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党建工作和区域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宁波的实践证明,区域化党建工作和区域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处于“领导”“组织保障”和“资源统筹者”的地位,发挥着“强化”“协调”“提高”作用。
(一)区域化党建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关系
政党的功能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形式,包括政党掌握政权、组建政府、设立机构并行使权力等形式;二是政党的社会功能形式,体现为党组织与社会形成的互动关系,包括政党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社会化等。在计划体制下,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关系,决定了社会活动必然围绕党组织展开,党组织也有条件直接运用国家权力,实现对社会活动的领导和管理。改革开放后,新兴的经济、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国家,其活动也不再直接围绕党组织。新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党必须改变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保持党的统治性与社会性的平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从宁波等地的探索实践经验来看,区域化党建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社会性功能,特别是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区域化党建与完善社会管理工作,在社会事务治理方面,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契合,从而形成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1.区域化党建突出了党的社会功能,使党组织更直接有效地实现领导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能,提高了社会管理工作的整合度。区域化党建,有效适应了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和公共服务延伸的需要,更好地满足了基层党员获得理论学习、政治教育、公共事务参与的需要,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多样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要。以宁波市为例,通过按区域化模式调整党的基层组织架构,构建起“区域统筹、灵活多样”的基层组织体系,切实加快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形成。通过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社会事务管理协商协调机制,形成了“党建共抓、发展共谋、和谐共促、矛盾共处”的良好工作局面。将基层组织阵地纳入了公共配套建设规划,积极推进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和社区办公活动用房标准化建设,并在一些中心村、社区、产业园区和外来人员集聚区,采取“政府投入、多方参与”的方法,建设大型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同步考虑党的活动和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医疗卫生、企业服务、外来人口管理等便民服务需要,设置各类功能室,开设相关服务窗口,为各类组织开展活动、服务群众提供场所,让基层党员群众可以不出区域就获得“一站式”服务。[1]这些区域化党建的新探索和新举措,都实实在在地加强了执政党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掌握,提高了党对社会的领导力和服务力,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得到突出彰显。
2.区域化党建,以党的社会功能为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搭建了实现平台,推动了基层自治功能的强化。以宁波市在区域化党建工作中全面推行“1+N”组织设置方式为例,“1”为区域性党组织,统筹负责区域内党建工作,“N”为区域内单建和联建的党组织,隶属于区域性党组织管理。按照这一理念先后在不同区域和行业中,探索形成了园区统筹、街区统筹、片区统筹、村企统筹、村居统筹、商圈统筹、楼宇统筹、行业统筹、产业统筹、人员统筹等10种区域化党建模式。这种构成,进一步从组织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基层党组织决策主体单一、利益诉求相近的状况,吸纳区域内不同群体党员代表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参与。[2]核心理念是把原本停留在街道层面的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延伸到居民区、企事业单位等。把基层政权、单位、区域、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这种基层党建新格局的构建,大大提高了区域内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参与自身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为基层社会管理和自治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3.区域化党建,更加有效地动员起区域内的“两新”组织、离退休及流动党员、自由职业者等单位和人群,有力地推动了这些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参与,为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注入了新的能动力量。区域性党组织借助国家公信力,推动企业、民间组织、老党员和流动党员以及热心公益人士参与社区建设。为了充分动员这两类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些志愿组织和个人的成长,也使党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向社会延伸,从而使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动员力得到巩固和提高。
(二)区域化党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以宁波市为代表的区域化党建,构建起“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组织领导体制和“区域共建、共治共商”的协商议事机制,使党组织更有机地融入社会,巩固了社会动员能力,形成了区域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良性互动的治理关系。区域化党建和区域性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www.daowen.com)
1.区域化党建工作和区域党组织在政治上领导着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体现在对社会领域重大事项的政策指导和引领作用上,体现在对各类组织以协调、对话为主的软控制上。区域党组织从绝大多数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出发,引导、推进社会成员的民主决策,协力构建和谐社区,实现区域重大发展任务,保证和监督社区自治组织开展自治活动,逐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2.区域化党建和区域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协商合作的组织保障。区域化党建以党建带动社会建设和管理,就一个单位来讲,没有党组织的建党组织,没有党团组织的,建工会组织、团组织、妇联组织等,每个人都在组织之中,同时实现每个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党员。这样,党组织或党员融入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深入到群众的集体行动单元,也就与群众形成了横向、平等、网状式的互动的党建形式,增强了党在民间组织中的动员能力,凝聚了社团组织和民间力量。党组织、党员和社区活动积极分子融入了社会的集体行动单元,与其他主体形成了互动网络。这些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参与主体在接受区域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业务指导的同时,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具有平等合作和非行政化的社会特征,因而也易于在社会中形成示范效应,可以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下一步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中来。
3.区域化党建和区域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的资源统筹者。受资源和效益的限制,党在基层社会不可能包办一切。但党组织通过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发挥党作为社会组织的培育者、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作用,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资源分享、交流互动以及监督和制约关系,有利于提供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并形成多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优化组合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绩效,增强政党权威的生产能力。
(三)区域化党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区域化党建有效适应了以提高党的社会治理能力来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区域化党建使党的领导力更深地扎根到基层,增强了执政党在基层社会的“在场性”。具体来说,区域化党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如下:
1.区域化党建和区域性党组织的格局,强化了基层社会管理各主体之间的横向合作。区域化党建和区域党组织的格局,并非打破党组织的纵向管理体制,而是将纵向分立的组织关系,依据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地域范围实现横向的合作,以此保证区域化党建促进“社区—企事业组织—公民”的合作。以宁波为例,区域化党建在城市基层全面推行“1+3”领导体制。“1”是街道大工委制,由辖区内有影响力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副书记、委员,对区域内党建和社会公共事务等重大事项共商共定;“3”分别是街道综合党委、社区党委和行政党委,按条块职能执行落实工委决策。与此相衔接,在社区同步推行兼职委员制。他们有能力动员其所在党组织的资源,因而有利于形成驻区单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局面。这样就促进了基层社会管理资源的整合,各方面管理、服务和建设力量协调合作机制更加顺畅,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合力效应。
2.区域化党建能协调基层社会利益失衡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身份结构等的多元化,下岗失业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社会救助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等等,都可能引起人们之间利益的失衡,加剧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态势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构成了潜在冲击,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和谐,这些潜在的冲击就会演变成“显在”的冲突。区域性党组织在解决社会成员利益冲突中可以通过充分调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整合各类组织资源,注重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注重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拓宽自身进行阶层协调的各种渠道,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不同的利益矛盾也能得到合理的协调。
3.区域化党建大大提高了区划内党员群体的凝聚力,为党员在基层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基层党员提供有效的服务,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区域化党建和区域党组织把服务作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突破口、切入点,创新党员教育管理观念,丰富内涵,通过强化服务功能,做到既监督党员履行义务,促使其积极发奋地工作,又为党员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服务和帮助,切实调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主体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组织形态上,区域化党建形成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这样的组织网络有助于基层党组织综合了解不同党员群体和个体精神的、物质的、生活的、思想的、心理的、健康的等各种需求。通过小到个体、大到群体的细致关怀,让人民群众产生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广大基层党员的奉献热情和建设力量引导到推进基层社会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广阔天地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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