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进行梳理，从1961年开始推出的三次“笑的晚会”是不得不提的重点话题，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都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笑的晚会”为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轻松愉悦的风潮，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与此同时，“笑的晚会”在内容形态上的探索也是电视文艺在初创期进行本体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三次“笑的晚会”：从高潮到悄然落幕

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进入尾声，大跃进之后，经济工作进行调整，文艺工作也出现了某种松动。6月，周恩来主持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笑的晚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第一次“笑的晚会”在1961年8月30日播出，笪远怀担任电视导演，由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参与，内容全部是相声。当时晚会和节目创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做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据悉，晚会编排是按照青年在前、资深人士在后的方式，北京和天津两地的节目互相穿插，最后是一个群口相声进行压轴表演。第一次“笑的晚会”播出后反响热烈，收到100多封观众来信，要求再办，很多人的确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电视名家齐聚在电视上。

第二次“笑的晚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快被推出，在1962年1月20日进行了播出。这次晚会由王扶林导演，方针依旧是“买票看不到”。而此次晚会在内容设计上有着许多方面的突破，其中有两个显著的创新，一是将小品搬到了晚会上，二是设置了茶座式的现场。

第二次“笑的晚会”节目内容仍以相声为主，但增加了其他的喜剧形式，小品、独角戏、笑话和洋相都在节目中呈现。晚会还邀请了名演员来做艺术指导，由耿震担任节目总导演。茶座式的观众区设置则参考了国外节目的方式，演播厅被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既是表演者也是剧场的观众，活跃了现场的气氛，增加了互动感。可以看到，直到二十年后的1983年，第一次“春晚”实际上也延续了这种茶座式的演播厅布置方式。

晚会由北京人艺的方琯德担任节目的串联工作，马季和郭全宝表演了第一个节目《笑一笑》。而演员游本昌表演了诙谐魔术《两个手指头》，在演出进行到一半时饿晕在现场，如今看已经成为这场晚会的一段轶事，随后，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了相声《四大须生》、谢添表演了小品《变脸》，十多个节目依次登场，最后一个节目则是群口相声《诸葛亮请客》，该节目因荒诞剧的表演方法而引发了争议，认为是对当时粮食政策的讽刺而受到批评。第二次“笑的晚会”依旧非常成功，据统计当时收看这台晚会的观众人数仅次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决赛转播。

紧接着1962年国庆节前夕，北京电视台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添、相声演员侯宝林担任艺术指导，青年艺术剧院的杜澎担任特邀导演，王扶林任电视导演，金成担任副导演。由于第二次“笑的晚会”中小品的收效显著，于是第三次“笑的晚会”将小品上升为重头戏，降低了相声的比例。

晚会打破历来国庆晚会的做法，以电影和话剧演员表演小品为主要形式，演员阵容在现在看来也非常强大，包括人艺、青艺、北影、上影、中央实验话剧院、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艺术剧院、总政话剧团八个单位的演员都参与其中。(www.daowen.com)

节目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王锦愚创作、杜澎代为表演的无实物小品《吃鸡》，成为晚会的高潮；也有北京人艺演员表演的配乐合唱《市井大合唱》，模仿北京小贩街头吆喝声而创作；有游本昌创作的讽刺不肯让座的小品《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人表演三个角色的独角戏《不速之客》；有讽刺懒人被蚊子骚扰的小品《熏蚊子》；有模拟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还有陈强从延安时期就保留的活宝节目《光棍哭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晚会上所有表演的节目都没有经过审查，有的更是在演出时临时发生了变动，审查遭到了演员们的一致反对，认为喜剧创作靠的是灵感、表演靠的是激情，审查必然会影响喜剧效果。

与前两次“笑的晚会”不同的是，第三次“笑的晚会”播出后引发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封来自署名为“愤怒的观众”的来信，批评晚会不登大雅之堂，“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讨好。”^[5]同时，电视台内部也对“笑的晚会”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认为第二次“笑的晚会”中有些节目就不该播出，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思想内容不健康，表演也很粗糙。^[6]不可否认，经过三次“笑的晚会”的洗礼，观众的要求和期待都提高了，但晚会被批为“庸俗低级”，则与当时重提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再度紧缩、社会思潮进一步“左倾”的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年后，“笑的晚会”被扣上了不少政治大帽进行了不少批判。在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笑的晚会”也悄然落幕。

（二）电视文艺本体的初步探索，奠定文艺晚会发展基础

可以看到，三次“笑的晚会”经历了一个从爆发到悄然落幕的过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笑的晚会”对于中国电视文艺的本体化探索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它是中国电视在早期艰难环境下对自身内容、形态的一种宝贵的尝试和探索。

“笑的晚会”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轻松愉快的喜剧风格，成为电视娱乐化功能的最初的探索，让人们看到电视这种新兴媒介的魅力所在。而它在三次不断创新的尝试过程中也打破了电视对其他艺术样态简单呈现的状态，试图去建立属于自身的艺术本体和样态。它首次将小品搬上电视舞台，创作了大量兼具现实意义和喜剧价值的作品。它聚集了彼时活跃于文艺界的大量优秀的演员们，创作出众多优秀的作品，并通过电视让广大的观众欣赏。

“笑的晚会”在中国电视诞生的初期，就创造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电视文艺样态，体现出早期电视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而“笑的晚会”也为后来电视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春晚”就是在“笑的晚会”基础上继续创作的，而彼时探索出的许多文艺样态一直延续到当下，依旧发挥着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