

在斯温伯恩看来，尽管当代知识分子信奉不同的世界观，但他们的倾向都是“反宗教的”，这突出表现为“唯物主义世界观”跟“传统宗教世界观”的激烈冲突。所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指认同科学知识。因此，当代知识分子相信“进步”，“进步”则意味着遗弃宗教信仰，因为他们认为“道成肉身”之类的传统教义实属荒谬。

据斯温伯恩回忆，20世纪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读哲学时，深感困惑的倒不是唯物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冲突，而是教会当局不认真对待这场冲突。牧师们在教堂里虔诚布道，讲解经文，可他们讲的东西与现代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没有一点儿联系。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难道“道德真理”不纯属“主观意见”吗？为什么要从根本上假设“上帝存在”呢？对于此类难题，传道士只能简单回答：宗教就是“信仰”；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要信基督教而不是相反的世界观呢？

教会对于现代知识的懒惰、冷漠态度令我惊讶；尽管1954年联合王国人口中仍有多达20%的人进教堂，可我认为，除非基督教能更好地适应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事情便不会按教会的态度继续下去。^[51]

但更值得反省的是，前述“懒惰、冷漠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神学观，即认为“理性”无助于确立信仰。当代最有名的系统神学家都来自德语世界，他们在哲学上继承的是欧洲大陆传统，诸如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这些欧洲哲学家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论证草率”，倾向于“粗线条地描绘宇宙”而不作“精确的说明或透彻的证明”。因而，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适于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哲学”。在接受上述哲学传统的过程中，当代神学家又深受克尔凯戈尔观点的影响，即认为信仰是“非理性的”^[52]。

正是通过上述反省，斯温伯恩强调指出：

假如上帝很可能不存在，那么，你崇拜他或向他悔罪，便无任何意义。再假如现代论著里抛出了某些理性论证，也建议说，上帝很可能不存在，那么，便需要认真对待了，并指出这些论证的荒谬之处。因为忽视它们就是侮辱上帝，上帝给了我们理性，让我们在理论科学或实践科学中用于良好的效果。可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系统神学却没有对策来处理此类问题。^[53]

也正是抓住上述问题，这位“当代基督教首席理性辩护士”深感自己负有不可推脱的“学术使命”，这就是高度重视现代科学知识，以“精确的语义分析”来弥补欧洲大陆哲学的“草率论证”，用“科学的证明方法”来论证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命题”，让传统的自然神学在理智上重新赢得人们的敬重。

因而，斯温伯恩把自己早期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史、特别是科学哲学，出版了两本专著，《空间与时间》（1968）和《证实理论引论》（1973）。他回忆说，他经过研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明显事实：现代科学的重大理论和预测所关注的东西，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观察的范围”。例如，原子、电子和夸克之微小，而银河系、类星体和“大爆炸”的时空距离之遥远，都令人无法观察。如果固执“狭义的证实原则”^[54]，即坚持认为只有某种“可被观察所证实的”理论才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能否判定现代科学也是无意义的呢？这个判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诸种科学的理论（或假设）是在如下范围内被证实的：（a）它们令我们预期的是，在我们周围所能观察到的现象；（b）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这些现象了；（c）它们的理论是“简单的”。^[55]

通过辨析科学理论的“意义问题”和“证实范围”，斯温伯恩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任何一种“形而上理论”，譬如基督教的神学体系，都不过是“某种超科学的理论”（a superscientific theory）。这种说法的理由如下：

首先，各种科学理论力求说明的都是“某一类有限的事实”。例如，开普勒定律说明的是行星的运动；自然选择法则说明的是古生物化石和现存动植物的特征。

其次，还有某些“较高一级的科学理论”，它们或从原理上来解释那些低级的理论，或说明其研究对象的“原本存在状态”。例如，牛顿定律便是对开普勒定律的解释；化学原理则试图说明原始动植物的存在原因。

最后，形而上理论可看做“最高一级的理论”，它力求解释的就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原因，宇宙间存在的那些最普遍的自然法则，以及所有那些用低级法则所无法说明的特殊现象。问题在于，只要某种形而上理论能用日常词语表达出来，并具有“简单性”、能令人预期“可观察的现象”，这种“最高级或超科学的理论”便是有意义的、可证实的。

上述理论背景分析，既有助于理解斯温伯恩其人其学术，又可使我们具体把握晚近的设计论论证的一种主要动向，这就是着眼于科学解释的本质及其局限性，参照现代自然科学的证实标准，用现代分析哲学方法、特别是逻辑理论来“翻新甚至演算上帝存在证明”。

那么，如何评价斯温伯恩的“新版设计论论证”呢？这显然不应只从该论证本身入手，而是要触动斯温伯恩的“护教论体系”或“六个系列论证”。目前，这项难度很大的批判工作还无人尝试。英美同行说过，此公是个奇才，要跟他商榷，先得进修最新的科学知识、特别是逻辑理论。读过他的书再和他一起开会，笔者确有同感——他所用的知识证据和逻辑语言“太前沿”了，没几个同行能吃透拿准。

但笔者认为，如果从方法论上来看，此公不但不前卫，而且很保守，因为他所矢志的事业可谓“一项复古工作”，即复兴中世纪过后一直受冷落的自然神学思路。这样来看的话，商讨斯温伯恩的研究成果时，那些“最新的证据”和“前卫的逻辑”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关键在于，传统的自然神学思路能否行得通呢？我们在后面几章里将看到，许多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这条传统思路作过深刻的批判，像罗素、詹姆斯、巴特、汉斯·昆等等，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