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宗教哲学研究:方法论批判的关键环节

宗教哲学研究:方法论批判的关键环节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关于“方法论批判”“哲学”是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反思活动”。当然,这里指的“史实”不但要和“我们”有关系,而且要跟“哲学上的方法论批判”相关联。重读冯先生的英文名著《中国哲学简史》[31],他在谈到引进西方哲学的意义时指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长远贡献在于“逻辑分析方法”。

宗教哲学研究:方法论批判的关键环节

2.关于“方法论批判”

哲学”是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反思活动”。所以希克言称,“宗教哲学”属于“二阶性的理论活动”(a second‐order activity),也就是说,宗教哲学家的研究工作应与其对象或内容“保持距离”,像宗教教义、神学体系以及这二者赖以产生的宗教经验、崇拜行为等。[30]照此说法,本书的探讨——“宗教哲学研究”便属于“三阶性的理论活动”(a third‐order activity)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反思的是“以往的宗教哲学思想特别是研究现状”,故可称为“反思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三阶性的活动”所要“再反思”的就是“治学方略”,或通常说的“学术”;而这种“再反思”的首选对象无疑应是“先进典型”。所以,本书试以当代英美宗教哲学界的研究现状为主要参照背景,效法目前领先的宗教哲学观,抓住前述几层意义上的关键环节,力求进行尽可能客观、全面和深入的方法论批判,以期在学术上多有收获,如当代宗教哲学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前沿课题”,这些问题的由来或背景,在这些问题上主要有哪些不同的立场或倾向,它们各自的根据及其合理性何在,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和争论焦点何在,关于它们还有哪些相对客观(或称“局外人的”)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以及现存的争端、主要的疑难、晚近的动向等。

上述收获的学术价值本来是无须多谈的。可是也许有些读者还心存疑惑:这种主要就西方宗教哲学成果所做的“再反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可取的方法论意义呢?尽管笔者在前面讲了几点,也还有不少理由或心得可谈,但摆出再多的道理,也不如让“史实”说话。当然,这里指的“史实”不但要和“我们”有关系,而且要跟“哲学上的方法论批判”相关联。

略知当代中国学术史的读者都清楚,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主要是由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学者创建起来的。这就留下了一个至今仍发人深省的学术问题:古老的中国文明无疑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其思想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可为什么迟迟才有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呢?这个问题不好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回答,让我们求教于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先生的早期论著。

重读冯先生的英文名著《中国哲学简史》[31],他在谈到引进西方哲学的意义时指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长远贡献在于“逻辑分析方法”。佛学道家都用“否定的方法”(the negative method)。相反,西方哲学用的分析方法可称为“肯定的方法”(the positive method)。否定的方法要消除差异,说明对象“不是什么”;肯定的方法则想辨别差异,说明对象“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从佛学那里引进否定的方法并不重要,因为这在道家那里早就有了,不过加强一些而已。然而,引进肯定的方法的确再重要不过了。这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将改变中国人的整个思想。但冯先生强调,肯定的方法不会取代否定的方法,只是给以补充。(www.daowen.com)

引进西方哲学,重要的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其方法。冯先生借“点石成金”这则典故比喻说,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用来点石成金的指头”,中国人需要的就是它。正因如此,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诸多分支里,首先吸引中国人的是逻辑。早在严复翻译穆勒的《逻辑学体系》前,李之藻就和耶稣会神父一起翻译了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诸多学派里,名家近些年来首先得以具体研究。胡适写了《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梁启超对名家和其他学派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32]

借鉴西方哲学方法来重建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以上见解真实地表达了一代学者的宏大抱负。张岱年先生的早年论著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在1936年发表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里,张先生开宗明义,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理性论,为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如欲成立一个精密的哲学,更需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关于解析法,张先生评价道:

解析法之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消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治哲学之基本工夫,实在于解析;厘别不同的意谓;剖分复杂的事实。

解析似不为中国哲学所注重,中国哲学在此方面可以说颇缺乏。但正因中国哲学缺乏此方面,现在乃更应注重。然中国哲学中亦非全无解析,上古公孙龙即颇重解析,中世朱子亦有重解析的倾向,而清代戴东原尤重解析,以为“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这种潜伏的注重解析之流,我们应扩充而发展之。[33]

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堪称重建中国哲学史的一代宗师。在他们的早期论著里,力主借鉴西方哲学的先进方法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之不足,实属与当时国际哲学界相接轨的真知灼见。他们的事业已成就了。笔者提到这段史实,纯是为了从学术前辈那里领受开创一门学科的历史经验,而绝不意味着本书的探索可跟他们的工作相比。不过,身为一名已在北大燕园扎根留守三十多年的学子来说,笔者一向怀有如此期望:向身边的老先生看齐,效法他们的治学精神,追随他们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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