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关键环节”

尽管当代英美宗教哲学家的现有成果存在前述“落差”或“距离”，但其涉猎的范围已很广泛，研讨的内容也相当复杂甚至显得“烦琐”。关于这两点，前述《指南》已给读者留下了印象。所以，本书的评述工作不准备面面俱到，而是力求抓住“关键环节”。这里说的“关键环节”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a）对本书所要研讨的“一般对象”——当代形态的宗教哲学来说，那些可称为“基本的、重大的或前沿的问题”；

（b）对我们将要批评的“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的研究现状来说，那些“具有历史延续性或理论转折性的问题”；

（c）对把握上述两方面相重叠的问题来说，那些在宗教哲学史上可称为“里程碑或分水岭式的人物”、在当代研究工作中可称为“开拓者、继承者或批评家的人物”；

（d）对理解上述几类关键人物的思想理论来说，那些“富有问题意识和思路价值的观点”。

以上几点也就是本书安排章节内容的具体做法。总的来说，全书由6章构成：“‘上帝存在证明’及其批判”、“罪恶问题研究”、“宗教经验研究”、“宗教语言问题”、“宗教对话问题”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联系大致如下所释。

前两章所研讨的是“宗教哲学里的首要问题”——信仰“神或上帝”，到底有没有“理由”或“证据”呢？这个问题可称为“用哲学理性来反思宗教信仰的起点”，自古至今争论不休。第1章和第2章分别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展开评述的：一方面是古今学者提出的大量“有神论论证”及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一个最重要的否定角度”——世界上的罪恶现象所展开的争论。(www.daowen.com)

中间两章可理解为“从古典问题到现代观念的转折或过渡环节”。晚近的绝大多数宗教哲学论著都把“宗教经验研究”划归第1章的主题，即认为这是“一条证实神或上帝存在的新途径”。这从“信教的宗教哲学家”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若能全面地反省相关的学术背景，这个重大课题的提出实质上反映了“一场事关全局的方法论观念转折”。因而，无论就学术倾向的多样性还是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而言，该课题都值得专列一章，深入研讨。“宗教语言研究”则属于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基础课题，因其涉及“宗教信仰的表述和解释”而与前后研讨的其他问题都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在第4章里将其作为一个既有“历史连续性”又有“理论间断性”的过渡环节，加以比较全面的考察梳理。

“宗教对话问题”在当今宗教哲学论坛上的重要性似乎怎么夸大也不为过，譬如，可看成“实现当代宗教哲学观的惟一途径”，可比作“晚近宗教哲学探索的最前沿”，可称为“目前宗教哲学家开口必谈却最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但将对其施以浓墨重彩，而且针对现有的5种主要的宗教对话观——排他论、兼并论、多元论和兼容论、实践论进行深刻的方法论批判。

一般来说，“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应该放在最前面（如绪论部分）来谈，新近的宗教哲学论著也大多是这么安排的，因为它所要表明的是宗教哲学家的立场或态度。但经过近八九年来的专题研究，笔者越来越感到这个问题太关键也太复杂了，若非作为“最后一章”便不足以体会出其“历久恒新的思考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主要在于：理性与信仰（并非很多学者所表述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应理解成整个（不仅西方的而且包括东方的）宗教哲学史的“根本线索、主要矛盾或基本张力”；因而，历代的“大宗教哲学家”，无论信仰什么或属于哪个学派，都不得不在新的境况下首先处理这个矛盾，就二者间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重新做出“种种有分寸的权衡”——或倚重理性，或偏向信仰，或企求中立，或在这三种基本类型当中变异出其他微妙的选择态度，于是也就有了不同时代的诸种立场以及对其他主要问题的异样回答；总之，就内在逻辑而言，一部宗教哲学史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学术背景下，重新思考“理性与信仰”的历史，只不过此类思考的迹象在不同的时代、人物或问题那里或隐或现罢了。

或许笔者因长年陷于该专题研究而把有些话说得“绝对化”或“机械化”了，但无疑的是，最后一章用来慎重思考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更有助于“回首并续写宗教哲学史”。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以“整合性和开放性的评论”一节来结束本书的研讨。

表明前两层意思（a、b）上的“关键环节”，后两点（c、d）几笔带过就行了，因为它们主要属于思想史研究上的“常识性的技巧”。鉴于本书的立意和内容，我们之所以抓住这两大类关键人物，就是想循着他们的探索足迹来把握“关键问题的历史线索和理论现状”；评介此类人物时之所以注重“那些富有问题意识和思路价值的观点”，则是为了通过深究他们的治学方法及其影响来达到上述目的——把握“历史线索”和“理论现状”。

不过，关于“人选”需做两点解释：一是，本书虽以英美宗教哲学界的研究现状作为主要参照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要评介的“关键人物”全都选自历史上的或当代的英美宗教哲学家，实际上，此类人物在相当大的比例上属于欧洲大陆思想界、特别是当代著名的“德语宗教哲学家”，重视最后一类人选，主要是为了抵消当代英美宗教哲学主流——分析哲学思潮的强劲势头甚至偏激倾向；二是，我们的人选范围不可能限于“纯粹的宗教哲学家”，因为这种人罕见于历史或现实，常见的是“信教的宗教哲学家”，譬如，既是大神学家又是大哲学家、某个宗教的哲学权威、富有哲学思想的神学家、信奉或倾向某教的专业宗教哲学家等，这是由该领域的特性、历史以及研究现状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笔者以为，认真研讨他们中间的关键人物，不仅是尊重“史实”或正视“现实”，而且是当代宗教哲学观之客观性的体现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