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电视综艺发展的一个最大的标志性的现象就是素人选秀节目的兴盛与衰落。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素人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标志着这一节目形态发展的开端，在2005年，《超级女声》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并成功从一档电视节目演化为一场社会文化现象，创造出21世纪第一个大众文化事件，其影响力之深之广真正让人们看到了电视这种大众文化媒介所蕴藏的能量。此后的几年，素人选秀成为电视荧屏上的主流节目类型，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电视选秀节目在这一时期被推出，占据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

（一）《超级女声》将中国电视带入草根选秀时代

2004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从此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带入了草根选秀的时代。《超级女声》也当之无愧地成为21世纪诞生的第一档“现象级”节目。《超级女声》于2004年上星播出，2005年达到鼎盛，此后几年连续被推出。其前身是湖南娱乐频道推出的《超级男声》等群众选拔活动，在地面频道播出受到本土观众欢迎之后，进化为《超级女声》之后在卫视频道上进行播出，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极大成功，进而演变成一场社会文化事件，数以亿计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被卷入这场文化事件当中。

事实上，《超级女声》的创意是在借鉴彼时大热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精髓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被纳入彼时风行全球的歌唱类平民选秀节目的浪潮当中。2002年，美国FOX电视台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英国歌唱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的版权并进行适当改编之后推出了自己的本土化版本《美国偶像》，每年举办一届，旨在挖掘新一代的美国流行歌手，每季的冠军将获得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唱片合约。《美国偶像》到2016年已经举办了15季，也成为其最终季，这档老牌选秀节目延续了15年后才落下帷幕。

在2004年左右，正是《美国偶像》为代表的歌唱选秀类节目发展最盛的时期，许多的流行歌手与社会名人在这档节目中诞生，节目不仅笼络了大批忠实的观众，也成为新世纪电视造星的典型代表。而这一股国际电视上的选秀潮流在这一时期被中国电视人敏锐地捕捉到，并开始探索创作中国本土化的版本，《超级女声》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果之一。

在当时国内电视行业对于综艺节目版权引进的概念和意识还没有建立，因此《超级女声》在当时并没有引进版权，而是对《美国偶像》类的节目进行了模仿借鉴，它吸取了“美偶”的内核与精华，如海选、短信投票、毒舌评委的设置等，但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加工与创造，如原生态式的海选呈现、PK、复活、大众评审等经典赛制，经过持续数月的层层选拔，最终选拔出了总冠军，完成一场平民造星运动。

《超级女声》让数以万计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使全国亿万观众沸腾起来，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社会舆论的走向，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沸点。正是由于电视的这种“可怕”的社会驱动力以及《超级女声》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度甚至引发了社会的焦虑、精英文化的质疑和讨伐。《超级女声》俨然成为社会话题的中心，一场全民式的狂欢。

《超级女声》从2004年创办，到2006年一直沿用这个名称，2007年开始举办《快乐男声》，变参与主体为男生，此后除了2008年、2012年停办以外，2009年开始在《快乐女声》《快乐男声》之间更替，直到2013年举办《快乐男声》之后，“超女”、“快男”系列品牌在湖南卫视停滞，而《超级女声》在2016年以网络综艺的全新面貌在芒果TV实现回归，2017年全新版的网络综艺《快乐男声》则继续在芒果TV和优酷实现联播。

《超级女声》在诞生之初便受到极大追捧，并在2005年达到顶峰，创造了收视率和关注度的辉煌战绩。根据央视索福瑞数据显示，2005年《超级女声》平均收视率8.54%，决赛期平均收视率11%，居同时段收视首位；三强决赛时的收视份额达到了49%。^[1]从此数据可推算出收看“超女”决赛的观众直逼3亿大关，节目的火爆也为冠名合作商蒙牛酸酸乳带来巨大的品牌效益，最终获得了23亿的销售收入。除了收视率和商业上的高回报之外，“超女”在彼时也成功演化成一个社会文化事件，被广泛探讨和争论，各路观点齐飞，成就了21世纪第一场社会文化大讨论。

具体来说，本文认为，《超级女声》作为21世纪初第一档“现象级”节目，其标志性和引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态层面的颠覆

“超女”所创造出的赛制和叙事方式，一方面颠覆了以往电视所惯常使用的话语方式，带来新鲜感和刺激性；另一方面极大满足了普通观众在彼时的社会心理需求，因此受到极大的关注。具体表现在：

首先，原生态式的海选。在“超女”的早期时代，海选是被近乎原生态地呈现在电视上的，素人的青涩紧张、走音跑调以及各路奇葩无所不有的奇怪表现都成为吸引受众的重要看点。事实上，这一方式对传统的“青歌赛”式歌唱选拔节目中所暗含的精英话语方式形成了解构，将在传统话语体系中看来多少有些不那么完美的人和画面直接呈现在电视荧屏上，以粗糙解构精致，用出丑代替完美。如果说“青歌赛”追求的是精致和完美无瑕，那么“超女”则对普通、普遍，甚至是丑陋的人和事进行了有意识地展现，满足观众“审丑”的欲望以及“窥私”的需求。观众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电视上出现甚至是出丑，这种相对真实的状态让在精英话语体系当中浸润多年的中国观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和有趣，追看、跟随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其次，全民投票的参与方式。“超女”之所以能够卷入如此多的受众与其通过短信、大众评审等途径创造的全民投票的方式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超女”在决赛阶段里评委只具备点评的权力而不具备决定选手去留的权力，普通大众才是决定选手去留的“上帝”。节目采用全民投票的方式（或是现场大众评审或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用短信投票），事实上是将偶像选拔的权力交给了观众，评委的权力和权威性被消解分化，这与以往由专业评委来决定比赛走向的方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这种权力的移交也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参与欲望，从而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观众在这档节目中的狂欢式卷入。

再次，淘汰、PK赛制的集中与放大。“超女”将竞技游戏中的淘汰和PK赛制集中放大呈现，成为节目推进叙事的主要动力。“超女”看似有着复杂的赛制和赛程，几个月的时间里反复进行比赛和淘汰，但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和淘汰机制，通过反复的淘汰、PK甚至复活等，来达到一种残酷性和紧张感，竞技法则本质上满足了人类关于竞赛输赢的一种原始冲动和本能需求，因此受到观众喜爱。但与以往竞赛类节目不同的是，“超女”的淘汰过程更加具有游戏性，观众一定程度上就是这场游戏的玩家，操控着节目中选手的命运走向，而节目所采用的赛制PK，这个词本身即来自于游戏语汇。

最后，“超女”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叙事体，真人秀意味浓厚。它的漫长过程和复杂赛制都是为了完成一场跌宕起伏的平民造星运动，观众通过投票选出自己的偶像，而草根平民则从普通人成长为明星。“想唱就唱”的口号其实是表达了一种个体个性和诉求的张扬，这一英雄叙事路径实际上为观众营造了一个造梦空间，让他们在其中得到极大的代入和满足感。“超女”参与者的草根平民身份让她们成为普通观众的代表，而她们成长为明星的过程背后所隐藏着的平民的胜利的寓意，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话语权的一种颠覆的结果，普通人用自己的意志塑造出代表自己的平民偶像，这个过程用充满故事化和情感色彩的真人秀叙事方式所传达，带有典型的英雄叙事的特征。

2.文化层面的颠覆

《超级女声》在这一阶段的火爆体现在多个方面，它不仅聚集了大批的年轻受众，而且在文化层面也受到诸多的讨论，特别是在其鼎盛发展的2005年，有关“超女”的大讨论异常兴盛，批判者有之、捍卫者亦有之，演化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社会文化事件。“超女”在文化层面带来的颠覆与震荡无疑是剧烈的，它一经推出便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典型范本，以其新鲜而又极具侵略性的姿态攻城略地，对政府主导的主流文化和知识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事实上形成挤压，带来了某种层面颇具撼动性的威胁和挑战。

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工业化社会文化研究层面的一个重要维度，以法兰克福学派为肇始，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式和走向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既一脉相承又多元发展。如今，大众文化的文本因技术和渠道的不断发展与法兰克福学派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众文化的占领姿态却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又以电视为最典型代表，电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和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电视内容当中，综艺娱乐节目在大众文化构建方面又成为发挥主流作用的一个门类。

《超级女声》在2004年的出现和随即的火爆正式开始让大众文化成为电视的一种主流的面孔，电视在中国开始摆脱浓重的精英化色彩，转而以一种更亲民的、更通俗的方式出现，而这也反过来成为这档节目受到极大欢迎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超女”所带来的大众文化视角与此前曾长期占领电视荧屏的精英主义面孔截然不同，它将视角下移，对观众开始以一种平视甚至是仰视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和对话，观众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不再是被传递者或是被教育者，而是节目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决定着节目和选手的走向。观众开始拥有极大权力，这在以往的电视体验中是很少有的，这种新鲜刺激的体验被很多人追逐，形成了“超女”被全民追捧的局面，一场大众狂欢就此开始。电视开始打破相对刻板的面相，打破高高在上的话语表达方式，以一种更加亲民、亲和的姿态虏获了大批人心。

这种带有浓重亲民色彩的大众文化浪潮，让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措手不及，甚至引发了一定的恐慌，有关“超女”的批判也随之袭来，渲染一夜成名的风气、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等都是对其诟病所在。如在2006年，文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73岁的刘忠德就三批“超女”，称其低俗、宣扬一夜暴富，毒害青少年，并建议对其进行干预。一时间，对“超女”节目内容的道德评价在网络上蔓延成一场大讨论。刘忠德表示，“超女、超男是对艺术的玷污……它宣传的是一夜暴富的思想、一夜成名的思想……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参加超女的被害了，看这个节目的也被害了。”^[2]而在此后，也有一系列类似言论相继出现，同年8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曾以“抵制低俗”为主题，不点名地批评了“超级女声”。

事实上，这种批判在当时的媒介语境下有其土壤和生态，但对“超女”力挺的学者和学派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发声，如高鑫就以“庶民的胜利”来解读“超女”现象，指其是社会转型期民主化诉求的必然，是“庶民的胜利、是电视这一大众传媒的胜利”^[3]。喻国明也对“超女”的低俗化批判本身表示质疑，他曾对媒体表示，“打压一种新生事物的常见手段就是在道德上矮化它。这是很常用的手法，不用太在意。”“每一次时代转换的时候，都会产生对过去文化和传统的留恋，对‘落花流水’的哀婉；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状态没有切实的把握，当然从更功利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话语权和势力范围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就会做出某种比较极端的反应，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政府真正管的应该是边界，是游戏规则。这种管理应该是普遍的，公平的，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的；更不能对不同的企业、机构有不同的政策，不能因为与己的远近亲疏而采取两套标准，更要设法切断领导机关和下属企业的利益连线。”^[4](www.daowen.com)

总之，倒“超女”者有之，挺“超女”者亦有之，“超女”成为这一场社会文化大讨论的漩涡中心，结果是双方都做了妥协和退让，在此后一个时期里主流文化通过行政手段对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节目进行了限制，实际上是几种文化之间的一种较量和博弈的结果，而“超女”自身也在这种社会舆论中不断被影响与裹挟，进行自身的调整。而无论如何，“超女”所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颠覆是其取得“现象级”成功的一个重要维度。

3.商业层面的颠覆

在《超级女声》之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营销方式和盈利规模处于一个相对原始和低水平的阶段，以广告售卖为主要方式，但规模和体量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超女”开启了中国电视娱乐营销的新局面，同时也在内容产业链上进行衍生开发，让电视娱乐资源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2005年《超级女声》，蒙牛以2800万买断其冠名权，并投资近8000万元用于公交车、户外灯箱和广告牌、各类媒体广告的投放等，并启用2004年“超女”季军张含韵为代言人，创作主题曲《酸酸甜甜就是我》，并在线上线下展开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与“超女”形成深度捆绑和营销的态势。据统计，蒙牛旗下的酸酸乳系列产品从2005年1月到6月在全国的销售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3倍，成为整合营销的经典案例。

同时，《超级女声》在商业层面上的另一个颠覆就表现在其开创性地对节目品牌资源进行市场化的运作，“超女”从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品牌开始，在广告招商、短信收入以及衍生品开发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展开了海陆空多维度的价值探索和释放，这种商业化的开发态势，在以往的电视节目中是很少看到的。例如，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插播价11.2万元，创下了当时的纪录；同时，在短信投票上的收入也超过3000万元；2004年天娱公司也应运而生，对“超女”艺人经纪和品牌衍生进行开发，天娱传媒也自此成为体制内市场化运作的一个重要代表和主体，一直在致力于挖掘和制造青年文化市场价值。

《超级女声》开启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娱乐营销和价值链开发的新篇章，在以往，电视节目的宣传属性、审美属性要大于其商品属性，而从“超女”开始，电视节目的产品属性被极大放大，电视节目策划、传播、营销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端口都被纳入了产品生产的环节当中，实际上成为一种颇具市场属性的娱乐产品，内容制作者开始实现转型升级，从创作者演变成产品的生产者和运营者，“超女”在商业层面的多个维度上实现了颠覆，而电视综艺节目商业价值的释放客观上对其自身的发展形成了助推的作用。

（二）电视选秀的泛滥与衰退

《超级女声》的火爆带动了电视选秀节目在中国的集中爆发。2006～2007年电视歌唱选秀节目遍地开花，《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名师高徒》等不一而足。这股旋风甚至吹到了海峡对岸，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超级偶像》等在当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此后的几年中，音乐选秀也一直都是中国电视荧屏上没有缺少的一个重要品类，一直延续至今。而选秀节目的数量增长的同时，在题材上也被不断拓展，呈现出泛化发展的趋势，例如以演员选拔等为主题的选秀节目也开始出现。而随着选秀节目的集中爆发和发展，最终因自身资源和观众注意力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一系列政策和舆论的限制之后，电视选秀节目逐渐走向了衰退。

1.选秀节目数量、题材泛化拓展

中国电视进入市场化竞争以来，同质化就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特性，一方面是由于频道数量的过剩导致了内容需求和容量的过剩，而跟随和复制在市场竞争中是最保险的一种策略，因此在“超女”受到追捧之后，一系列选秀节目也开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从2004～2007年的几年中，中国电视全面进入电视选秀的时代。

首先，电视选秀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膨胀式增长。有点实力和抱负的电视台在这一时期都相继上档了平民选秀类的节目。在这一时期，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和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被称作是电视选秀节目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频道的一些歌唱选秀节目相继上档。如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名师高徒》，安徽卫视的《超级新秀》等。

其次，电视选秀的题材得到扩展，不仅局限于歌唱选秀，舞蹈、演员、综合才艺都成为选秀的目标和载体。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电视台的演员选拔节目《红楼梦中人》、东方卫视的男性偶像选拔节目《加油！好男儿》、重庆卫视的演员选拔节目《第一次心动》以及开播于2010年的东方卫视平民才艺选拔节目《中国达人秀》等。

再次，电视选秀开始从央视、卫视向地面频道和城市台蔓延辐射，很多家地面频道开始推出基于自身本土特色的选秀活动，以贴近性和本土性而受到本土电视观众的欢迎，平民选秀开始成为一种最大众、最亲民的电视形态。

表4-1　2004～2010年，各电视频道推出的代表性选秀节目

2.电视选秀的审美疲劳与衰退

2006年可以被看作是这一轮电视选秀热潮的鼎盛时期，多档选秀节目在这一年上档，选秀开始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中的绝对主角。而随着各频道大量此类节目的上档，这一类节目的资源受到了极大的消耗，而这种资源消耗体现在电视观众的注意力资源、选手资源等，选秀类节目在中国迅速进入了一个审美疲劳期。此时，一些节目在制作过程中为了吸引眼球而采用一些极端和触碰底线的制作和营销手段，电视选秀在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低俗化倾向，引发了观众的厌倦和主流文化的反感。

2007年是电视选秀在这一时期的转折点，年初，广电总局下发文件对选秀节目进行规范，选秀节目的数量和形式得到调控。2007年2月7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管理的通知》，对选秀节目的数量进行整体调控，要求提前报批；对选秀节目播出的时间进行控制，原则上不超过两个月；对参与主体进行规范，参与者原则上要在18岁以上，评委、主持人等的着装、发型、语言不能低级低俗媚俗；不得随意炒作、避免追星逐利等负面效应。

2007年8月，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直播时评委与选手发生正面冲突，被指责恶意炒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并被广电总局叫停整顿。《第一次心动》也成为第一个被广电总局中途叫停的选秀节目。此后的9月15日，广电总局又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

要求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需提前三个月报批，自“2007年10月1日起，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所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不得在19∶30～22∶30时段播出。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的后续巡演等各类活动，不得在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其中，决赛的最后一场可以采用现场直播方式，并至少延时1分钟播出，确保不出问题。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要设立科学的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场内投票方式要公开、公平、公正，不得以各种方式误导、诱导观众投票。各种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一律不设奖金奖品。”^[5]除此之外，还对选手、主持人、评委、嘉宾等都进行了规范性的规定。

这些规定的出台，事实上对电视选秀节目的核心要素进行了限制，比如直播、海选、故事化、煽情化的叙事方式等，并且从数量上进行总体调控，最终将此类节目推到了不可避免的衰落期。到2008年，由于汶川发生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再加上调控措施的进一步显现，选秀类节目数量剧减，2007年之前的风光局面不再，一直到2011年，电视选秀一直存在于电视荧屏上，但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局面。电视选秀的“七年之痒”、电视选秀将死的论断不时涌现。事实上，电视选秀的兴盛在于其对过往电视话语方式、商业模式和社会文化的颠覆和再造，具有极强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其衰落也是主客观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总之，从2004年到2011年电视选秀节目经历了从兴盛到没落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