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里坦论“六条认识途径”

关于经典形式的宇宙论论证的得失利弊，以往的评论大多“就事论事”，即专就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证明本身进行的。对于这种做法，当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新托马斯主义^[26]的领袖人物马里坦（Jacques Maritian，1882—1973）颇有异议。所以，他力图从整体上来重新阐释托马斯·阿奎那的“五种证明方式或五条认识途径”的主旨要义。

（1）辩护：“五条认识途径”

马里坦指出，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典论证里，“原因”这个概念是有其充分而深刻的本体论涵义的，即用来表达“存在的派生性”。这就使我们的理性可推知“初始因”（prime cause）。“初始因”就是指“绝对的、无限的超越者”，而“原因”和“存在”、“善”、“理解力”等概念一样，只有借助于“类比”或“事物之镜”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概念只是意指“上帝类似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但“上帝”和“事物”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上帝本身”是不可把握的。

照马里坦看来，正因以上主旨贯穿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典论证，他所提出的“五条认识途径”是不会被任何批判观点所动摇的。可悲的是，近现代哲学家们恰恰误解了上述主旨。例如，笛卡尔以为，所谓的本体论论证就是从“关于无限完善者的观念”推论出“无限完善者的必然存在”。而康德在批判本体论论证时，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笛卡尔所作的论证根本就谈不上是“证明”；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其他证明形式，都有赖于本体论论证的有效性；既然本体论论证不可能成立，其他证明形式也就无从谈起了。针对上述误解，马里坦指出：

显而易见，托马斯·阿奎那的五条途径并非始于“无限完善的存在者”的观念；它们是按相反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始于诸多确凿的事实，既十分普遍又完全不可否认；它们是从这些事实推论出“第一因”必然存在的，第一因是无限完善的。在这种证明过程中，无限之完善并非位于起点，而是处于终点。^[27]

（2）发挥：“第六条认识途径”

对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典论证，马里坦不但予以辩护，而且加以发挥。他深信，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关于上帝的认识途径也不止托马斯·阿奎那所指出的那些。对现代人来说，科学所提供的另一条认识上帝的途径或许更有特殊意义。这就是马里坦在许多论著里一再论证的“第六条途径”（sixth way）。

现代科学何以能为认识上帝提供一条新途径呢？马里坦首先明确，这条新途径并不是科学本身告诉我们的，而是来自“科学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即“关于现象的科学”，虽然局限于经验领域，却能在以下“双重意义”上证明“上帝的存在”。

（a）假如大自然是不可理解的，那么，便没有科学可言。

大自然并不是在完全的或绝对的意义上可理解的，各门科学的任务也不在于解释大自然本身的可理解性。毋宁说，各门科学都是以某种间接方式来认识自然界的，它们涉及的只是“经验范围内的自然”，其间接性就表现在，大自然既浸透于可观察、可计量的材料，又被这一类材料所遮掩，因而被转译成了“数学意义上的可理解性”。

然而，“大自然的可理解性”不能不说是所有的“现象科学”的根据所在。也就是说，这种可理解性首先是诸种“规律”的根据，因为科学对于现象的认识是遵循规律的；其次更是各种“解释体系”的根据，因为科学是运用各种符号、理想实体或代码语言来进行观察和计量的。(www.daowen.com)

问题在于，假如事物不出自“某种理解力”，它们何以成为可理解的呢？马里坦仿效托马斯·阿奎那的推论：归根到底，必定存在着“第一理解力”（prime intelligence）。所谓的“第一理解力”在纯行动上就是“理解”与“可理解性”，就是“理解力的第一原则”和“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秩序”以及“规律性联系之复杂网络”的原因。

这样一条认识上帝存在的途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五条途径的一种演变。其影响曾隐现于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并不玩骰子”，这句话无疑是在纯喻义上使用上帝一词的，即仅仅意指：“自然并非产生于骰子的一掷之中”，可就是这个事实内含着公设：神圣理智的存在。^[28]

（b）假如不存在“第一理解力”，那么，便没有人类理智可言。

这可以说是科学提供给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认识方法，即哲学的、与人类理智相关的。各种“现象科学”以及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方式，不断使观察和计算趋于精确化，以致形成了越来越系统化的诸多符号体系。这一方面证明了人类在经验领域的理解力是惊人的，另一方面则表明人类的理解力是不完善的，因为我们在理解自然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于多种多样的知识，而且所有的知识门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人类的理解力既然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不可能生成于物质，也不可能是自存的和无限的，那么，便必然存在“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来源”；换言之，对人类的理解力来说，“原初的、超越的和绝对完善的理解力”乃是必然的需求；如前所释，这里说的“第一理解力”不但就是“纯理解”（pure intellection），而且其存在就是其自身的“理解”。马里坦解释，这种认识上帝的方法是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第四条途径”演变而来的。

（3）评价线索上的启发

作为新托马斯主义的学术带头人，马里坦自然要“惟圣托马斯·阿奎那至尊至大”。他的辩护如此，理论发挥也是一样。关于他所提出的“第六条认识途径”，我们可结合后面将要评介的“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和“斯温伯恩的新版设计论论证”，一起反省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帝存在证明”和“现代科学水平”的关系。这里只就如何评价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论证提出一点意见。

如果不因学术观念保守而轻视马里坦的辩护意见的话，至少可得到这样一条值得考虑的评价线索：托马斯·阿奎那的“五种证明形式或五条认识途径”，在《神学大全》里的确是一块儿提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就提到，集中于第一卷的第1部第2题第3讲）；因此，或许像谙熟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马里坦所判断的那样，所有这些证明形式或认识途径不但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有其不可忽视的“本体论立意”；假如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以往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倾向便有待推敲了，譬如，能否把第二、三种证明从其整体里游离出来，单独加以评价呢？一旦撇开其本体论立意，能否触及宇宙论论证的要害呢？

就上述问题而言，马里坦的辩护观点可得到学术观念开放的蒂利希的有力支持。蒂利希认为，在西方宗教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古典方法，即“本体论方法”和“宇宙论方法”。后来提出的一些方法，像道德论证、经验论证等，事实上都没有超出这两种古典方法，要么倾向于本体论方法，要么偏重于宇宙论方法，要么则调和二者，兼而用之。因此，这两种古典方法在整个宗教意识发展史上一直并存，互相抗争，时分时合。通过历史考察和学理批评，蒂利希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i）本体论方法对于各种宗教哲学立场来说都是基本的；（ii）宇宙论方法若不以本体论方法为基础，势必在宗教与哲学之间造成毁灭性的分裂；（iii）宗教哲学研究只有以本体论方法为基础，辅以宇宙论方法，才有助于调和宗教传统与世俗文化的矛盾冲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