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就农村而言，2000年以来，在浙江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村庄撤并，促进小型村、自然村合并和空心村撤除，推进“大村庄制”模式，这既使村级组织管理幅度得到扩张，又使党组织普遍呈升格趋势。这种扩张性对村级党组织设置、党的领导方式、运行机制和党员管理、党员活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乡村边界的扩张造成了乡村之间的对接，由此推动了这些相邻村庄谋求跨边界的治理合作，农村新社区建设（包括多村联建、中心村、连线成片式的新农村建设、集中迁建等形式）则适应了农村人口结构失衡、精英大量外出、公共服务匮乏的现实，试图通过治理合作打破行政边界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为农村发展吸收更多的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共享。这种跨边界的治理合作，既对区域内党的组织设置、领导方式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区域内各自治组织间的合作运行、自治决策及群众民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挑战。(www.daowen.com)

就城市而言，社会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社区治理日趋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出表现于：一是治理空间由原来单位化的居委会向区域化的社区居委会转变；二是治理关系由原来紧密型的行政从属关系向区域内松散型的平等合作关系转变；三是空间形态由原来以单一的行政单位为主向城市社区、商业圈块、功能区块、集中安置区块等多形态并重转变。显然，城市社会管理虽然仍旧是以地理辖区为空间基础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地方治理已经超越了行政单位边界，逐渐形成了区域化的治理空间。在此种治理空间中，形成了比以往更为多元的治理主体和更为复杂的治理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重构与区域共治给仍按行政单位管理体制实施治理的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在城市社会治理空间的重构背景下，不仅需要多元的社会个体进行自我调整，学会自我管理，更需要离社会空间距离最近的基层党组织调适自身与这些具有自治功能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有效将其整合于地方治理框架中。因此，如何根据治理空间和治理关系的变化重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与运行机制，有效发挥党组织在区域内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找到区域内各类社会组织间更加有效的共建、共创、共享、共赢机制，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在推进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日益成为基层党建需要探索的崭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