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学之名言多矣，得其要者，莫如章实斋《文史通义》之《博约篇》。其要曰，学必期于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底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扩充为横之统类，通久为纵之源流，他篇已详，不待申说。余四语者，皆须析论，因援旧说，以为证喻。

所谓心得者，即学与功力之辨。二者之别，殊不易明。章子譬之以秫黍与酒，是原料与成品之分。其所举王伯厚之纂辑，固不得谓非成品，然止为庀陈曲糵，而非火齐之既得，是功力之成品，非学问之成品也。且所谓学者必有旨意。旨意既立，则可以充于一切事理，一切著述，不随形式而变。如荀子长于礼，谓礼为类为分。其所以成家者，乃不在其详于礼，而在其执类分之理以贯万事。向使荀子止纂辑礼文，则不为成家矣。此则又不仅如酿者，乃如饮者之沉酣，沾洽酒气，盎于其身焉。此章子所谓性情也。虽然，意旨固贵矣，而不必皆有也。功力虽未至，成学亦岂可无哉？章子固未尝轻功力也。叶水心尝言：“士多以意为善，鲜以力为善。诚得其意，圣贤何远？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为力，则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远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以力从意，不以意为力。力所不及，圣贤犹舍诸。力之所及，则材为实材，德为实德矣。宁少于其意而致多于其事。”《彭子复墓志》。此又矫南宋诸公好空论之弊也。以意为力与以功力为学问，正左右佩剑之失也。

所谓专精与全量者，即此篇之主旨。专门之贵，昔人知之言之者多。其最切者，如戴东原曰：“学贵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年谱》其弟子段茂堂曰：“学问门径自殊，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深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沧海。”龚定庵迷。是诚甘苦语也。然能专一门而不知统，则亦不为成学，《庄子》所以有秋水之喻。宋陈善尝言学须善入，复须善出。龚定庵申之甚详。(www.daowen.com)

盖凡入一学，必有习气。欲成一学，必明类位。无习气则不能入，而无通识则不能出。通识者，章子之所主也。章子所谓道者，即其所谓道公学私之道，而此篇又引及阳明。阳明之说，乃本末之辨，而非公私之辨，与章子之言本异旨，然亦有相证发者。非朱派者不独阳明，嘉定钱子仁曰，即物穷理，其误在于无本。《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为学者不当厌末求本，教人但学其末，所谓其本乱矣。本乱而求末之治，岂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学》也。《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中庸》曰：“虽圣人亦有所不知。”文公教初学者，即责以知既尽而后意可诚。《语类》又云：“格物者，穷至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则意之惑乱滋甚，又何可诚？且使尧、舜复生，亦恐不能，此未合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尽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望其成饭也。文公则曰：“上而无极太极，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虫，亦各有理。一书未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是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愚意无极太极是天人合一之学。学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学者学之，虽非先务，无伤也。草木昆虫事物之众，人无百年之寿，何能一一尽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为，文公亦以大臣不当亲细务，奈何志在学圣，而反务尽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哉。此未合于二程也。此论至详，护朱者百喙不能解。子仁名民，嘉定人。讲学欲合朱、陆，尝与陆稼书辨。章子之论，无以加明于是也。虽然，其所引治天下与大臣之说，则有遗义焉。盖此所辨者共由之道，而天子大臣百工则各执之职也。治天下者不可耕，而农自当精于田；大臣不当亲细务，而百工自当精其职。契弃皋陶，岂非不器之君子？而后稷、司徒、司寇，不可易事而工。向使世之人皆学治天下，则谁为农？皆学为宰相，则谁为百官哉？昔唐应德顺之《与俞教谕书》辨德艺之分曰，羲和之历象，夷、夔之礼乐，皋之刑名，至于垂工和矢，伯益鸟兽，孰非道哉？诸子为之，而尧若罔闻者，盖君逸臣劳，道则然耳。若谓尧、舜以道自处，而以艺事诿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若在羲和，则历象便为先务；在夔，则击石拊石便为先务。又安得以尧、舜之所不遍者而遂不急也。此论明矣。盖道公而业私，道通而业局，不可言道而忘业也。阳明再传弟子胡正甫直作《博辨》以驳朱派，其言有曰：“人性一也，故兔罝野人可与上圣同腹心；才质殊也，故岩廊上圣不得与匹夫争技能。是故禹专水土，稷任稼穑，夔乐夷礼，契教陶刑，皆终身不易其能。能者非侈，而不能者非诎也。诚以才质殊而实用专也。”此言剖分性质，岂不明于钱氏哉。此虽非止论文学，而其理实可推。苟学者皆徒执章子批评之理，而无专门之精，则批评亦无所施矣。且元晦之误，误在范围，其方法则固不误也。何屺瞻称元晦事事精到，元晦固亦未能尽一切事理。顾其所已究者，则事事到地，事事当行，不强所不知以为知，迥非他家所及，诚可谓善理会者，诚专业之法也。正甫又尝言夫子所谓博学，言无适非学也。彼诵书考古，博物洽闻，特学一事耳，而非以博学也。夫子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公明宣从于曾子，无所不学，知夫子之无不与，公明宣之无不学，则知博学矣。此论甚精，实《论语》之正解。盖以博为动静言行，而约为心也。章子之言，则专主于文，以博为旁搜远考，而约为专业宗旨。然其理亦相通。正甫之言，谓心为本而行于百为。章子之言，则宗旨为本，而周于群书也。俞荫甫樾《论语小言》曰：“先王之道犹水也，先王之法犹器也。盘圆而水圆，盂方而水方。水无方圆，视器以为方圆。是以盘之水可写之盂，盂之水可写之盘。故曰，君子不器。若夫盘盂之方圆则有定矣。盘而不圆，非盘也；盂而不方，非盂也。故曰，觚哉，觚哉。”此喻甚精，可以知一贯与散殊之不相妨矣。

所谓性情者，章子《丙辰札记》尝述王怀祖之言，谓学问须有性灵也。进而言之，则人之于学，各有质性。质性固由所业而见，且又有贯乎诸业，乃至小技亦无不可以见其好恶取舍者。即以近人言之，翁正三于书守唐碑，不取米、董，亦不通六朝。其于学则亦守宋人经学，不取明人之虚锋，亦不专宗汉学。以黄鲁直论书质厚为本之语，为一切学术之宗旨。王壬父于诗，主八代不主唐。于词，亦主北宋，而不主南宋。讲宋学者，文必宗八家。讲汉学者，诗多主《文选》。学骈文者，书多宗六朝。讲考据者，画多喜北宗。阮芸台学主考据，文主骈，书主北碑，画主北宗，其最显者也。盖宋学之于八家文、南帖书、写意画，考据之于八代文、北碑书、工笔画，其性固有相同者矣。其相同而取之者，则气质为之也。为学当自审其气质。非独行为然，文亦然。恽正叔寿平评董思白书曰：“思翁笔力本弱，以学胜。秀绝故弱，秀不掩弱。凡人往往以己所足处求进，久必至偏重，习气于此生。习气者，即用力之过，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是以艺成而习亦随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饮药，令举体充悦光泽而已，不为腾溢。宁见不足，勿使有余。”此论至为微妙，亦可与章子《质性》《文德》《说林》诸篇相证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