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区域化党建相对于传统单位制党建的显著特点及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具有的价值

（一）区域化党建相对于传统单位制党建的显著特点

区域化党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党建，而是跨行业、跨单位、跨区域的党建新格局。传统“单位制党建”主要是政党内部自我建设，在实现党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效领导上，发挥作用不够。区域化党建顺应了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性变迁的趋势，其基本内涵在于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调整党内体制，打破区隔，通过重构开放性的组织结构与合作型的党组织外联渠道，搭建符合不同利益需求，满足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的服务平台，整合协调沟通区域内的各类社会基础单元，成立一定区域内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运行机制，从而赢取更多的区域发展的动力要素。同时，通过充当基层社会的组织主体和领导力量，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和有序运作水平，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占领工作制高点，更好地发挥总揽协调的职能，及时协调各阶层利益，提高政党对社会的纵深影响力和扩大支持面，从而使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现良性的运转，从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之目的。

区域化党建是对传统单位制党建的突破和超越，相对于传统单位党建而言，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而转向一种开放性的模式。第二，强调突破传统单位制党建的行政化逻辑，而转向一种社会化的逻辑。

区域化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其实质是创新基层组织的网络体系，实现党的政治功能在全社会的覆盖，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具有更深刻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

（二）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具有的价值(www.daowen.com)

区域化党建对于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权力合作有机化的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结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的深层结构性、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要求改变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风险管理模式，而构筑起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网络化治理结构是建构在“反思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多元主体间充分积极的对话、交流与协商来达成共识、促进信任，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区域化党建强调组织设置的开放化和运作方式的社会化，有助于发挥中国共产党一端镶嵌在国家机器中、另一端镶嵌在市场与社会中的得天独厚的执政党优势，有助于架构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沟通与协商的中介和桥梁，促进多元主体间权力合作的有机化，从而建构出一种政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四维关系结构，共同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2.区域化党建有助于建构出一种消减社会转型风险的多元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社会的深刻转型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利益，如果缺少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就容易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动荡。为此，如何避免社会的多元化利益成为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予以克服的重大难题。而区域化党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区域化党建强调开放性的党建模式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基层党组织镶嵌在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并通过社会化的运作充当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代言者；而与此同时，区域化党建强调属地化的管理和区域性的整合，其核心组织镶嵌在国家机器中，直接承担着制定公共政策的职能，可以发挥有效的利益整合功能。这样，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可以通过各类基层党组织而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并通过党组织内部的协调与整合，转变成为能够体现出利益相对均衡的公共政策。

3.区域化党建有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政党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政党能力主要体现为有效融入社会同时整合社会的能力，这在当前中国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社会治理能力中居于一种核心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深刻转型，基层党组织的机构设置与转型后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时基层党组织的运作逻辑与转型后的社会要求也产生了背离，从而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陷入了“边缘化”的处境。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事实上意味着党融入社会与整合社会能力的弱化或者说政党能力的下降，这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并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党能力的下降也必然会削弱以之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能力，不利于应对其他形态的社会转型风险。区域化党建强调基于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调整和改变传统的机构设置与运作逻辑，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出一种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恢复和提高政党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消减社会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