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邵氏王学历经邵廷采发展之后，曾一度在余姚当地产生不小的影响，加之邵廷采长期主讲姚江书院，使得王学思想的传播更为深远。邵氏一族内部，王学也继续传播繁延，在经历了雍正和乾隆两朝的文化高压政策之后，邵氏王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清朝至乾隆年间国土空前辽阔，国家一统安定，坐拥着父祖遗留下来的大好河山和国库里丰盈的粮食和银两，年轻的乾隆帝喜好附庸风雅，他也为他的子民订立了他认为合理的文化方针。经历了雍正朝（1723—1735）文化政策的高压之后，乾隆朝制定了更为严格和精密的文化制度。自雍正帝即位以来，口舌之争就没有片刻的歇息，所以，雍正帝实行严苛的“文字狱”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严酷的高压政策反而使得民间更加众说纷纭，流言四起。乾隆帝亦深谙帝王之道，明白仅仅靠军事镇压是难以堵住悠悠之口，疏导要比强硬的压制来得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乾隆朝的文化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承康熙帝的“为朱独尊”。首先，摆明皇室的学术倾向。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就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朱独尊”，将对朱学有所质疑的谢济世狠狠地批判，“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102]。并对朱熹大加赞扬，“朱子熹羽翼经传，阐发义蕴，会萃群言，衷于至当”[103]。提倡儒臣读宋儒书，精研理学，“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104]，而后一再强调儒臣要“研究经术，阐明义理”[105]。在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刻十三经序》中，乾隆帝号召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106]为朱子家庙题匾：“御书宋太师徽国文公朱熹婺源家庙匾，曰：‘百世经师’。”[107]这就将朱熹又抬到了和孔子相当的层次，“经师”二字也就说明自此解经需以朱熹为纲。其次，钦定教科书。康熙朝时制定的文化政策是以孔为本，以朱为尊，并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把“尊朱”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到了乾隆朝，清政府继续贯彻实施这一政策，而且更加细化。如果说康熙时是政府为知识分子划定学术范围，那么乾隆朝就索性给天下读书人以参考书目，“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于各省会府学中，令督抚刊印，分给府州县学”[108]。清政府将传统的书籍作为教科书颁发给各地学政，也就使得这些书籍的内容得到了一统，版本源流得到了规范。不仅如此，“颁发圣祖仁皇帝预制《律历渊源》于直省学宫、书院”[109]，也就是说，皇家的学术也要学习。再次，整顿书院教育。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帝颁诏对书院进行整顿[110]，诏书中提及以“经明行修”者为院长，以“沉潜学问”者为教师，“恃才放诞”者不得入。“教官月课，宜重经史”[111]，整个教育机构的气氛是以安心做学问、潜心经史为主的。这种趋势也影响到了民间书院的发展。

第二，举行博学鸿词科。康熙朝举行了博学鸿词科考试，是为了笼络和收买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而乾隆朝博学鸿词科的举行，则更像是为了宽慰人心和歌功颂德。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灭亡百年，清朝统治者励精图治，国家一统，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这些因素使得人们的反清抗清的情绪基本消散。那些明朝遗老的后代们到了此时也已经能很好地融入现实生活中。此时举行的博学鸿词，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收拢民心，更多的是为盛世制造声势。其结果，“博学鸿词特科仅录取十五人，儒林中人为之失望”[112]。相比较康熙年间的博学鸿词，乾隆年间的举荐人多，但选拔的人少，入选的人员则编入翰林院。

第三，敦促士人深研经学。“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113]，国家以实学取士，也就要求了士人做实学，从需求上制定了对士人的要求。实学的范畴就是“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114]，“学以敦行为主，尤以明经为要”[115]。在清政府看来，经学是国之大要，只有研透经学才能经世治世。以朱子所辑《小学》命题，考试士子。“朱子所辑《小学》一书，始自蒙养为立教之本，继以明伦为行道之宝，终以敬身为自修之要，于世教民心，甚有裨益……嗣后应令学政于复试，论务用《小学》命题”[116]。“取士经旨，悉遵用先儒传注……私心自用及泥俗讲者，概不录”[117]。这就将士人选拔限定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文章要严格按照八股文格式去做，而且只能从故纸堆里寻找做文章的着眼点，不允许有些许新意。至于作为选拔士人最后一关的殿试，清政府更加看重经史策文，要求士人们的文章须得“贯穿古今，陶铸经史”[118]，这是对待选拔的士人的要求。

第四，严格的思想控制。一方面，清廷要求士人知识分子按照朱子的思想解经，另一方面却又对解经不合乎统治需要的思想进行了清理。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维护清政府的正统地位，乾隆朝的“文字狱”较雍正朝有所不同，“文字狱”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有反清思想的诗词、手书如“胡中藻”案，还有“毁谤圣贤、悖谬已极”[119]的诗句、对联，“悖诞荒唐，语极不道”[120]的卦图。禁止将《水浒》《西厢记》等书以及古词译为满语，认为“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族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121]。将已有的译文和原版尽数烧毁，有敢于私藏者即可严办。销毁逆书，收藏逆书者“赐自尽”。

乾隆朝实行的这种严苛的文化政策和仅限于朱学的经学方针，使得大部分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倾向流于训诂之学，正如钱穆指出：“考据学是士人用来对抗统治者采取八股取士，不满程朱理学的对策。”同时，这个时期的王学也已渐渐陷入沉寂，在清政府压倒性的方针下，一些王学家也纷纷改头换面，或是进入朱学阵营，或是不再提及“良知”，仅提修身，或者干脆避而不谈性理之学，转而谈其史学。

邵氏王学发展到邵晋涵这里已呈现衰微之势，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王学到了乾嘉年间已经渐渐归于沉寂，统治者严苛的文化策略，使得王学发展举步维艰。身处于朴学包围之中的邵晋涵，早年就已表现出对史学的极大兴趣以及对训诂之学的极大热忱。但是，作为王学大本营的余姚，王学已经是余姚士人血脉中的一部分，是很难剥离开来的。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又字二云，自号南江，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也是清代惟一跻身于翰林院的浙东学派学者。邵晋涵是邵廷采的从孙，其祖父邵向荣跟从邵廷采学习古文法。邵廷采去世后，邵向荣叹曰：“自先生殁，而绍兴之师法与史学绝矣。”[122]正如邵曾可对邵廷采的培养那样，邵向荣也是孜孜不倦地教育着邵晋涵。

邵向荣，字东葵，号余山，康熙壬辰年（1712）进士，曾任定海县教谕，后补镇海县教谕，著有《冬馀经说》十二卷，多引先儒成说，而辨其同异。邵向荣对邵晋涵钟爱不已，将幼小的邵晋涵带在身边进行教育。邵向荣以讲学为业立学规四条：“立志、诵经、考史、敦伦”。这四条中，“立志”居第一位，他说：“志既辨在于立，立之在于诚。”[123]又曰：“学者果能为从己之心，鞭辟近里，静存洞察，息息无妄，庶几此心一太极矣。”[124]王阳明曾说：“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125]又说：“我论此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126]王阳明也将“立志”看作是为学中的第一位，可见“立志”对于学人的重要性。邵向荣所提出的“心”与陆王之“心”同。陆九渊曾说：“此理甚明，具在人心。”[127]关于“敦伦”，邵向荣又说：“良知良能，具于赤子，物引而迁，遂亡本体。”[128]这里更加明确地表明了邵向荣的王学思想，他认为“良知”是初生的婴儿就具有的，这与邵廷采王学思想中“孩提之不思不虑”是相似的，也契合了王阳明的思想观点：“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田分也。”[129]邵向荣认为这种赤子之“良知”是会随着物景变迁而发生改变的。一个人若能立志，能从己之心，就能将天地万物在自己心中融为一体。

邵向荣的王学思想对幼年的邵晋涵产生了一定影响。邵晋涵按照“立志、诵经、考史、敦伦”这四条去做，成就了自己的经纬史的学术生涯，也完成了自己笃实正直的人格塑造。邵晋涵天资聪颖，加之自身治学能够勤奋刻苦，为其将来奠定了坚实基础。邵晋涵幼年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相瘦弱，“清羸如不胜衣”[130]，左眼视力也较弱，但他学习十分刻苦，独善读书，无论严寒酷暑或外出旅行，点滴时间也要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世人呼为“神童”。

邵晋涵生于浙东余姚，对同为浙东老乡的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这三位大儒知之甚深，“浙东自明中叶王阳明先生以道学显，而功业风义兼之；刘念台先生以忠直著，大义凛然；及其弟子黄梨洲覃研经术，精通理数，而尤博洽于文辞。君生于其乡，宗仰三先生，用为私淑”[131]。在邵晋涵幼年之时就已经了解这三位大儒，熟读其著述，并极为佩服。他极其羡慕王阳明的事功，刘蕺山（即刘宗周——引者注）的忠义与黄南雷（即黄宗羲——引者注）的覃经通理。邵廷采以姚江书院学派的思想接纳了刘宗周的思想，也为邵晋涵把握王学主旨提供了些许便利。

邵晋涵对王学家的崇拜，还表现在他对于宋学的推崇。邵晋涵的学术继承了浙东学派的学风，在朴学的范围内表现出来与乾嘉汉学所不同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汉宋兼采”的学术风格。邵晋涵既有汉学家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又有宋学家的思维特征，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与邵晋涵知之甚深的章学诚为邵晋涵总结了其学术的三大特点，曰：“以博洽见称，而不知其难在能守约；以经训行世，不知其长乃在史裁；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132]这其中，邵晋涵将王学作为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推崇其心性之学。

乾隆三十年（1765），二十三岁的邵晋涵参加乡试。当时主持乡试的副考官是方志学大家钱大昕，恰巧主考官曹秀先病了，全部考试事宜皆由钱大昕裁撤。钱大昕“蕲取奇士不为俗学者”[133]，其在批阅邵晋涵文章时暗忖，为其文章所折服，主动托人捎话要求见面。只到见面之时，才发觉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便不禁心有所疑，于是，反复叩问邵晋涵，他回答竟是深若井泉，渊乎不竭，可谓是一位真正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人。钱大昕听罢，不禁拍掌笑曰：“不负此行矣。”[134](www.daowen.com)

乾隆三十六年（1771），邵晋涵以礼部会试第一的成绩中进士，参加廷试列入二甲。钱大昕称赞“数十科来无此才矣”[135]。同年，章学诚学古文于朱筠处，邵晋涵与章学诚论史，志趣相投。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馆，纪昀为总裁，大学士刘统勋推荐邵晋涵为纂修官，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同时入馆，时人称之为“五征君”。邵晋涵主持《四库全书》史部的选录和评论。入馆后，邵晋涵学习更加精进，“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136]。到乾隆三十九年（1775），邵晋涵授翰林院编修，仍纂修《四库全书》，并辑佚《续三通》。到乾隆四十年（1776），邵晋涵编校完成了《旧五代史》。邵晋涵博闻强记，涉猎百家之学，尤能追本求源，实事求是。在四库全书馆编修史书时，当总裁向他请教某些史实时，他则能明白无误地说出在哪一本哪几页内，深受同僚钦佩。当四库全书馆的编纂人员在史学问题上有所争论或疑问之时，也总是会在邵晋涵处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乾隆五十年（1785），邵晋涵完成《尔雅正义》。邵晋涵为写《尔雅正义》前后花费了十年的光阴，有一字未定，就会反复琢磨，直到认为合适为止。书稿前后经过三四次修改才最终确定下来，“不难博证，而难于别择之中，能割所爱”[137]。邵晋涵在自序中提到《尔雅正义》以郭注为主，兼采诸家。

乾隆五十六年（1786），邵晋涵御试名列二等。任职中允，擢侍讲学士。后转任侍读，为左庶子、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又任成安宫总裁以及《万寿盛典》《八旗通志》、二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后被国史馆提调，兼掌进拟文字。嘉庆元年（1790），升为翰林院侍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等职，同年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四。

邵晋涵为人谨慎狷介，不屈从于权威，在四库馆修史时，虽然邵晋涵的学问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有很多达官贵人希望与之相交，但邵晋涵依然选择了清贫的生活。他在修史之余，授徒自给；与人交往，从来不因为自己博学多识而傲慢；遇到话不投机的人，也不相争，只是起身离开。邵晋涵继承了浙东学派的风骨，治学博采而重史实，为人刚正而重气节。邵晋涵熟谙前明掌故，“于明季朋党、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于正史之外”[138]。虽然邵晋涵不像他的祖辈那样以明朝遗民自居，甚至于在自己所著文集中多有对清政府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他尤其追慕王阳明、刘宗周和黄宗羲三位大家的性情与学问。作为一个生于清朝长于清朝的学者，他自然没有理由像他的先祖那样对清朝苦大仇深，对于入仕的态度也相对积极。当然，这也牵扯了他极大一部分精力，致使无法完成《宋史》，是其遗憾。邵晋涵虽然是一位经学家和史学家，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王学依然占有一席之地。邵晋涵的王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良知”的认识。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139]又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140]王阳明对于良知的强调其实就是对主观意识的肯定，对自我精神的高度重视。“良知良能，具于赤子”[141]，这也是邵向荣对邵晋涵进行教化的内容之一，在邵晋涵修史和治经的过程中始终秉承这一训诫，修史秉公笔，记载从实，从未有强调天理而扼杀人欲，他承认人的主观意识，并不主张加以抹杀。

邵晋涵在谈论《宋史》时曾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142]邵晋涵认为“心”是起主要作用的，本心都已经失掉了，其他的忠孝节义又怎么值得称道？在其学术生涯中，邵晋涵所表现出来的真挚之情随处可见，“和平敦厚大雅之音”，“诗之原出于天籁”，“舍性情而求体格，是为无实之华”[143]，这其中的“天籁”“性情”不正是王阳明所提出的造化精灵的“良知”吗？

其二，对“工夫”的体认。王阳明认为的“致良知”便是指心见性的工夫。他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豪意必固我，便是正心。”[144]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心”也好，“格物”也好，都是“致良知”。王明阳又提到，“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145]，“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146]。“在事上磨练的功夫”体现在邵晋涵身上便是治学上的勤奋和专注。功夫既然不分内外，都是为了良知本体，那么邵晋涵的功夫自然也是为了内在的致知。

相对而言，王阳明对知识本身不是太重视，他曾经提到：“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147]记诵的多，就会增长傲慢，知识多就会行为恶劣，闻见多会巧言善辩，辞藻丰富会修饰人的虚伪，而惟有良知是光明的，万古如一的。王阳明的这一理论在清初就已经被修正了，刘宗周提出的“慎独”就很好地填补了王阳明思想中对知识轻视的缺陷。邵廷采则将刘宗周的思想与王阳明的思想统一起来，使得学人对王阳明的思想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其三，由穷理至格物。关于穷理，王阳明解释说：“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148]也就是说，穷理是包含着“格物”“致知”“正心”以及“诚意”的。若是单提格物，势必要加上致知、正心才能说得全面。格物是致知的功夫，是到达致知的途径。关于格物，王阳明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149]又说：“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150]

所以在邵晋涵这里穷理表现的就不大明显，相比较而言，格物的成分更加多一些。而王阳明认为抛开良知的学问是“济其私己之欲”的行为，而“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151]。邵晋涵更加注重实学与实践，这一点与黄宗羲思想中“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於心，则为俗学”[152]是一脉相承的。他不同于邵廷采，邵廷采主张探求大义，不拘泥于章句，而邵晋涵则是一字不明都需要反复进行考据，力求精准。

邵晋涵的思想中很大一部分是“格物”而非“穷理”。邵晋涵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入四库馆，之后的二十余年皆在京师任职，深处于当时的朴学浪潮中心，加之在四库全书馆中的工作亦是类比、考异、搜遗的史学工作。如其对《旧五代史》的辑佚付出了很多心血，反复地辩证考量，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采用双行分注的方法补其阙文，使之不与原文混淆。对于作为补阙的文集史书采用了附注的方式以备参考。另外，邵晋涵认为：“尔雅为五经之錧辖。而世所传本，文字异同不免伪舛。”[153]郭注多脱落，而邢疏荒略，难以为据。于是，邵晋涵殚精竭虑耗费十年光阴，根据唐刻石经与宋椠本以及前人征引之文反复审证，以郭注为主，兼采诸家之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尔雅正义》。

总之，邵晋涵对史料的探求是体现了格物，在事上磨的功夫，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理学观点。这是由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邵晋涵不能被称为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