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法律与制度建设问题专门提出来，是因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国家工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绝不仅仅是资金问题、技术问题或人才问题，也不仅仅是管理问题，还是细致而缜密的法律法规体制和制度建设问题。而在落实国家战略的相应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方面，正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薄弱环节。我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信息资源的发展究竟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局部层面上；是战略性开发，还是一般性建设，一个最显著的判定依据，就是看其是否有措施配套、保障完善的国家法律法规出台，这些法律规章必须明确相关部门与人员的责任，提供制度保障。仍以美国为例，其工业信息资源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从一系列相关法案、指令和规章中分析出其基本框架，具体如下。

1）明确国家在工业信息资源开发领域的主体地位

如美国法典第487号《联邦资产和行政服务法》（1949）、公共法案436号《国防编目与标准化法》（1952）明确了国家投资建设的工业信息是国家资源，其保有、开发、增值与推广利用是国家行为，政府和军方是责任主体，所开发的信息资源为国家资产，国家有统一维护和使其增值的义务；同时也有义务按相关法律要求政府机构、军方、企业和相关单位按具体的技术法规参与建设和使用这些资源。只有明确这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为进一步讨论国家战略如何规划、实施、评估与改进等提供合法的基础。

2）明确国家工业信息资源建设的具体内容

国家战略必须分解到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战术与战役层面，方可具体推广实施。美国在该领域的法制建设，均从国家主管单位发布的一系列行政规章中体现出来。如国防部指令《联邦编目系统（Federal Codification System，FCS）》（1952）规定了工业品的命名、标识、记录、描述、分类、发布等作业为国家工业信息资源加工的基本内容。《联邦后勤信息系统（Federal Log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FLIS）》（1983）规定了全球物资调度的全程管理与控制的信息需求、作业规程与管理要求。《国防综合数据系统（Defense Integrated Data Sys-tem，DIDS）》（1980）及《信息需求管理与控制政策》（1976）、《后勤数据元标准化与管理计划》（1975）等解决了从手工作业、纸质信息记录载体、机械式检索设备到集中式主机环境下，各类工业品的数据加工，标准化处理，信息共享，直到数据库技术引进后对各类信息资源的规范化、结构化处理与多维应用项目的开发。《供应商数据系统》（1952）以G2B（政府对企业）、M2B（军方对企业）的形式将系统扩展到各全国生产企业。《联邦编目系统（FCS）方针政策手册》（1975）从国家行政、资产管理、公众服务等角度提供配套的信息资源维护与管理规章制度。《国际编目工作》（1975）及相关北约标准化系列协定如STANAG3150号、STANAG3151号等将美国工业信息资源系统的内容、管理模式与管理体制等扩展到北约各国，并进一步扩展到非北约国家。(www.daowen.com)

3）明确高技术环境下工业信息资源开发的国家战略

信息时代，美国在几次成功的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战”的构想，具体体现在2000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2020年联合构想》中，首次提出将“今天的机动、打击、后勤和防护能力”提高到明天的以“制敌机动、精确打击、聚集式后勤和全维保护”为四大特点的“数字战（Digital War）”或“网络中心战（Net Centric War）”等新型作战方式。为此，美国发布了《国防部架构框架（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DoDAF）》（2009）指令系列，提出高科技战争中对人力资源、武器装备、物资供应、动产与不动产及金融系统等组成的全球协同制造、后勤供应与远程物流等相关的业务传输活动（BTA）实施精准管理的需求，并以此为蓝图提出在新技术、新装备、新通信设施、新型作战方式、新型物流运输体系以及新型国家竞争方式等条件下的信息资源开发方向。

从这些法律法规内容可看出，它们为美国工业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清晰、完善而系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