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

1979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克雷格（William Lane Graig，1945—　）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叫《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该书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看法：早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前，一些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像肯迪（al‐Kindi，801—873）、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等，就阐发了丰富的宇宙论论证思想。这些思想明显不同于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宇宙论论证，即“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the 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

那么，什么是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呢？让我们先从名称说起。“凯拉姆”是阿拉伯词kalam的音译，原义为“语言”、“谈话”，后来在“凯拉姆学”里引申为“论辩的技巧或方法”。“凯拉姆学”，在阿拉伯文里又称“信仰学”、“教义学”或“认主学”（或称“认主独一学”），是伊斯兰教正统派的神学或经院哲学，其内容主要涉及跟伊斯兰教信仰有关的诸多问题，像关于真主的本质问题、真主独一与诸多属性的关系问题、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问题、《古兰经》的性质问题、天园与火狱问题、末日审判与后世生活问题、前定身世与自由意志问题、大罪与小罪问题、认识与信仰问题等。^[30]因而，所谓的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就是指伊斯兰教经院哲学里的宇宙论论证思想。

按克雷格的看法，托马斯式的宇宙论论证与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相比，二者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所论证的“第一因”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而不一定是时间意义上的；后者则是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来推论“第一因”的，因此，在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里，“第一因”是逻辑与时间的统一。为说明这一点，克雷格把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的推理过程概述为下列三段式：

（i）任何事物开始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原因；

（ii）整个宇宙或世界也有其存在的开端；

（iii）因此，宇宙或世界必有其存在的原因。^[31]

关于这个三段式，克雷格解释，前提（i）所表述的因果观念虽是各种形式的宇宙论论证必备的大前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强调了“存在”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开始”；作为前提（i）的逻辑延伸，前提（ii）则进一步肯定了“宇宙的存在”也有时间意义上的“开端”，从而构成了整个论证过程的关键一环。关于这个关键环节的可靠性，克雷格提供了4个新证据，其中两个属于“先验性的”，另外两个则是“后验性的”。(www.daowen.com)

接下来，我们着重评述一下克雷格提供的一个后验性的证据，因为这个证据取自当代天体物理学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宇宙背景辐射”，也称“微波背景辐射”，而这项发现在克雷格发表其成名作之时刚获诺贝尔奖，这是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一出台便受评论者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宇宙背景辐射现象是由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一起发现的，这项发现荣获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64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贝尔电话实验室通过号角式接收天线系统，第一次接收到了相当于3.5K的微波噪音。后来，经过一些科学家的合作研究，这一发现于1965年公之于世，定名为“3K宇宙背景辐射”。这项重大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大爆炸宇宙学”，证实了宇宙曾一度处于热平衡状态，而宇宙背景辐射现象就是早期的一次大爆炸的遗迹。因此，我们所认识到的宇宙确有一个起源的过程。这就为宇宙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观点。

在宇宙起源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振荡宇宙模型”和“大爆炸宇宙模型”。按前一种观点，整个宇宙所经历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即“膨胀→收缩→膨胀”。如果这个解释模式能成立，那就可以断定，整个宇宙目前还没有转入收缩阶段。而照大爆炸宇宙模型看来，整个宇宙的大爆炸只发生过一次，而且仅此一次；从此以后，宇宙体系不断膨胀，温度日渐降低，物质形态也依次变化，一直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大致了解上述理论背景，就不难理解克雷格为什么要用“宇宙背景辐射”来证实前提（ii）了。既然这项重大发现验证了“大爆炸宇宙模型”，那么，大爆炸现象便为“宇宙的存在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增添了一枚很重的“科学砝码”。正因为这枚砝码如此重要，不仅克雷格本人在其后来的大量论著里“言必称大爆炸宇宙模型”^[32]，而且其他认同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的学者也就此大做文章。例如，为了充分证明前提（ii），美国宗教哲学家莫尔兰德（James P.Moreland，1948—　）也从晚近的物理学成果里找到了两个证据，一个就是对大爆炸宇宙模型进一步说明，另一个则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解释。^[33]

由此可见，如何评价大爆炸宇宙模型之类的证据，便成了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对于此类证据，西方宗教哲学界的大多数评论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评价：如果科学家目前关于宇宙物质总量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此类证据便是可取的；然而，若像有些物理学家指出的那样，对人类来说，宇宙间至今还有大量未知的物质，它们或散布于尘雾或隐匿于其他星系，那么，我们眼下就无法判断前述两种宇宙起源理论的真假，而克雷格等人所借用的证据仍有待于天体物理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但在笔者看来，以上评价倾向似乎过于表面化、简单化了，因为它只涉及某个科学证据本身的真假，而没有深入反思科学证据与论证对象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宇宙论论证的特征在于，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上帝存在。从传统的论证到克雷格等人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经验证据的理解及其运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从着眼于宇宙或世界的某些普遍特征转变为具体阐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实际上，克雷格等人的做法并非什么新举措，而是近代科学兴起以来便在宗教哲学领域广为流行的一种方法论倾向。但从近几百年来的有关争论来看，正像简单地用科学来否定宗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样，照搬这样或那样的科学证据也未能从根本上巩固“上帝的地位”。这就向争论双方提出了一个值得慎思的问题：既然科学并非惟一的认识手段或万能的证明工具，那么，是否只有首先辨明宗教与科学的异同，才能恰当地把科学证据用于宗教哲学论辩呢？

论及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我们之所以从克雷格等人的证据一直扯到科学与宗教的划界问题，主要目的在于，不想驻足于对个别观点的评价，而是借此找出一些尚待推敲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会在后面的许多章节里反复出现，所以，我们有必要尽早有所意识，以便带着它们逐步深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