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日日与诸生言校雠之要，而诸生有志研究者少。此亦无怪其然。吾撰《浅书》十数篇，曾无一篇论及校雠。《纲要》《博约》《浅譬》《翻书》《浅引》中虽曾论及，而止说翻书之利，诸生或将误会，谓校雠门类不过如食单馔谱，倘我属餍而已，不贪多味，则无用此谱单，此则误矣。无论治何书，必先知校雠法，不独为翻书也。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章先生云，为学莫大乎知类。明言其本，故其书首即论六艺。吾之知言论世，皆从认识六经本体推出，今试浅言之。

《汉书·艺文志》不过一《七略》之简明目录耳，章先生独在此枯燥物中得六艺统群书之义。分出六艺与诸子，即分出史与子，官与私，实事与虚理，合一与分散。因此论学便分博约，论道便分自然与见。又因分清六艺，便分出文与质，圆与方。合此种种，成章先生之识。我之所明，虽多出乎章先生之外，实仍守此，不过于六艺之分，别加详明耳。最精者为论教法，即《一事论》中之图。乃至论女学，亦以四法配四学。纯以六艺精神分，则有《经教篇》；纯以六艺形体分，则有《言学篇》。因而论文学，则以《诗》《礼》分文质。论子之宗旨，似无关六艺，而仍从六艺分出微显，以官学之合衡私说之分。论史之观风气，似无关六艺，而仍从疏通知远出。横而取中之观念，固从校雠出，即纵而观变之观念，亦不过改横为纵而已。吾常言吾学乃儒家兼道家。儒家是横中，合两为一；道家是纵观其两，知两乃能合一。道家之学，不过为儒家之方法。观两之理，虽非六艺所全该，要从分清六艺而入。故学纲之图，以校雠为基本。若其分散之效，更显而易见。论史法即用疏通知远四字，论诗即用温柔敦厚四字，论曲即用广博易良四字。广至学问之全体，天人知行；狭至一小说、一诗、一书画之体。纵则历代风气之变迁，横则百家百科之宗法，无一不由认清六艺本体而达于得两。若于此不明，徒知吾零星说数。今日说黄老刑名，明日说礼别乐和；今日说文质彬彬，明日说刚柔相济；今日说南风北风，明日说东方西方；今日说社会个人，明日说进化退化；今日说知与情，明日说天与人。皆所谓散钱耳。以上近日讲语，即学纲之意，不过特提认经之要耳。继思吾论六经体用之文，散见诸篇，恐学者骤不能得其条理，因取而重编，别加贯串，分上、中、下三篇，即为吾学之门径，于学者甚便。

书籍虽多，不外子、史两种。集乃子、史之流，不能并立；经乃子、史之源，而今文家认为子，古文家认为史，所以纷争。章先生开宗明义，言六经皆史，即是认定本体，其说与今古文两家皆不同，已详辨于《文史通义·识语》中。

上篇 论体

一、六经之起源

文字本以代语言而补其不及。语言之所不及者有二：横之为地之相去，此地与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为书信与办事规则；纵之为时之相去，前人与后人，口耳不及，代之者为账簿记事册。此即六经所由起。旧作《言学篇》曰，文辞何起乎？结绳而治，足以记事而已。圣人既出，合诸侯而一治，告语所不及，乃假文字以达之，于是有条教号令。事多而分职不易记，人多而率行不易一，于是乃为法式之书，官礼所由起也。既行之于一时，而又虑后世久而忘之，或不能变通，必记已过之事以告来者，使有所据以损益焉，所谓藏往知来也，于是为记事之书，《尚书》《春秋》所由起也。人事尽矣，而不可恃也，必本于天殽以降命。且人事之变，非已行者所能尽，必有虚拟之象以该其理，于是为卜筮之书，《易》是也。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有书，又皆有所用之，非凭心而立说，亦初无须凭心而立说。然而人不能无情志，情志不能不发而为言，则谓之诗。诗字从言从之。志之所之，皆谓之诗，非专指四五七言有律者也。圣人虑其言之过于礼义也，采而定之，范于中正和平，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以法式。事实虽有记载，恐于民情有所未惬，采诗以观风俗，乃可以万变之民情，斟酌一定之法式，盖其定诗亦有所用而然也。

二、六经之本体

章先生论六经本体，有《易教》《诗教》《书教》三篇。无《礼教》《乐教》者，其源流易明也；无《春秋》者，统于《书教》也。

六经皆史，官守典章，章先生详之矣。《文中子》曰：“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此章说之滥觞也。《诗》《书》《春秋》之为史皆易知，而《书》体为后世记言之说所晦，章氏始明之。朱子跋《通鉴纪事本末》曰，《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此说简明，盖章氏之先觉也。至于《易》之为史，则较难明。章氏徒以治历授时为说，举义太狭，不与《易》称。夫《易》彰往而察来，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史之大义也。太史迁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书并称，盖《书》《春秋》主于藏往，而实以训后。太史迁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也。《易》主于知来，故朱子曰，《易》是预先说下未曾有底事，然中亦借往事以为说，如箕子、文王之类是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六爻相杂，惟其时物，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此与编年史同意，时即史之原理也。永终知敝，盖有年所不及编者矣。

礼者，秩序之义，典章制度之通名，故儒者称《周官》曰《周礼》。曩世儒者说史不及礼，遂使《四库》史部但承《春秋》之流，章先生已明辨之矣。今人有驳章氏六经皆史之说者，谓史乃官名非书名，当云六经皆礼。夫章氏所谓史者，乃指典守之官与后世之史部言，示学者以书本记事，古今同体耳。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与下流部目言，则谓之史；以其为秩序言，则谓之礼；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则谓之经。三名一实，而义不相该。以此讥章，则所谓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矣。

《乐经》记乐之声律节奏，与礼为同体。后人有谓乐无经者，非也。章先生《丙辰札记》曰，顾景星赤方氏著《乐论》，谓古无乐经，经解起于后世。孔子但有《易》《书》《诗》《礼》《春秋》，不称经，亦无六经。六经、六纬之言，汉人所立。古人所谓乐者，十五《国风》、二《雅》、三《颂》是也。是《诗》《乐》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请观周乐，太史为之歌《诗》。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正《诗》，即是正乐，不得曰《诗》外又有乐也。又曰，器数视史之事，不可为经。又经缺《笙诗》，以其有图无文，如《礼》之鲁鼓、薛鼓，不可称经。其说非也。六经见于《庄》《荀》，不过孔氏再传，非汉人所立也。《诗》《乐》相通，犹《春秋》用《周礼》也。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谓周礼在鲁，不得谓《易象》《春秋》之外，别无《周礼》之经也。礼之节文，乐之音奏，著于竹帛，有名数而无文辞。文辞易于诵习，故后世犹有传授，名数难于诵习，故久远而失传。故礼家但知章句，而徐氏为容。乐家但知传记，而制氏能识铿锵。徐氏、制氏虽不能通经义，而犹为礼乐家所不废，以其皆足以发明礼乐故也。器数不可为经，则《仪礼》之威仪亦不可为经矣。有图无文不可称经，则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系辞》，岂不历代相传授乎？鲁鼓、薛鼓不可为经，则今《投壶》之篇未尝非经师相与传授者也。孔子无制作经典之事。述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后世著述必欲以文辞传也。且如《孙子兵法》，《汉志》八十余篇，且有图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诵，而其余失传，必名数图画之难以诵忆者耳。术数诸书，十不传一，亦以多名数而少文辞尔，岂可曰古并无其书欤？无经即亦无其记矣。古之乐记诸家，具列艺文之目，何可诬也。吾昔论古经，辨之尤详。其文曰，六艺于今独缺《乐》，应劭、沈约谓《乐经》亡于秦。是也。近世诸儒多谓乐本无经，非也。若乐本无经，则《庄子·天下篇》《戴记·经解篇》皆举六经，何不止举五乎？今详驳诸说，而本有经可以证明矣。朱彝尊曰：“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三者而已。乐德则《舜典》命夔教胄子数言已括其要，乐语则《三百篇》可被弦歌者是，乐舞则铿锵鼓舞之节，不可为经。乐之有经，大约存其纲领，然则《大司乐》一章即《乐经》可知矣。《乐记》从而畅言之，无异《冠礼》之有义，《丧服》之有传，即谓《乐经》于今具存可也。”驳之曰，《舜典》可括乐德之要，便可无乐德之书邪？若然，则《论语》言孝已括要，可无《孝经》矣。《乐语》即《三百篇》，则《三百篇》具存，可歌否邪？可谓乐存否邪？《七略·诗赋》载《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又载《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者，盖即合乐之声谱。一但载其词，一兼载其声，此即诗乐之分也。宋人之词，今不可歌。而姜夔之词，末附工尺，仅可考见焉，安得谓宋词存宋乐亦存邪。乐之铿锵鼓舞，犹礼之升降周旋。若不可为经，则《礼》十七篇亦不可为经矣。《礼经》非但存纲领，何以断《乐经》但存纲领？若《大司乐》一章即《乐经》，则《大宗伯》一章即《礼经》矣。《冠礼》有《冠义》，乐有《乐记》，正是一例。今乐仅存《记》，则经亡明矣。《四库提要》曰：“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总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驳之曰，《礼记》《书·大传》明白可据，是有经矣，何必他书。若谓周秦古书皆不言《乐经》，则古书又何尝言《礼经》。言礼即指《礼经》，言乐即指《乐经》耳，此何难喻哉。乐之纲目具于礼，此语殊囫囵。若谓其节，则节虽具，自当别有专书射之。总目亦具于礼，不当别有射法邪？徐生《礼容》，即古《礼经》之遗。制氏所记，即古《乐经》之遗也，特不全耳。经者典章，制礼作乐，何为非圣人手定？升降周旋，亦非圣人手定邪？俞樾曰，乐实无经。《乐记》之文，即载《礼记》之中。大司乐之职，即为宗伯礼官之属。乐章即在《诗三百篇》内，然则乐何经哉？至于凫氏为钟，人为皋陶，磬氏为磬，其制略见《考工记》，特工师之事耳。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班固言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其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譬之以礼，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孔子正乐，不外于《雅》《颂》之得所，初未尝别为一书。故曰乐无经。驳之曰，谓《乐记》即载《礼记》中，证乐无经，则冠、昏、丧、祭诸义皆在《记》中，礼亦当无经矣。以大司乐即宗伯之属证无经，则大司成亦宗伯之属，当无学礼矣。乐章在《诗三百篇》中，乐制不在《诗三百篇》中也，焉得谓有何经。以凫氏、人证乐无经，则典瑞之玉制亦见《周官》，特守藏之事耳。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可无经矣。笾豆之事，得谓非《礼经》邪？孔子固不别为《乐书》，又何尝言别无《乐书》。俞氏之言，弥为可笑也。

三、六经之分类

上条所说是就体分，就其内容与用分，则说在“中篇”。辨明此体，则能辨后来一切书籍。班氏名志曰艺文，以六艺统文也。章先生名其书曰文史，以史为文之正也。说在“下篇”。

观上说可知六经当分四类，《易》为一类，《诗》为一类，《礼》《乐》为一类，《尚书》《春秋》为一类。此四类，又可用各种标准作四种分类。《言学附记》曰，凡文不外事、理、情三字。《礼》记现在事，《书》《春秋》说已往事，《易》说未来事。古文不外事而言理，理即在事中。《诗》则情也，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谓诗合为事而作也。凡文皆当为事而作，故曰六经皆史。

又曰，《诗》《礼》是横宇；《书》《春秋》往，《易》来，是纵宙。

又曰，《礼》《书》《春秋》是实行，所谓足踏实地，《易》《诗》是空想。《西游记》譬心为孙悟空，无所不到。实踏有限，空想无穷。实踏故质，空想故华。质者方以智，华者圆而神。方极于《礼》，圆极于《易》，《诗》圆而《书》《春秋》方亦兼圆。章氏《易教》《诗教》篇要义，不过于此。章氏答客问曰：“《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征粤若稽古之文，托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此语最明，微显文质之殊，了然易见，故曰为学莫大乎知类。

中篇　论教

古之设教，惟以六艺。六艺何以能遍该诸科，已详于《一事论》，今复录其图于下：

六艺虽皆为教而不皆为教科。大学则乐正四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女子则九嫔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与四术相当。大学以下则《诗》《礼》二学而《乐》在其中。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此须根据上图而详论之。

《言学》曰，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删定六艺以授其徒，未尝别为一书。六艺之书，皆有官守。《易》掌于太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决疑之用，齐民不得传习。《春秋》为列国之史，学者亦无取遍观，此犹今之读书，不习卜筮，不览邸报也。故韩宣子聘鲁，乃得见《易象》与《鲁春秋》，盖得观于官府，其先未能见也。其余四者则以教学士。《记》曰，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此大学之法也。春诵，诵《诗》也。古者惟《诗》乃言诵，盖曼声咏之。合乐曰歌，徒咏则曰诵。《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合乐也。故《春秋》称《诗》达情曰赋。夏弦则乐也。不明言诵《诗》学《乐》而但言弦诵者，《诗》《乐》相连，诵则无乐弦，固有《诗》也。礼则曰学，执典章而赞其仪。礼与乐乃音声仪度之事，皆非鼓箧而申占毕者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礼》言执，明乎非占毕也。占毕者，惟《诗》与《书》。故《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而《书》又惟大学有之，掌于太史，故倚相能读坟典丘索，则矜异之。而孔子求帝魁以来之书，必适周受业于守藏史。观春秋士大夫引《诗》者多而引《书》者少，可知当时所习。《孟子》书多引《诗》《书》，少引《易》。赵岐遂谓孟子专长《诗》《书》。由不知此故也。孔子受业老聃，故能尽睹六艺。二圣授受，存先王之道于不坠，乃特有用意，非当时常例。故孔子之教伯鱼，犹不言《易》《春秋》，而但言《诗》《礼》，义本然也。

《书塾教程说》曰，六艺并存，而独取《诗》《礼》，非吾一人之创论也。今录先正之言以相印证。

文中子《中说》曰：“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耶。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不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身，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行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朱子语类》曰：“孔子晚而好《易》，可见这书卒未可理会。如《春秋》《易》都是极难看底文字，圣人教人自《诗》《礼》起。如鲤趋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之善心。《礼》是权使知得个定分。这都是切身功夫。如《书》亦易看，大纲亦似《诗》。”张香涛《轩语》曰：“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功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且皆郑君元注。《毛传》粹然为西汉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诗》《礼》兼明，他经方可着手。《书》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礼既行，然后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尚书》辞义既古，而汉代今古文两家之经传一时俱绝，故尤难通。《春秋》乃圣人治事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至于《周易》，统贯天人，成于四圣，理须后圣方能洞晓。总之，《诗》《礼》可解，《尚书》之文、《春秋》之义不能尽解。《周易》则通儒毕生探索，终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经次第，自近及远，出显通微，如此为便，较有实获。尹吉甫之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古训，《诗》学也。威仪，《礼》学也。此古人为学之方也。自注云，试考春秋时，几无人不诵《诗》习《礼》，称道《尚书》者已较少。至于《周易》，除卜筮外，谈者无多意，亦可知三代时《易》不以教学童，惟太史掌之。今赖有《系传》，或可窥见一斑云。朱蓉生《无邪堂答问》曰，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辈出，而教士之制无闻。然其时人心虽日趋功利，而流风善政，犹有存者，贤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观内外《传》所载，言《礼》意者最多。公卿享赋《诗》言志，《诗》与《乐》相表里也。六艺未经孔子删定，《易》但为卜筮之书，《春秋》《尚书》皆史官掌之。故左史倚相能读典坟丘索，以博雅名。子产辨黄熊台骀，亦称博物。凡此皆征史之事，非好学者不能见。若《礼》《乐》，童而习之，野人女子能通大义。其精者则探制作之原，穷性道之实，士大夫学术，莫不以是为归。至战国时仅逾百年，而先王遗法扫地尽矣。按隋王、宋朱皆大儒也，香涛崇汉学，蓉生崇宋学，而其言皆同如此。今更由二者之用详推之，《诗》言《礼》行，固为大纲。然《诗》亦关行，《礼》亦关言。以行论，《礼》主外制，《诗》主内发，所谓主减主盈，一敬一和，无狂狷一偏之弊。此义圣贤论之详矣。以文词之形体论，《礼》质《诗》文，诸子词赋所由分。吾于《言学词派图》论之详矣。以文词之肌肉论，引《诗》为文，吾已撰《言学三举》。引《礼》为质，文理密察之途也。以群书体系论，《诗》该一切微言，《礼》该一切显言。《诗》可通《易》，《礼》可通《书》《春秋》。以为学之法论，《诗》为微求之法，领会其虚；《礼》为显求之法，整齐其实。

四术二学，据上图观之，尤明诗、礼、乐三项皆修己之事。己之事无过心念言行。发于情而见于言，兴《诗》也。致于行事，立礼也。内德纯全，则成乐也。心念不可见，见于言行。乐亦不独立，其节联于礼，而其词在于《诗》。故言《诗》《礼》而《乐》在其中矣。

何故四术乃有书而二学无有也？以上图观之，属于知者，《易》《春秋》外惟《书》。古之学者欲知宇宙之事理，惟求之书。天时、地理，理财、行政，凡吾所谓史学，西人所谓社会科学者，皆在《书》中。虽曰不备，固惟此矣。若六典之总，三百六十官之目，乃当官之事，专门之业也。是故《书》也者，究世务之书也。《大学》之学，兼在亲民，故加书焉。二学只修己，故无书也。

妇学四法，何故与四术相当也？妇德即内德，当四术之乐。妇言即《诗》，妇容即《礼》。古之言教惟《诗》，容即徐生善为容之容。章先生《妇学篇》已详。钱竹汀亦言容即礼容。功则职业也。男子之业在于应外，其大曰治平，凡社会之事，皆宜知之，故读书以辅其入官。妇人无外事，故以家事为功也。

三代而后，六艺、四术之教虽亡，而设教之原理自在。存养其心，省察其行，是即礼乐也。明理则史学，是即《书》《春秋》《易》也。工文则《诗》教也。工文之说在《下篇》。

下篇　论文

一、凡文皆本六经

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艺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

凡文字之所载，不外事、理、情三者。记事之文谓之史，说理之文谓之子，言情之文谓之诗。(www.daowen.com)

记事之文若史，若传记，是《书》《春秋》之流也。若制度，即政书。若谱录，若地理书，是《礼》之流也。言情之文若诗，若词，若曲，广而为赋、颂、赞，变而为设词、连珠，是《诗》之流也。独说理之文，则六艺无之。盖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易传》《戴记》之解经，《论语》之记言，皆传也，而非经也。说理之文，盖源于《易》与《礼》，以虚理为体，由《易》而衍也。变官守之行事，为私家之空言，则自《礼》而散也。《易》微《礼》显，各走一端。天人既裂，而诸子由是纷纷矣。故刘氏《七略》分为六艺、诸子、诗赋三类。诗赋以六经之一席而蔚为大国，诸子则后六艺而兴，即专以文言，一文一质，承《诗》与《礼》，亦六化为二也。

又有一不在六艺者焉，则告语之文也。告语之文兼事理与情。记事则史也，说理则子也，道情则《诗》也，虽别为一体，实分属三种也。祝、祭、哀、诔，显出于《诗》，碑、铭记事，兼史与《诗》，箴、诫言理，兼子与《诗》。

二、学文独宗《诗》教

《言学》曰，三代大学小学之法，散著经记六艺外，不闻有他书，岂古之教无文辞乎？《传》曰：“言以达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诗》，言辞之辑矣，辞之协矣。孔子言辞达，曾子言辞远鄙倍，古之学必有文辞决矣。然则学文辞何道？曰，学《诗》。

又曰，文字之用，《礼》《书》《春秋》皆依实事，惟《诗》乃为出心达情之具。夫出心达情，亦何必于文字，日用伦常之需言者，出于口而足，其不可言者，不言可也。然而不能禁其无言，故有《诗》，而隐不能言者亦毕达焉。《诗》教温柔，主文职是故也。道一风同，民安其业；道在躬行，事有官守。学者学此而已，无取任心立说，故当时之无文辞，乃无所用其文辞也。然又有不得不用文辞者，则告语之事也。告鬼神则祝、祭，告生人则号令、书简。号令在官，无庸预学。春秋士大夫酬答，皆以言词，罕用书牍，惟朝聘之事，不得面见，必需言辞，然亦以人代言，非专以文代言。古之所谓言，如是而已。而其言皆本于《诗》。《诗》为行人所守，诵《诗》为专对之用，《诗》之文非酬答，取其辞之温柔敦厚，以为言之准则耳。夫古之言惟《诗》，而惟行人学之，非小《诗》也。言之用惟行为急，其他皆不重言，古者重行然也。四言以蔽之曰，古无专文辞之书，古教不专文辞，古言范围于《诗》，古之诗非今之文辞。然则《诗》为言学，非今道欤？曰不然。今世学者，不得不学文辞，而文辞亦莫不本于《诗》。初与《易》《书》《礼》《春秋》不相混。古言少，惟学《诗》，今言多，亦皆出于《诗》。孔子教伯鱼法，可教万世也。

上言史、子、《诗》为三纲，又言六艺文质化六为二，何故独宗《诗》教也？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史之抑扬，本于《诗》也。用名法之质，兼纵横之文，以虚饰实，是诸子之专长。名法本于《礼》，而纵横则行人之流，而辞赋之源也。此义章先生《诗教篇》已详。文之所以为文者，具艺术之工，情感之力也，此《诗》之所独具，而《易》《书》《春秋》《礼》之所无也。故凡文之质皆本于《易》《书》《春秋》《礼》，而其文皆本于《诗》。

三、六经可该学术之流变

旧作《经教篇》曰：“《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淮南鸿烈·泰族训》曰：‘六艺异科而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靡即摩，亦化意。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歧，《春秋》之失訾。’《诠言训》曰：‘《诗》之失僻，《乐》之失刺，乖也。《礼》之失责。’二书皆言人之习情，非论文学。然所谓教者，即可论文之本体。所谓失者，即可论学之流变。盖立体之所以设教，学变生于习失也。”今参综而论之。

《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郑氏《笺》曰，谓譬喻不斥言，不直谏，不斥不直，即温柔敦厚。温柔故戒刚直，敦厚故戒浅薄。主文者与他经之主质殊也。惠，爱也，情之厚也。良，善也，情之正也，所以异于谿刻儇薄也。潘德舆论诗举《大雅》曰，柔惠且直。直即良也。后世诗词，应事摹物，大半无志。其有志者，又不修节，粗厉以为古，直廉而不婉，是不温柔也。瘠率以为真，枯放而无风，是不敦厚也。无情不得为诗，而情之真笃则类于愚。故郑氏《注》曰，敦厚近愚。忧有狐之无裳，乐苌楚之无知，徘徊于《远游》，愤懑于《天问》，下至后之诗人，恨花怜草，问月劝风，皆所谓愚也。而云失愚者，直情径行，哀而伤，怨而怒，发而不止也。愚即释氏所谓痴，不痴非情之至，而过痴则非情之正也，故曰僻。文人愤慨于穷通，荡士流连于声色，苟以异为高，往而不反，皆所谓僻也。

疏通者，孔氏《疏》曰，书举大纲，事非繁密。章学诚所谓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也。子夏称《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疏通之效也。淳庞敦厚者，扬雄所谓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今人章炳麟所谓美言总摄，与汉世碑、颂相近者也。知远者，太史迁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章学诚以《易传》说史法，方以智，圆而神，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亦即疏通之义也。郑《注》谓知远近诬，盖好任己意，以今推古，乖事实而误褒贬也。拘者泥古而不达时变，固执一解而不能通观，此皆后世史家之通弊也。

广博者，孔《疏》云，无所不用。盖八音并奏，肖人之殊情，《记》所谓合同而化，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也。易良者，孔《疏》云，使人从化。盖《记》所谓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宽裕即广博，巽而易入也。简易即易良，《记》所谓大乐必易也。奢淫者，《记》所谓乐胜则流盈而不反，则放流湎以忘本，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者也。刺者乖于平和也。今之曲剧，即古之乐。其辞雅俗兼陈，众流毕肖，所谓广博也；缠绵丁宁，童媪皆解，所谓易良也；而摹写太过，诲淫诲盗，则所谓淫刺也。

《易》体简而严，故曰洁静清明。若其精微，则《大传》言之详矣。条达者，《大传》所谓触类而长之也。贼，害也，后之《易》家术数之流，多为律例，穿凿小苛，欲条达而不通，欲洁静而滋烦者，贼也。好推术数而不切人事，外若精微内实隐怪，则所谓鬼也。

《书》曰：“礼烦则乱。”《语》曰，文胜则史。皆如鲁昭，乃启原坏忮责者。烦文相稽，责善则离。太史迁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昔称议礼之家为聚讼，道家诋儒者为司空城旦书，皆忮责之故也。《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董仲舒曰，《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其所以然之故，有常有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后之说《春秋》作史者，过求其所以然，有贬而无褒，刺讥而不婉晦，诬罔而苛刻，故曰失訾。不明常变与义，则议多而益谬。强为属比连贯，则例多而愈棼，故曰失乱。

凡诸失者，有所由出，而不专在所出。愚僻不独《诗》家，奢淫不独《乐》家。为《春秋》者亦有诬，为《易》者亦有烦。凡穿凿皆贼乱也，凡苛刻皆责訾也。教固相备，其失亦相连也。

刘献廷曰，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由是以言诸失，固不独在文，又不独在六艺之教矣。上之为诸子，下之为群民，皆有此情，皆有此失。是以圣人立六经以教之。而今儒之淫僻者，谓六籍记事不为化人。古文家。其贼乱者，则谓六经皆立微言，非各为显用。今文家。左右佩剑，其可不折诸？

此篇推论学术，不独论文，然实仅指文字之学，故以终焉。

附：道家史观说

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吾侪所业，乃学文之学，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也。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

道家方法如何，一言以蔽之曰御变。御变即是执两。《认经论》所说校雠法，即执两之入手。用中御变，一纵一横，端是横，变是纵，要之皆两也。《左右》篇已详之。

吾论史学已详，而于道家尚未专说。又道家、史官、天官三者相连，此义亦尚未拈出。今简直说之。

《七略》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以御物变。此语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变。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曰察势观风。此观变之术，道家所擅长。道家因出史官，故得御变之术。史家因须有御变之识，故必用道家之术。老子为守藏史，马迁家学本道家，其明证也。

周官太史本掌天事，汉世太史令亦兼掌天文、律历。司马迁亦云，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何以与天相连邪？《左传》多载灾祥预言，被后人讥为夸怪，究何故邪？太史迁自言其书继《春秋》，而从董仲舒传《春秋》。仲舒之学，乃阴阳五行，与迁之所说全无所似。迁自言究天人之际，而全书中言天人者殊少。究竟何为天人之际，岂果徒作门面语邪？凡此皆昔人所未明解。今之学者，必以古代学问皆出神教解之。夫一切学问，后皆离神教而独立，何故天文与史书独尚联合？此必须求联合之故而后可解也。盖天道之显然者为四时，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

变乃自然，道家之所谓道，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道家、史家之所谓天，即指莫之为而为者。迁所谓天人之际，即是古今之变耳。四时即天道之变，而人事该焉。人事之变，不能逃天道。《易》之数与史之风，实相同也。六经中《易》言天道，而董氏则以《易》治《春秋》。太史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即谓由事见风，以数该事耳。由此贯说，数也，时也，风也，皆变也。

吾所说得两，即道家史家之要。《易》之所谓盈虚消息，《老子》所谓正奇倚伏，《淮南》所谓始终，皆是变，亦皆两之变。既止有两，故为往复。《老子》曰，天道好还。即是此义。所以《易》与史与道家皆主循环论。近来进化论盛行，而哲学中经验主义矫正唯理主义之虚幻，认一切事物为个。个不相同，恰与进化论相合。于是无论何学，皆以进化观念解之，而不信循环论。不知物质可言进化，已不尽然，后人衣食住之事固比前人繁细工巧，然时行之物易时便陈，陈者易时又为新。况可该一切乎？

道家之说源远流长，以言乎观事理，则其论势乃儒家论理之预备工夫。以言乎处世，则其柔谦亦儒家中庸之次。吾华人自圣贤以至于愚民，无非道家。此语似颇骇人，实不奇异。以史言，上则《易经》，中则《史记》，以至《儒林外史》；以子言，除人共知为道家者不论外，上自《金人铭》，最古之格言。中则宋儒程、邵，明儒王阳明，下至《增广贤文》；以人言，高为诸葛武侯、李邺侯，下至乡间老农，无非道家也。道家与法家乃和介刚柔动静之代表，故儒家之知和柔静者，无非兼取道家。但世人不察，遂止知《老》《庄》《淮南》耳。后人眼中似谓三代而后全为儒家之天下，不知所谓儒者大都不偏刚即偏柔，非中法家之毒，即受道家之风耳。

道家学术之大要，可以数言尽之。因见变之徒劳，故主退让，此不过多算一箸。世俗猜拳中有大指二指小指环相胜之一法，恰可比之。此即五行相胜之理，亦即两之理也。见变之不可免，故主静，因凡有所作为，须合于时几。加人力而失时，必败，故主无为。其流为打乖，此论势之弊也。要之，由得两而生知几，即知时。知时生退静，退生柔让，静生因与无为，总之可名为圆，又可名为任天。天道本圆，循环亦即圆形也。人生态度不出三种，一曰执一，举一废百，走极端者，诸子多如此，此最下。二曰执两，此即道家。子莫乡愿似执两，而非真执两，何也？子莫执中，实是执一。乡愿生斯世，为斯世，是不能御变。进化论即是生斯为斯，固显与道家不同。黑格尔正反合三观念，颇近道家，然因而推论云现实即合理，合理即现实，是即论势忘理，为道家之弊。然不得谓道必流于乡愿。果能执两，则多算一箸，当矫正极端，安得但以当时为是而同流合污哉。即言御变，必有超乎变者，故道家之高者皆言守一。夫至于守一，则将入第三之高级，老、孔之正道矣。老谓之得一，孔谓之用中，此即超乎往复者也。

道家学说无总集之本，吾尝立愿撰集之，未暇也。《老子》深远不止如上所言，《庄子》放言恢广，《管子》中数篇专言内静，皆不止上所指观变退让而已。慎到别成家法，《鹖冠》精义无多，今皆不论。

《淮南》书《道应》《泛论》《诠言》三篇最为精纯。《概闻录》末篇，凡《庄》《淮南》之要语略具，可为提要。

《左书》中邵尧夫学说当与此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