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译文】

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

文章起源于“五经”；诏书、制命、对策、檄文之类的文章，起源于《尚书》；序、述、论、议等论说文章，起源于《易经》；诗、歌、辞、赋之类的文章，源于《诗经》；祭、祀、哀、诔之类的文章，产生于《礼记》；书、奏、箴、铭等文牍文体，起源于《春秋》。朝廷的宪章，军旅用的誓、诰，都是扬显仁义，彰明功德，治理民众，建设国家等方面，用途是很广泛的。至于用文章来陶冶性情，婉言劝谏，体味文章的妙趣，也是一件赏心乐事。生平行有余力，也可以学作文章。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于轻浮。例如：屈原就爱显露才华，表现自己，公开暴露君主的过错；宋玉体态容貌艳冶出众，被人看作戏子；东方朔言行滑稽，不够庄重；司马相如图谋资财，没有操守；王褒的过失见于《僮约》；扬雄作《剧秦美新》赞美王莽而败坏了自己的德行；李陵辱没身份，投降匈奴；刘歆在王莽执政时摇摆不定；傅毅依附结党于权贵；班固剽窃父亲写的史书；赵壹过分恃才傲物；冯敬通华而不实遭排挤；马季长谄媚权贵而受人讥诮；蔡邕依附董卓而被杀；吴质横行霸道而触怒乡里；曹植傲慢无礼而触犯国法；杜笃向人借贷而不知满足；路粹心胸过于狭隘；陈琳粗疏狂放；繁钦生性不知检点；刘桢桀骜不驯被罚做苦役；王粲轻率浮躁而遭人厌恶；孔融、祢衡狂放傲慢因而被害；杨修、丁廙蛊惑生事而遭殃；阮籍不守礼节，败坏礼俗；嵇康傲视他人而不获善终；傅玄负气争吵而被免职；孙楚傲慢自负而触怒上司；陆机违背正道，走上险路；潘岳非法侵吞官府资财，自取倾危；颜延年意气用事因而遭贬；谢灵运空放粗疏，违背法纪；王元长叛逆作乱，自己害了自己；谢朓轻侮怠慢他人而被害。以上这些人，都是文人中的杰出者，不能全记述，大抵都是这样。至于帝王中有文采的人，也在所不免。从古以来天子中有才华的人，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这些人都遭到世人的议论，都不是有美德的君主。至于像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类，有盛名而能免过祸患的，虽时有所闻，但他们大多经历了许多坎坷。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推究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大概是由于文章的功能在于表达作者的感受，抒发性灵，这容易使人恃才自负，疏忽操守，从而胆大妄为。现在的文人，这种弊病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件事办得恰当，一句话说得清新奇巧，就神飞九霄，趾高气扬，孤芳自赏，自我陶醉，旁若无人。再说，沙砾伤人比矛戟更厉害，讽刺别人招来的祸患比风雷来得更快，这真应当深深防虑，以保大吉大福。

【原文】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译文】

做学问有聪明和迟钝之别，写文章有灵巧与拙劣之分。迟钝的人研究学问，只要刻苦用功，也能达到精深熟练的水平；笨拙的人写文章，即使深思熟虑，终归鄙俗不堪。只要学问有成，就足以立世为人了。如果天生缺乏才气，就不要勉强提笔撰文。我见过世上的一些人，其实很没有才思，还自以为文笔清新华丽，将其拙劣的文章四处传扬，这样的人不算少了。江南称这种人为“ 痴符”。最近在并州，有一位士族，他喜欢写一些自以为诙谐的诗赋，调侃邢公、魏公，大家都在嘲笑他，假意夸赞他的诗赋。于是他就宰牛筛酒宴请大家，想赢得更多的赞誉。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哭着劝他不要如此，他叹着气说：“我的才华连妻子和儿子都不欣赏，更何况不相干的人呢！”至死都没有醒悟。人贵有自知之明，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呀。

【原文】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译文】

学写文章，应先和亲朋好友商量，得到他们的肯定，知道可以写作了，然后才动手；千万不能自以为是，被别人所取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人数不胜数，然而达到气势宏伟、华丽精当的文章不过数十篇而已。写的文章只要不违背结构体裁，辞意还可观，就可以称作才士了。真要使自己的文章惊动流俗，压倒当世，怕也只有等到黄河变清的那一天才有可能吧！

【原文】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取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译文】

不屈身侍奉二姓的君主，这是伯夷、叔齐的节操；和他们相反，可以侍奉无道的君主，这是伊尹、箕子的原则。可是自从春秋以来，大夫和诸侯的国和家都有变动灭亡被吞并的，君臣之间没有固定的名分。然而，君子之间一旦绝交，绝不互相辱骂。君臣一旦分手，臣子已经屈膝侍奉别的君王了，怎么能因故国的存亡而改变对故君的态度呢？陈琳在袁绍手下为袁绍撰文，就骂曹操是豺狼；后来在曹操麾下为曹操起草檄文，就骂袁绍是蛇虺。当然这是受命于君王，身不由己。然而这也是文人的大毛病，应当慎重对待不可轻率。

有人问扬雄说：“你从小就喜欢作赋吗？”扬雄回答说：“是的。这不过是小时候的雕虫小技，成年人是不屑于作赋的。”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虞舜所作的《南风》，周公所作的《鸱鸮》，尹吉甫、史克所作的《雅》《颂》等诗，没听说他们因为在年轻时写诗而损坏了德行。孔子说：“不学《诗经》就不善辞令。”“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便开始整理乐章，将《雅》《颂》的诗篇明确归类，各得其所。”孔子弘扬孝道，引用《诗经》为证，扬雄怎么敢于轻视这样的诗赋呢？就他所说“古人诗赋美丽而可供效法，今人的诗赋华艳而过分荒唐”，这只是诗人到辞人的变化而已，我不知道扬雄成年时都写了些什么，他写那本向王莽讨好的《剧秦美新》，又胡乱地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整日惊慌失措，恐惧不安，一个人不达天命，这才真是小孩子的所为啊！桓谭认为扬雄胜过老子，葛洪认为扬雄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这种见解让人感到遗憾。这个扬雄只不过是通晓术数，善解阴阳而写了一部《太玄经》，有些人就被他迷惑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赶不上荀子、屈原，怎么能步大圣人的后尘呢？再说《太玄经》现在看来又有什么价值呢？也只能用来盖盖酱瓿而已。

【原文】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译文】

齐朝有个人叫席毗，是位清廉能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他瞧不起文学，就嘲笑刘逖道：“你们这类人卖弄辞藻就像花草一样，只能供人短时间的欣赏，不是栋梁之材；怎么能比得上我这样的千丈松树，常遇风霜而不凋零。”刘逖回答说：“如果既是栋梁之材，又能表现出如春花般的才情，怎么样？”席毗笑了笑说：“那当然好啊！”

【原文】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译文】

一般来讲，写文章好比人乘快马，虽然有一种飘逸之气，却仍要勒紧缰绳，有所约束，不要让它放任自流，随意乱跑，以至于坠入沟壑。

【原文】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译文】

文章应该以义理、情致为心肾，以气韵、才调为筋骨，以叙事、用典为皮肤，以华丽辞藻为冠冕。现在世代相承的文风，则舍本逐末，多是写浮艳的文字，言辞与义理相争，突出文辞，掩盖义理；叙事与才调相争，则用事繁复而才思受损，好放逸的人写起来就行为放荡而忘其主旨；穿凿拘泥的，则东修西补，文义不通；现在的时世崇尚如此，个人怎么能独自违背呢？只是去掉太过分的就行了。一定要有一位才华横溢、有崇高声誉的人出来改变这种文风，这实在是我所期望的。

【原文】

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译文】

古人的文章，才气之宏伟放逸，还有体度风格方面，都远胜于今人的文章。只是在用词遣句、过渡等方面有些粗疏质朴，于是文章就显得不够精致细密。现在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辞句骈偶对称，该避讳的地方也精细周详地考虑到，这些方面比过去好得多了。应该以古文的体制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作补充。二者并存，不可偏废。

【原文】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译文】

先父的文章，很是典雅纯正，不随世俗。梁朝孝元帝早年在湘东王府的时候，辑录《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一篇也没被收录。其原因也就是这些文章与潮流不合，没有那种浮艳的文风。先父的文集共二十卷，其中收有诗歌、辞赋、铭文、诔文、上书、奏章、启事等。我们兄弟在服丧期间，还没有来得及将文集加以编辑整理，就遭逢火灾，最终没能让它流传于世，真叫人痛心，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父亲的操守品行，在《梁史·文士传》和梁元帝的《怀旧志》中都有记载。

【原文】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www.daowen.com)

【译文】

沈约说：“文章应该遵循‘三易’的原则：一是用典让人明白易懂，二是文字容易让人识认，三是让人易于诵读记忆。”邢子才常说：“沈约的文章，用典使人察觉不出，就好像直抒胸臆一般。”这一点让人非常佩服。祖孝徵也曾对我说：“沈约的诗说‘崖倾护石髓’，这句话哪里像是在用典啊？”

【原文】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晏，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译文】

邢子才、魏收都很有名望，当时的人都以他们为标准，以他们为宗师。邢子才欣赏佩服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爱戴钦佩任昉而诋毁沈约，他俩常在宴饮聚会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邺都的人对此也众说纷纭，各处形成宗派。祖孝徵曾对我说：“任昉、沈约谁是谁非，只要看一看邢子才、魏收二人，谁优谁劣就知道了。”

【原文】

《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飖飏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沄又飖飏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

【译文】

《吴均集》中有篇《破镜赋》。从前有个城邑名叫朝歌，颜渊因为不崇尚音乐，就不在这里落脚；有个乡里名叫胜母，曾子讲究孝道，就不愿走过那里。这都是因为讨厌其丑恶的名称会玷污了自己的德行。“破镜”是一种凶恶而暴逆的野兽，《汉书》中有明确记载，做文章最好避免写到这名称。近代往往见到有人奉和别人的诗作，题为“敬同”，《孝经》里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因而，不能随意用“敬同”这个词。梁代的费旭的诗中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中说：“飖飏云母舟。”简文帝则说：“费旭居然不认识他的父亲，殷沄居然让他母亲飘荡。”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事，但现在的人也要注意避讳。世人不识反语的忌讳，在文章中引用《诗经》“伐鼓渊渊”的诗句，《宋书》中曾讥讽这种无知的人。这一类毛病，希望也要避免。尚在侍奉母亲与舅舅告别时，却抒发《渭阳》丧母别舅的感叹；双亲健在，送别兄长时，却表达《恒山》所吟唱父死卖儿的悲哀，这些都是大大的过失。举这些例子，你们就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处处都应该慎重。

【原文】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译文】

江南人写好文章以后，希望有人批评指责，知道有不妥的地方就及时改正。陈思王曹植就是从丁廙那里学到了这种习惯。山东地区的风俗，是不许别人对自己的文章提出疑问。我刚到邺都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批评别人的文章而得罪人，如今还为这事感到后悔。你们千万不要轻率地议论别人的文章。

【原文】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为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伣天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

【译文】

凡是代替别人写文章，都要用他的口气，这是很自然的。因而表现哀伤凶祸内容的文章，不能随便替人代笔。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文中写道：“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代笔替他父亲写墓志铭说：“葬我考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中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则写的《思亲诗》说：“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这几篇文章都收集在蔡邕、王粲的文集里，这种例子有很多。古人的这种做法，在现在的人看来就是犯了忌讳。陈思王曹植的《武帝诔》，表达了对亡父的怀念之情，却用了“永蛰”一词；潘岳的《悼亡赋》甚至用“手泽”一词表达看到妻子遗物引起的悲怆。前者是将父亲比作永远冬眠的虫子，后者以悼念双亲的语言来悼念亡妻。蔡邕的《杨秉碑》说“统大麓之重”，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九五思飞龙”，孙楚的《王骠骑诔》说“奄忽登遐”，陆机的《父诔》中有“亿兆宅心，敦叙百揆”一语，《姊诔》中有“伣天之和”，这些只能用在君王身上的词语，今人若用这些，那就是大逆不道了。王粲的《赠杨德祖诗》说“我君饯之，其乐洩洩”，这句表示郑庄公和母亲母子重新和好的话，是不能随便妄用于一般人的儿女的，何况还是太子呢？

【原文】

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译文】

挽歌的起源，有的说是因古时《虞殡》传下的，有的人认为出自田横的门客，总之都是活人悼念死者抒发哀情的意思。陆机经常用死者自称的口吻作挽歌，挽歌的格式中没有这个先例，也背离了写作的本意。

诗人创作的诗歌，有讥讽的、针砭的、歌颂的、赞美的，都各有源流，从来没有将贬恶扬善的内容混杂在同一篇诗中。陆机的《齐讴篇》，诗的前半部分是赞颂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教化之类，后半部分忽然又冒出了鄙薄山川的情绪，使诗作丧失了完整的体例。他写《吴趋行》，讲吴地的美，为何不把公子光、夫差的事也说一说呢？写《京洛行》，为什么不把周赧王、汉灵帝的事也写一写呢？

【原文】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傥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诫。《诗》云：“有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毛传》亦曰：“ ，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鸣。”潘岳赋曰：“雉以朝雊。”是则混杂其雄雌矣。《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尔。”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鸢用之。《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锁。”锒铛，大锁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译文】

自古以来，那些才华横溢、博学多识的人用典出错的事也是有的；诸子百家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有时也不一样，加上许多典籍已经湮没，后人没能看到原书，所以我不敢妄加议论认为他错。现在只指出确实出现的差错，略举几个例子为你们提供借鉴。《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有诗句“有雉鸣”，又有“雉鸣求其牡”的诗句。《毛传》解释说：“，是雌雉的鸣叫声。”又说：“雄的早上鸣叫，是寻求雌性配偶。”郑玄注疏《礼记·月令》也说：“雊，是雄雉的鸣叫。”而潘岳的《射雕赋》说：“雉惟以朝雊。”这显然混淆了雄雌。《诗经·小雅·棠棣》有诗句“孔怀兄弟”，孔，是非常的意思；怀，是思念的意思。这是讲其可思。而陆机的《与长沙顾母书》记述了同曾祖的弟弟陆士璜之死，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中非常悲痛，就是非常想念，为什么还要加上“有如”两个字呢？推究陆机的原意，应该是他误将“孔怀”理解为“亲兄弟”的意思了。《诗经·周南·汝坟》有诗句“父母孔迩”，若按照陆机的理解，那么将父母称作“孔迩”，义理上还能说得通么？《异物志》说：“拥剑的形状就像蟹，只是有一只钳子格外大。”而何逊的诗中说：“跃鱼如拥剑。”这是将鱼与蟹不分。《汉书·朱博传》说：“御史府中排列着一行柏树，常有数千只野鸟栖息在上面。早上飞走了，傍晚又飞回来，因而称之为朝夕鸟。”而文人们都将“鸟”字误当“乌鸢”的“乌”字来用了。《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己说仙人拿了一杯流露给我喝，我就不觉得饥渴。”简文帝的诗中就说：“霞流抱朴碗。”把项曼都的事记在抱朴子名下，这就像郭象把惠施等人的言说记到庄周名下一样了。《后汉书·崔传》说：“用‘锒铛’将司徒崔烈铐锁起来。”锒铛，就是大的铁锁链；世人多把锒铛的“锒”字当作金银的“银”字来用。武烈太子，也是个读书万卷的学者，他曾作诗说：“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也是被俗流影响而错的。

【原文】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

【译文】

文章中关于地理位置的记述，一定要符合实际。梁简文帝写的《雁门太守行》就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的《陇头水》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黄龙在漠北，白马在河南，与陇水毫不相干。这类错误算是明珠中的斑点，美玉里的微瑕，应该要慎重对待。

【原文】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车响北阙’，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译文】

王籍的《入若耶溪》诗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人认为这首诗是独一无二的佳作，没有人对此有异议。简文帝吟诵后，不能忘怀。孝元帝常诵读品味，认为此作不可多得，以至于在《怀旧志》中还将这首诗收入《王籍传》。范阳的卢询祖是邺下有名的才子，他说：“这一联诗中上下句语意重复，看不出作者有什么才能。”魏收也赞同他的观点。《诗经·小雅·车攻》中有诗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说：“这句诗是表现幽静肃穆气氛的。”我非常叹服这个见解，觉得他解释得很有情致。王籍的诗句是受了《诗经》的启发。

兰陵的萧悫，是梁朝皇室上黄侯的儿子，擅长写诗写文。曾有一首《秋诗》中写道：“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并未特别获得人们的好评。我喜欢这句诗散淡飘逸的风格，所描绘的景象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也是这样认为。而卢思道之类的人就不欣赏这句诗。

何逊的诗，确实可以称得上清新奇巧，多有形象生动之语。而扬都的评论者常批评他的诗过于做作，用心太苦，多了些衰冷萧瑟之气，不如刘孝绰的诗显得那么雍容闲和。即使这样，刘孝绰还是很嫉妒他，平时朗诵何逊的诗时，常用“‘蘧车响北阙’，不道车”来讥讽他。他所撰写的《诗苑》中，只收录两首何逊的诗，当时的人都讥讽他不够大度。刘孝绰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望了，没有什么谦让可言，他只佩服谢朓，常将谢朓的诗放在桌上，时常吟诵玩味。简文帝喜爱陶渊明的诗文，也常常这么做。江南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才最多。”三何就是指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何子朗的诗文确实是清新奇巧。何思澄游览庐山，常写出佳作，也是冠绝一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