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电视圈最大的惊喜、占据最多行业和学界话题版面的莫过于《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和成功。在它之前，电视歌唱选秀类节目经过7年的发展和消耗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发展境地，湖南卫视在2012年甚至并没有举办相关的电视歌唱选秀活动。而此时《中国好声音》带着全新的面貌和方式让歌唱节目起死回生并进入另一轮的高潮，此后的2013年电视歌唱类节目重新占领电视荧屏，出现满屏唱歌的热闹景象。

然而《中国好声音》却与《超级女声》式的歌唱选秀节目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从评委、选手到赛制机制和文化内核都是两种不同的路数，《中国好声音》用“声音”这一更纯粹的要素为切入的内核和标准，更简单也更纯粹，变偶像选拔为声音的鉴赏。《中国好声音》并没有延续“超女”式大众狂欢的路线，对于参赛选手并不是无门槛而是有着自己的标准和要求，评价的主体不再是大众而是将权力重新交还给了评委，评委的权力被集中于转椅这一形式当中，而评委不再是毒舌和不苟言笑的，而是温情与惜才的，甚至评委之间的抢人大战也成为节目中的一个重要看点。对“超女”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颠覆上，而对《中国好声音》的探讨则集中在其制作模式、商业模式等维度和层面上，这也是电视综艺整体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后的一个自然结果。

“好声音”的成功不仅仅带来节目类型的变革和创新，更在商业模式和制播模式上进行了变革，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带来了一股变革性力量，以此为契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视的大片化现象。

《中国好声音》由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联合打造，灿星作为投资方和制作方进行节目的制作，浙江卫视作为播出平台进行节目的播出和商业运营。双方的合作采用对赌分成的模式，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节目收视率越高，可以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它不会对制作方在投入上形成限制，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必须要提高节目的品质，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因此大投入自然就成为一种选择。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更是将“好声音”的模式称作“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

用制播分离的方式制作的《中国好声音》一经推出便受到了极高的关注，收视率和广告价格也随着节目收视的提高而不断刷新纪录，在第一季中，收视率即突破4个点，也创造了每15秒50万的广告天价纪录，“中国好声音”也被称作了“中国好生意”。而这种价值变现在此后几季的发展中持续延展。在2015年第四季“《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中，宣布冠军前的60秒广告被广告商以3000万拍下，再次刷新中国电视单条广告的最高纪录。

（一）《中国好声音》带来多重影响和颠覆

1.与“超女”式歌唱选秀完全不同的路径

“好声音”的出现让歌唱类这一经典的电视节目类型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并得到观众的认可，而且直接导致了随后的2013年中国电视荧屏中歌唱类节目的全面崛起，造成了满屏唱歌的局面。选秀节目由此得以回归，但是“好声音”同“超女”式的歌唱选秀节目在内容形态方面具有很多的不同，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而正是这些颠覆性因素让其在2012年的彼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一，与“超女”相比，“好声音”的不同之处表现在选拔标准的不同上，“超女”的原版是“Idol”（偶像）系列模式节目，其经典代表作《美国偶像》在美国已经播出了十几年，如今已经发展到第4季，为美国流行乐坛输送过大量的优秀人才。从名字可以看出，“Idol”系列节目的目标是造星，“偶像”是选拔的主要标准，因此除了歌声之外，外貌、性格、台风等都在选拔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好声音”则将规则简单极致化，正如其名字“The Voice”所标明的那样，以“声音”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在导师盲选阶段，转椅的设计即是为了突出和放大这种注重声音选拔的内核，而这种设计本身又为节目带来了新鲜的元素。

第二，“超女”与“好声音”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超女”会经历大规模的海选并将这一过程在电视上进行呈现，甚至是原生态式的呈现。“超女”的经典版本，也就是最开始的版本，将各种奇葩和怪咖一一呈现是其在海选阶段的一大看点，并且这种呈现是原生态式的呈现，这样的方式遭受到很多文化与电视研究者甚至是普通人的诟病。但“好声音”却省略了海选的环节，并且每一个参与节目的歌手都是拥有一定歌唱水准和实力的歌手。事实上，“好声音”也会进行大规模的海选，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优质的选手，但海选的部分是编导在节目开始前进行的一项工作，并不会在电视上进行呈现。赛制与赛程的相对短暂性，是“好声音”的一个特色，但选手在其中缺乏成长，这也是造成“好声音”造星能力相对较弱的一个原因。

第三，“好声音”与“超女”的第三个不同在于评委的不同，在“超女”中评委是高高在上的评论者的角色，而在“好声音”中评委则被称作“导师”（Coach），他们和选手之间的关系是平和的，甚至是温情的，在“超女”时代时常受人诟病的毒舌评委在“好声音”中是没有的，这里有师生情谊，有互相之间的勉励和鼓励，虽然少了一些冲突的看点，但是却用情感和故事叙事来打动人心，导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评委，与选手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相对平等起来。

第四，“超女”是用竞技选拔式的漫长的赛程完成一场华丽的造星运动，而“好声音”则是用强大的故事化的叙事能力完成一场全民的造梦运动。

2.大投入、大产出，工业化生产、商品化运作

《中国好声音》不是一档本土原创的节目，它的制作者对这点也并不讳言，这档来自荷兰Talpa公司的“The Voice”模式节目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开始走下坡路的《美国偶像》模式形成一定的冲击，带来歌唱选秀节目的新面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与其是引进节目而带来的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与方式密不可分，引进节目一方面带来了全新的创意，这是模式引进的基础，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制作理念和方式的革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为节目的品质化打造奠定了基础。

“好声音”是电视流程化打造下的产物，作为一个模式节目，厚厚的模式宝典（Bible）会将节目的每一个环节的制作准则都规定清楚，从选择学员、导师的标准到对导师提问的引导，再到后期剪辑，每一个环节都有固定的工业化式的操作手册，Bible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甚至细化到拍摄的时候需要几组机位，节目进行到哪一分钟主持人该引出什么样的故事。(www.daowen.com)

同样，“好声音”也是商品化运作的产物，大投入是其特征所在，“好声音”第一季的投入超过1亿，仅4位导师的转椅就造价80万元一把，而当年盛极一时的《超级女声》一整季节目也不过才2000万元。

大投入的同时“好声音”也获得大产出，投入主要体现在模式购买、导师、硬件、人力物力、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而进行商品化运作的“好声音”在收入渠道和方式上也是惊人的，包括广告费，如冠名、硬广、特约等都收入不菲，第一季“好声音”广告价格随着节目的逐渐受热而受到追捧，到第三季冠名费已经涨到2.5亿。广告之外，版权售卖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好声音”第三季腾讯视频的独家版权费是2.5亿，而“好声音”也在进行积极的IP开发，成立负责“好声音”学员艺人经纪和相关开发的公司梦响强音，目前已经被浙富控股收购实现曲线上市。据统计，“好声音”第四季包括广告、版权售卖、特约合作等合作方式上的收入已经超过了20亿。《中国好声音》又被戏称为“中国好生意”，其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商品化的运作方式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因素。

3.“好声音”商业模式开启了中国电视制播分离的新时代

《中国好声音》之于中国电视的意义和影响，除了在内容形态、制作方式上带来变革之外，在商业运作模式上更是用全新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制播分离的新时代。“好声音”的制作方是上海灿星制作，隶属于星空华文传媒集团，它的制作者主要来自前SMG的节目生产力量，第一季《中国达人秀》的主力团队也来到了灿星。灿星制作与播出方浙江卫视之间就《中国好声音》达成了收视对赌、广告分成的模式，让制作方获得了更多的回报空间，平台也降低了投入风险，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双赢。

“好声音”的对赌模式让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合作时代，所谓对赌模式，即制作方与平台方之间通过协议规定，双方之间按照一定的收视率比例进行广告分成，收视率越高，制作公司能够得到的广告分成越大，这种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制作方的动力和积极性，改变了以往制作公司相对较为弱势，以赚取制作费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局面。

以后，很多平台方看到了社会制作力量所能够带来的能量，并且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松绑，电视领域的制播分离也越来越深化，平台越来越开放成为一种现象和趋势。目前，包括浙江、江苏、东方、北京在内的平台方都将平台的很多时段进行开放，用于与社会化制作力量进行合作。同时，制作方的话语权和利润空间越来越大，一批综艺节目制作公司重新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并在当中不断崛起，如灿星制作、蓝色火焰、能量影视等。

（二）歌唱节目的再次泛滥与调控

随着《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一大批歌唱类节目开始随即跟风出现，成为2013年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几乎稍有点实力的电视频道在这一年里都推出了歌唱类节目，歌唱节目数量达到了顶峰。

从纵向上来讲，《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这三档中国不同时代电视歌唱节目的代表作在这一年同时出现，从横向上来讲，欧美三大经典电视模式《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X音素》（X Factor）、《好声音》（The Voice）的本土化版本也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分别是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此外还有引进自美国Duets版本的北京卫视《最美和声》与引进自荷兰、安徽卫视播出的《我为歌狂》等，除此之外，来自韩国的一些音乐节目模式也开始被中国的电视平台引进制作，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引进自韩国MBC的同名节目，湖北卫视的《我的中国星》是联合韩国CJ E＆M制作，它的原版Super Star K是韩国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山东卫视《中国星力量》则对应韩国SBS的Kpop Star。

表5-1　2013年中国电视制作播出的歌唱选秀节目，其中大部分属于引进版权节目

正是因为歌唱节目在2013年再次出现泛滥的现象，使得这类节目迅速进入审美疲劳的阶段，选手资源、观众注意力资源消耗严重，电视荧屏的丰富化有待拓展。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2013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为避免电视节目形态单一雷同，将对歌唱选拔节目实施总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宣布“各上星综合频道在调控期内不再投入制作新的歌唱类选拔节目；尚未开播的节目将推迟播出，合理安排，避开暑期播出高峰；已开播的节目将调整播出时间，错时安排播出，避免同类节目扎堆播出。”而在《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即俗称版的“加强版限娱令”）中规定“每季度总局通过评议会择优选择一档歌唱类选拔节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其余不得安排在19∶30～22∶30之间播出。”^[1]

在政策调控之下，2014年电视歌唱节目的数量锐减。仅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北京卫视《最美和声》、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央视《梦想星搭档》四档节目进入黄金档，其余不得安排在黄金档，而很多歌唱节目并没有在这一年上档第二季，经过一年的狂欢，歌唱节目进入理性发展的阶段。目前，歌唱节目依旧是电视荧屏上的一种重要节目类型，节目类型和样态则在发生着变化，其数量保持在比较合理的范围，质量也维持在较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