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曾可师从沈国模、史孝咸，将王学引入邵氏家族学问，成为其家族学术的一部分。邵廷采时期，兼采各家学说，丰富发展了王学思想，博采众长达到顶峰。到了邵晋涵时期，邵氏王学表现为不离良知的考据，由性理到训诂，以史为重，对性理的探讨则相对减少。但是，王学作为邵氏家学的一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其他的面目呈现出来，并为后学发扬光大，成为清代陆王学术史上的光辉篇章。

明末清初时，王学在余姚邵氏家族内部传播了一百余年，由于社会状况的复杂多变以及个人志趣和认知的不同，在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邵曾可忠于阳明本意，以讲究性理为主，要求“提撕本原”，“详经略史”，同时，对余姚当地王学家的言论加以收集汇编，勤于讲学，将王学在家族内部传播开来；邵廷采则丰富了王学的内涵，吸收朱熹的治学笃实，崇拜刘宗周，强调“慎独”是入学的根本，推崇黄宗羲，认为“致良知”中的“致”就是“知行合一”的“行”。同时，邵廷采对经世之学极为提倡。余姚邵氏王学在邵廷采时期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邵廷采在姚江书院讲学十七年，对王学在余姚当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邵晋涵时期，性理之学渐渐被训诂之学所取代，尽管邵晋涵被认为是清代的史学家，邵晋涵本人依旧坚持着王学的世界观，对史学和经学的考据仍然不离“良知”本体，身处于清朝的朴学浪潮，依旧能够用王学的眼光看待史学问题，在“道问学”的同时仍不忘“尊德性”。

以家族和血脉相维系的邵氏王学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推崇王阳明、刘宗周，思想博采众家。邵曾可、邵廷采和邵晋涵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对于这两位王学大儒崇拜的热度从未消减。作为余姚邵氏家族的一分子，他们都在少年时期就熟读王学经典，对“良知”之学了然于胸。他们皆推崇王阳明的文治武功和刘宗周的忠义慎独。

邵曾可所处的时代王学备受争议，邵曾可在讲习王学的同时，用朱子家法理家，并不是一味排斥其他学说。邵廷采的王学思想更是兼采各家学说，以王学为宗，并且对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推崇备至，私淑黄宗羲，尽可能弥合程朱与陆王的学术沟壑。邵晋涵的思想，除坚守王学的世界观外更是博采众长，“闻见迥异于人”[154]。

第二，对“致”的强调。受史孝咸和管忠圣的影响，邵曾可的王学思想较为笃实，早期他以“主敬”为主，后来“深谙致知”，邵曾可终生恪守师说，只在“良知”上下工夫。对外在的学问，他秉承着王阳明的态度，认为那不过是“百戏之场，戏谑跳踉”[155]。所以他将收集整理王学典籍作为“致”的一部分。邵廷采则明确说明了“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即在注重认知主体素质培养的前提下，强调认知主体对于客体的极致活动。到了邵晋涵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客体极致的追逐更是达到了巅峰。邵晋涵对薛居正《旧五代史》的反复考异，以及著述《尔雅正义》一书，就是“致”的表现，这时，邵晋涵将“格物”与“致知”在史学的范畴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以内在的“良知”去把握外在的“格物”，从而在当时的考据史学浪潮中形成了一片别样的风景。

第三，讲求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在邵氏王学中体现在他们对待经学、实学和史学的态度上。在邵曾可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面对这样一个破败局面，邵曾可在乱世中很难以寻求得到一方净土，因此，邵曾可追求的是心灵的安稳，所以他选择“良知”作为心理的慰藉。他对于实学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告诫儿孙“莫思经济”。在史学方面，邵曾可的贡献侧重于学术史的整理汇编，他整理了余姚当地王学家的文献资料和姚江书院的学术会议记录，这为后来邵廷采编著《王门弟子所知传》和《姚江书院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邵廷采的经世致用则表现在他编写了王学学术史，同时对正史中没有记录的南明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邵晋涵在经世致用方面可谓是达到了极致。邵晋涵身处于朴学的浪潮中，于经学、古音韵学、金石学等无所不通。他参与编写《四库全书》，作《史部提要》，辑佚《旧五代史》，著述《尔雅正义》，力辩《魏书》非“秽史”，以实践量虚实。

通过分析邵氏王学的特点可以看出邵氏王学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良知”与“致知”两方面在他们思想中比重的变化。在邵曾可时期，“良知”是第一位的，他将“良知”作为立身之本，万物之源，“专守良知”四字能看出邵曾可将“良知”的毕生的守候。而对于“致知”方面，邵曾可由于当时所处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采取的“致”是对内心安稳的追求，对儿孙的教育也是多详经而略史。邵廷采对于王学的这两方面则是选取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点。在经历了刘宗周和黄宗羲对王学的修正之后，邵廷采进一步将王学在家学中增添了美妙的一笔。邵廷采的王学思想很贴合王阳明的本意，他既守“良知”又用心“致知”。他的生平虽不及王阳明那般光彩闪耀，也是丰富多彩的，游学击刺，马出潼关，考察边防，用心海务。他用一生诠释了“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156]。邵晋涵则是用“良知”作为考据的根据，在著书修史的过程中，将“心”作为主导。在“致知”方面，邵晋涵是邵氏家族中最为勤奋的一个，他于经学、金石学、古文音韵等无一不通，用功之勤可见一斑。他在治学中不像当时的朴学家一样仅局限于文字本身，而是能够如其父祖一样用统观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余姚邵氏王学历经近两个世纪，在邵氏家族内历经五代，这在当时就有不小的影响。章学诚在《邵与桐别传》中提到：“邵君先世多讲学，至君从祖廷采，善古文辞，著《思复堂文集》，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之言，蔚然大家。”[157]余姚邵氏王学的学术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余姚邵氏王学是明末清初王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明末清初的王学经历了分化，王学分为了三个流派。余姚的王学经历了由开始的有禅学之嫌到回归实学的嬗变，这在邵氏王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邵氏学人不断地吸收王学各派别的观点、学说来修正、丰富和发展邵氏王学，邵氏学人在坚守良知的同时，不断地扩大王学中“致”的内涵，由内在的“穷理”到外在的“格物”，由内在的“致良知”到外在的“重践履”。

邵氏学人经历了清初王学的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在清政府对朱学一边倒的情形下，邵氏学人坚定地站在王学的阵营中，并对来自其他派别的攻击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击，固守“良知”本体，汲取各家精华，完善邵氏王学，是构成清初浙东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余姚邵氏王学在明末清初王学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明末王学在历经社会政治的变革中，虚无的成分逐渐扩大。邵曾可入姚江书院拜沈、史、管三先生为师，承明末王学之余绪，重性理，轻经济，奉“良知”为终身之说。邵曾可传王学于邵廷采。邵廷采更是兼采众家学说，扩大“致知”的范围，将邵氏王学引入性理与格物并重的阶段。邵廷采的王学思想上承刘宗周、黄宗羲，下启章学诚、邵晋涵。邵廷采传邵氏王学于其从弟邵向荣，邵向荣又传邵氏王学于邵晋涵。邵晋涵则是身处朴学的浪潮中，使用王学的世界观宏观地把握史学问题，沿承了浙东学人博洽而约取的学风，开启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

其三，余姚邵氏王学是明清时期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明中期以降的中国学术，经历了王学的扩张式发展，王学的鼎盛到明末清初时期王学的修正。清康熙末年，朱学定为国是，大大挤压了王学的生存空间，乾隆年间的进一步打压更是使王学的发展举步维艰。邵氏王学虽然只是属于余姚邵氏家族内部的学说，但受当时政治文化政策影响颇大，邵氏王学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是当时的学术所特有的。余姚邵氏王学，一方面积极顺应时代潮流，而另一方面也依照自身逻辑向前迈进，成为明清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

王学以心为本体，王阳明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158]王阳明抬高“心”之地位，强调主体自觉意识，这对于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有巨大的冲击力。但是，王阳明所说的“心”本身就带有伦理的规范，这种纯然的心，他称为“良知”。同时，他反对宋儒虚静之风，主张在实时实地反复磨练来开启良知。针对知行分离的观念，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王学的这些内涵十分丰富却又简洁了当，对于人性的强调又表现出相当的开放性。余姚邵氏王学在王学原有基础上对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主要体现在对内心的求取更加虔诚，对外在的“格物”更加勤勉。这使得邵氏王学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今天的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物质追求仅仅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心灵的发展。只有将丰富的物质世界和物质生活纳入到崇高精神的“主宰”之下，才不至于使真实的自我丧失在物质资料之中。只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统一了，人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只有物质的丰富是不能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的匮乏势必造成信仰的缺失，王学的作用就在于让人可以时时观照内心，探求“良知”。

“知行合一”，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活动的一致性，也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人格完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人格完善”的人自己开辟与创造出来的。我们需要的生活与世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心灵若是光明磊落，世界就光明磊落；心灵若是阴幽黑暗，生活就阴幽黑暗。我们的行为是在我们心灵状态主导下的行为，而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行为的直接结果。这便是最直白的“良知”，邵氏王学所强调的“良知”自在我心，我们需要追随着自己的本心去规范自己的行为。阳明心学中对待这一点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则，但邵氏王学有着自己笃实的学风，以圣人之道约束于自身。在这一意义上，邵氏王学比阳明心学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

“良知”本身就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信仰加以追求，只是在追求良知本体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按照固有的礼法加以约束，完全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自由只有在规范的范围内才能达到更加舒适的境界。邵氏学人深谙这一点，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内在的执着来调整邵氏王学，使之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邵氏王学对践履的重视程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观照好自己内心的同时，也要不断地了解外在的世界，如同邵廷采那样，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或是如同邵晋涵那样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地求知格物，以达到物我一体。现在的中国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现今社会的重要性，相信余姚邵氏王学也会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

综上所述，到了明朝末期，余姚王学在王阳明众多余姚籍弟子的推动下发扬光大。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三先生建姚江书院，一洗王学的虚无之风。明清交替之际，由于清廷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余姚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是年，邵曾可入姚江书院，学得阳明心学，并将王学在余姚邵氏家族内部流传开来。清初，随着清政府实行的文化怀柔政策，王学得以向前发展。在余姚邵氏家族内，邵曾可传邵氏王学于邵廷采，并将邵氏王学通过讲学的形式在余姚地区推行开来。邵廷采通过自己广泛的问学，将邵氏王学的范畴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也对王学进行了完善和修正，使得邵氏王学不再仅限于“性理”一谈，而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有更多的作为。清中期，清政府的文化政策进一步紧缩，王学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邵氏王学传到邵晋涵一代，至此，邵氏王学出现了新的走向，不在以性理为宗，转而以训诂为主，但其仍然没有抛开“良知”谈史学、经学。余姚邵氏王学历经两朝，在明末动乱纷争的年代里表现出固守内心良知的恬淡从容；在清初怀柔的文化政策下表现出集大成式的发展，吸纳各家观点；在清中期文化高压政策下表现出以良知为本，侧重史学与经学的特点。余姚邵氏王学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才会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思想文化是一个传承过程，不会因为社会的变革而中止，所以邵氏王学虽然历经各种变化，仍然没有丢弃王学之本旨。邵氏学人将王学作为邵氏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种信仰加以追求。而王学本身，就具有让人心灵宁静的特质，它对于外界的态度是积极求取，而对于自身又是宁静如水，真正实现了对事业的自强不息，对修养的厚德载物。

（未刊）

[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下》。

[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下》。

[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1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1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1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1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下》。

[14]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

[1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1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1页。

[17]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十二，《与赵咏道》。

[18]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十二，《与赵咏道》。

[19]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2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2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3页。

[2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9页。

[2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9页。

[24]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十二，《与赵咏道》。

[2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6页。

[2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2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邵鲁公先生孙孺人墓志铭》。

[2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6页。

[29]钱穆：《宋明理学概述》，第69页。

[30]钱穆：《宋明理学概述》，第69页。

[3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7页。

[3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0页。

[3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0页。

[3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

[3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3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

[3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

[3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

[3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

[4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4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邵鲁公先生孙孺人墓志铭》。

[4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陈氏章氏墓志铭》。

[4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陈氏章氏墓志铭》。

[4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48页。

[45]《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二十七日条。

[46]《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一十三，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乙卯条。

[47]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经术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836页。

[4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

[4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六，《师训序》。

[5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六，《文艺序》。

[5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六，《文艺序》。

[5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墓表》。

[53]姚名达：《清邵念鲁先生廷采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页。

[5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谢陈执斋先生书》。

[5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邵鲁公先生孙孺人墓志铭》。

[5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邵母贞懿翁太孺人传》。

[5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邵母贞懿翁太孺人传》。

[5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5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6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

[6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

[6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

[6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候毛西河先生书》。

[6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答蠡县李恕谷书》。

[6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6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答蠡县李恕谷书》。

[6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6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5页。

[6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5页。

[7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74页。(www.daowen.com)

[7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5页。

[7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姚江书院训约》。

[7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后蒙说》。

[7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后蒙说》。

[7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7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7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7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7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答蠡县李恕谷书》。

[80]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学校论上》。

[87]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8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复友人书》。

[8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后蒙说》。

[90]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儒林一》。

[9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后蒙说》。

[9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93]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学校论上》。

[9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学校论上》。

[9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八，《学校论上》。

[9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五，《寿河南巡抚王公序》。

[9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

[98]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十，《姚江书院训约》。

[99]邵廷采：《思复堂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

[10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10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10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351页。

[10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二，第363页。

[10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八，第876页。

[10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七，第620页。

[10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第728页。

[10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十八，第94页。

[10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四，第400页。

[10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九，第478页。

[110]《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第497页。

[11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六，第927页。

[112]陈祖武、朱彤窗著：《乾嘉学术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11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年（1738）十月辛丑条。

[11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年（1738）十月辛丑条。

[11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九年（1744）八月丁未条。

[11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八年（1743）二月乙巳条。

[11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丙申条。

[11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年（1739）五月丙寅条。

[119]据《高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九，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壬子条记中记载，阿思哈曾上奏朝廷，王肇基的诗文中有诽谤圣贤的语句，高宗下令，将王肇基立即杖毙。

[120]据《高宗实录》卷四百零七，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壬午条记中记载，恒文上奏朝廷，杨烟昭卦图猖狂好怪，高宗下令，将杨烟昭杖毙。

[12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壬午条。

[122]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

[123]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6页。

[124]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7页。

[12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2页。

[12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2页。

[127]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胡季随》。

[128]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6页。

[12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9页。

[130]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1621页。

[131]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一百三十，明文书局1985年，第740页。

[132]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第177页。

[133]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10页。

[134]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86页。

[135]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三，第375页。

[136]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第177页。

[13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第177页。

[138]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四十三，第787页。

[13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47页。

[14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47页。

[141]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6页。

[142]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第177页。

[143]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四，归安姚氏粤东署刻，清光绪七年（1881）。

[14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83页。

[14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1页。

[14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1页。

[14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4页。

[14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7页。

[14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1页。

[15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5页。

[15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3页。

[152]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四百八十。

[153]邵晋涵：《尔雅正义》，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

[154]黄云眉：《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第39页。

[15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7页。

[15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王门弟子所知传》。

[15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第177页。

[15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