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代哲学阶段

（1）笛卡尔的论证

一般认为，本体论论证的第二阶段始于笛卡尔。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生于法国都仑省拉爱城，早年进入耶稣会公学，主修神学和经院哲学，同时学习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虽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业，却对教会学校的传统说教深感不满，决心投身社会，从“世界这本大书”里寻求真学问。尽管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军旅、游历、隐居等，但这位好学深思者一直保持探索精神，终以丰硕的成果垂名于数学史和哲学史。

在数学上，笛卡尔将代数方法引入几何学，发明了坐标几何。在哲学上，他被公认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指导心智的规则》、《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靠其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笛卡尔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实践哲学”，使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统一起来，而本体论论证就是其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笛卡尔在哲学方法上推崇“普遍怀疑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形而上学里首先提出了“哲学研究的第一原理”，继而推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在他看来，虽然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可怀疑的，但有一件事情毋庸置疑，这就是“我在怀疑”。“我在怀疑”就是指“我在思想”；既然“我在怀疑或思想”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正在怀疑或思想的我”便存在无疑了；因此“我思故我在”。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哲学研究第一原理”。

笛卡尔进一步指出，一旦对我所怀疑的东西进行思考，便会明显意识到“我的存在”并不完满，因为认识比怀疑更完满。这就是说，在我心里还有“一个比我更完满的实体”。那么，这种实体观念从何而来呢？不言而喻，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因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它也不可能来自我的思想，因为完满的东西不可能依赖于不完满的东西。所以，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这种实体观念来自“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即上帝。笛卡尔的原话如下：

接着我就对我所怀疑的东西进行思考，并且想到因此我的存在并不是完全完满的，因为我明白地见到，认识比起怀疑来是一种更大的完满性，于是我就思量来研究：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关于比我自己更完满的东西的思想的？我很明显地知道，这应当是从一种事实上更加完满的本性而来的。至于我对于许多在我之外的事物的那些思想，譬如对于天、地、光、热以及千千万万其他事物的思想，我不必费多大气力就能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既然在它们中间看不出任何我觉得使它们比我更优越的东西，我就可以相信：如果它们是真实的，那是由于它们依附于我的本性，因为我的本性具有某种完满性；如果它们不是真实的，那是由于我从虚无中捏造出它们来，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在我心中，是因为我有缺点。可是说到一个比我这个实体更完满的实体的观念，情形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因为要从虚无中捏造出这个观念，那是显然不可能的事。因为说比较完满的东西出于并且依赖于比较不完满的东西，其矛盾实在不下于说有某种东西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所以，我是不能够从我自己把这个观念造出来的；因此只能说，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来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就是说，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上帝。^[8]

上述论证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存在”明确地规定为“属性”

或“宾词”。按照笛卡尔的推理，既然上帝是指“一种最完满的实体”，那么，上帝自然具有“存在”这种属性；换言之，“上帝”观念里必然含有“存在”这个宾词。所以，相对于安瑟尔谟的经典论证形式，这种推断一般被看做“本体论论证第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此类论证也被冠名为“笛卡尔式的本体论论证”。

作为一个身栖哲学与数学两大领域的思想家，笛卡尔善用数学语言来表述本体论论证。他指出，正如一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肯定等于两直角，上帝肯定具有“存在”这种属性；一个三角形若无上述属性，便不是三角形；同样，上帝若不真实存在，也绝不会是上帝。由此可见，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就像几何学证明一样具有确定性。这两种证明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三角形的证明”不能推论出“三角形的存在”，但从“上帝的证明”却能推论出“上帝必然存在”，因为“存在”是上帝的本质属性，而对三角形来说则并非如此。

如果假定了一个三角形，它的三只角就必须等于两直角，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发现任何东西使我确知世界上有三角形，而另一方面，当我回转来考察我的关于一个完满的实体的观念时，我发现这个观念已经包含了存在，情形正如在一个三角形的观念中已经包含了它的三只角等于两直角，或者在一个球形的观念中已经包含了球面任何一点都与球心等距离一样，甚至于还要更明白一些。因此，说作为这个如此完满的实体的上帝是有的或存在的，这个命题至少与几何学上的任何一个证明同样地确定。^[9]

（2）伽桑狄的批评

如同安瑟尔谟的理论遭遇，笛卡尔的本体论论证也受到了其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杰出的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Gazzendi，1592—1655）。

伽桑狄出身于法国普罗旺斯省的一个农民家庭。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他被授予神甫，在教会大学讲授哲学，但因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而引起教会当局的强烈不满，以致被迫辞职。此后，他开始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并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有浓厚兴趣。1628年，他在巴黎结识笛卡尔。笛卡尔发表《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后，伽桑狄写了《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这部名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角度，全面地批评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其中包括对本体论论证的反驳。伽桑狄的主要著作还有：《亚里士多德异议》、《伊壁鸠鲁哲学汇编》、《哲学汇编》等。

就哲学观念而言，伽桑狄倾向于伊壁鸠鲁（Epicuros，公元前341—公元前270）的原子论。因此，他是本着一种素朴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笛卡尔的本体论论证的。按他的看法，笛卡尔只从“人们心中的实体观念”来论证“上帝必然存在”，这是很难成立的。

首先，从认识根据来看，任何观念都是外在事物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应首先存在，我们才能谈论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譬如，是否具有“完满性”。

观念的实在性的原因是被观念所表象的事物本身。(www.daowen.com)

事实上，不存在的事物既没有完满性，也没有不完满性。^[10]

其次，就上帝观念而言，人们赞美上帝时，通常用来描绘他的完满性的那些词，像永恒的、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实际上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我们习惯于加到上帝身上的所有这些高尚的完满性似乎都是从我们平常用以称赞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里抽出来的，比如持续、能力、知识、善、幸福等等，我们把这些都尽可能地扩大之后，说上帝是永恒的、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完全幸福的，等等。^[11]

以上论述表明，伽桑狄主要是抓住认识来源问题来批评笛卡尔的本体论论证的。需要指出的是，他所作的批评出于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关于这一点，对伊壁鸠鲁哲学很有研究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表面看来，伽桑狄似乎从根本上否认了“上帝存在”，可实际上他却“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知识相协调，使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应”^[12]。

因而，伽桑狄最后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推崇伊壁鸠鲁，相信感觉经验，可身为天主教徒，他又不能背叛上帝。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后人显然可以从伽桑狄所处的文化背景、特别是他的经历和信仰来作出合理的解释。

（3）康德的彻底批判

说到对笛卡尔本体论论证的批评，绝不能落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众所周知，在大师云集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里，康德算得上是顶尖人物。读过康德思想评传的人都会留下如此印象：他深居简出，潜心学问，执著探索，成就显赫，留下了传世名著“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康德所建立的“批判哲学体系”，首先着眼于认识论的关键问题：人类知识何以可能？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全部人类知识被分为三大类：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他对本体论论证的深刻批判见于“形而上学部分”，即书中的“先验辩证论”。

“先验辩证论”里专列一节，就叫“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的不可能性”。康德首先指出，有关“绝对的或必然的存在”的观念，即上帝观念，实际上属于“一种纯粹理性的假设”。这便意味着：就客观实在性而言，上帝观念是远远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要求的经验事实所证明的。可在过去的研讨中，一代代思想家却只是想方设法地论证上帝存在，从未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上帝观念能否成为并何以成为我们的思维对象呢？

因而，以往的大量本体论论证仅就“先验性的概念”大做文章，一味谈论“上帝不存在的不可想像性”，实际上，此类做法根本无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种判断所必需的诸多条件。康德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条件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依据这些条件才能断定：我们是否有所思维、正在思考什么东西；而传统的本体论论证所犯的通病正在于，忽视了上帝存在证明所必需的诸多条件，这就使论证者们难免“空而论道”甚至“无所思维”。

具体而言，传统的本体论论证之所以难以成立，首要原因在于，它混淆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必然性”，即“逻辑上的必然性”与“现实中的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常用几何学之类的例子来支持本体论论证。康德敏锐地指出，此类例证无不来自“判断”，而不是取自“事物及其存在”；然而，“判断上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并非就是“事实上的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像“三角形必有三只角”之类的例证，对许多思想家之所以有强烈的迷惑力，就是因为此类论证误把“存在”纳入了关于事物的“先验概念”，再按“同一律”推论出了对象的必然存在。康德就此分析道：

在一个同一的命题里，假如我删除宾词而保留主词，这会产生矛盾；因此，我可以说，宾词必然属于主词。然而，假若我把主词跟宾词一块删除了，则没有任何矛盾；因为这时已没有任何矛盾的东西可言了。假设一个三角形，接着又除去它的三只角，这是自相矛盾；但是，把这个三角形及其三只角一起除去，这没有什么矛盾。就绝对的必然的存在而言，其概念也是如此。^[13]

这样一来，康德便破除了千百年来的本体论论证所炮制的“一个逻辑神话”，即“否认上帝存在，势必自相矛盾”。但康德的批判思路并未就此打住，而是想根除本体论论证的现代形式——“笛卡尔式的本体论论证”。如前所述，笛卡尔曾把“存在”直接看成“属性”或“宾词”，从而使本体论论证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因此，康德的举措就在于，通过严格界定“存在”来终结笛卡尔所引起的这场空洞无聊的逻辑论争。

显然，存在并非实在的宾词；也就是说，它不是关于某物的概念，可给某物的概念添些什么，它不过是按照某物或某种具有确定性的自我存在而对它们所作的设定。^[14]

按照康德的理解，所谓的“存在”在逻辑判断里只不过是一个“连系动词”。譬如，在“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这个命题里，“存在”只是设定了宾词与主词的关系，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宾词或属性。正是讲到这里，康德写下了那个被后来的哲学史教科书久引不厌的幽默比喻——“口袋里的银币和想像中的银币”。这个比喻如下：

我口袋里的一百块“泰拉”（thaler，德国旧银币）和概念中的一百块泰拉相比，虽不多分文，可对我的经济状况来说，二者的影响却大不一样。我口袋里的一百块泰拉是实实在在的，因而不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内含于我的概念，而是在“综合的意义”上被加入了我的概念。可是，我想像中的一百块泰拉，即使真的存在于我的概念之外，也无助于改善我的经济状况。所以说，想用笛卡尔式的本体论论证来确认上帝的必然存在，岂不像一个商人根本没做成生意，而想靠“账簿上的收入”来增加他的实际财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