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曾可将王学引入邵氏家学，其孙邵廷采在父祖的影响下，于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邵廷采主持姚江书院十七年，讲习阳明之学，可谓清初著名王学家。邵廷采生活在康熙年间，当时清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学术界一时重现繁荣。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政府将朱子理学定为国是，正式确立了尊朱的基本国策，不过，邵廷采逝于康熙五十年，康熙后期的文化政策对其思想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下，邵氏王学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思想情操和处世态度都会对社会的其他阶层产生很大的影响。清初士人对明朝的追忆，对清政权的抗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是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士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清朝的头等大事。从努尔哈赤，经过皇太极，甚至于一直到多尔衮摄政期间，清政府才稍稍理顺一些关系。诸如于多尔衮时期，清廷重新开科取士，网络人才。清朝的文化政策对于清初人心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故对于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44]。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思想，而士人又是一批浸染着浓厚儒家文化的群体，清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其统治能否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上颁谕：“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45]顺治帝将“崇儒重道”作为治国之策。然而，清政府依然推行的“薙发易服”使得汉人对其依然不能接受，甚至反抗更加强烈。这种反抗在江南表现的尤为突出。清朝对江南士人的高压政策一方面使江南士人人人自危，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的抵触情绪更加强烈。

到了康熙帝亲政之后，各方面的关系更加朝着一个相对较好的方向发展，康熙帝继续沿用多尔衮和顺治帝的怀柔政策，极力拉拢汉人知识分子，对其宽容优裕；同时又对士人进行控制，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

其一，笼络汉人，化解民族矛盾。康熙帝不同于他的父祖在治理国家上仅仅依靠满人，而是选择了更加合理的方式任用汉人。第一，设立南书房，成为自己的智囊团；确立了“满汉一家”的原则，统一了满人与汉人的官员品级，提高汉人在朝廷中的地位。第二，开展尊孔活动。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南巡途中，亲到孔庙祭拜孔子，题“万世师表”，表明清朝要承袭儒家文化的决心。第三，为了安抚遗民，康熙帝亲往明孝陵拜祭，并责令地方官员尽心维护明皇陵。这一举动，成功征服了江南士人，消减了汉人对清朝的抵触情绪。第四，尊重汉人的风俗习惯，并要求满人学习汉族文化。这一点迎合了汉人的心理，也促进了满族的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第五，开经筵，设起居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帝王教育制度。第六，康熙十八年（1679）增设制科取士，即博学鸿儒科，康熙帝对应试者百般包容，赏赐优厚，朝廷将选中的鸿儒全部任用，入明史馆纂修《明史》。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二，尊朱主敬，控制精神生活。康熙帝是一位勤奋好学的皇帝，他不仅尊重儒家思想，最难得是他能利用儒家思想来达到加强清朝统治的目的。康熙接受儒臣的建议，昭示天下“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46]。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颁谕将朱熹在孔庙中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列，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为清朝的国学。康熙选择程朱理学，主要是由于程朱理学能够更好地达到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提倡“主敬”，大肆宣扬忠孝节义，用之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这对于化解民族矛盾，消弭心理对抗，重建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巩固清朝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监察士人情况，对那些埋头于学术的士绅不时地进行鼓励，如嘉奖胡渭，“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47]。既然皇上的意图是让这些读书人安心于学问，他们也就别无选择，自然回归自己的读书本业，顺着明末清初的学术路径，研究经史之学，他们之间也有书信往来，大都是探讨学术。这一点在邵廷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康熙帝的一系列政策有效地安抚了汉人的创伤，凝聚了士人的精神，也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康熙帝自身的学术倾向也促进了经史考据学的发展。康熙选择朱学，摒弃王学，自然有他自身的原因。康熙早年所接受熊赐履的经学教诲，而熊赐履是朱学的拥泵，他的理学思想对于康熙儒学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后即是朱学与王学在本质的区别上，就世界观而言，朱子所宣扬的是个“理”字，而这个“理”又恰恰是外在的理，即为“天理”，读书人也好，天下的百姓也好，必定是要遵循了这个“理”字。遵从了这个理字便是要灭了自己的私欲，统治者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到了康熙这里，他不仅仅是要天下人遵这个“理”，而是更进一步的要“敬”。而王阳明所宣扬的“理”只是内在的“心”，只需向内审验“良知”即可。这种学说是不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的，若是天下的读书人都只是遵循了自己的心，统治者怕是要伤透脑筋了。

不过，康熙帝将朱学作为国学是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事情，而在康熙五十年以前则是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加之，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社会经济逐渐复苏，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经济水平，良好的经济物质基础，对此时思想文化的繁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复苏和思想文化宽松的环境之下，余姚王学也随之迎来了严寒冬天之后的明媚春天，虽然这个春天有时会出现寒流。这个春天虽然短暂，但在这个难得的春天里，在王学后劲邵廷采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余姚王学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

邵廷采（1648—1711），字允斯，又字念鲁，出身学术世家，其祖父邵曾可、父亲邵贞显皆是学者，从学姚江书院，传阳明之学，文史方面亦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是邵氏家族注重乡邦文献搜集的传统，皆给邵廷采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被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

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入浙，邵贞显携全家避难山中，其妻陈氏受到惊吓而病倒。五年，陈氏生廷采，继而又病重，不久后便去世，邵廷采遂由祖母孙氏来抚养。由此，邵廷采自幼便受到祖父邵曾可的耳濡目染。“五六岁时，禀祖父之训，教以孝弟忠信、为人之方”[48]。六岁时，随祖父去半霖义学，教导邵廷采需“沈思静观”，见沈国模，摩其顶教导幼年的邵廷采《尚书》之理“在知人，在安民”[49]。这是邵廷采第一次接触当时名儒。八九岁，邵曾可教授邵廷采学习王阳明的《客座私祝》及读圣贤书，并劝导其“非儒者之书勿使见”[50]。同时，教邵廷采了解和认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守仁、徐爱等理学家。这便是邵廷采所受王学教育的开端，是邵曾可将年幼的邵廷采领进了王学的殿堂，并接受理学的学术史教育。十一岁时，跟从祖父在皇山翁氏庄学《先正制义》，祖父作《蒙说》教育邵廷采。为了感念祖父，邵廷采弱冠时便自号“念鲁”。

邵廷采自祖父去世后，家道衰微，便跟从外祖父陈正衎学习经义、《左氏春秋》《史记》等[51]。陈正衎嗜佛，谈说多禅学，且有着自己独到的古文观，这对年幼的邵廷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十六岁，随父亲邵贞显在石门旅居读书，见马画初的《皇明通纪》，自己作《中山开平曹国诸传》以为戏，贪阅史书。十七岁时，邵廷采正式入姚江书院，拜名儒韩孔当为师，学习王学。韩孔当教育邵廷采“圣人可学而至”[52]。邵廷采在姚江书院，先读《传习录》无所得，继而读刘宗周的《人谱》，思想随之大进。邵廷采在姚江书院学习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尽管时间较为短暂，然而在这里邵廷采接受了最纯正的王学思想教育。也正是受姚江书院诸多王学家的思想影响，才使得邵廷采用尽毕生的精力学习、研究和推崇王学，并奔走呼号为之正名。

邵贞显和韩孔当相继去世后，邵廷采开始了游学生涯。游学过程中的问学求知构成了邵廷采学术的很大一部分。康熙十二年（1673），授经嘉兴，师事施博于放鹤洲烟雨楼，进修陆王心学，“始识儒佛之分，始识王畿四无之近禅”[53]。康熙十三年（1674），在会稽陶家读书时，结识刘宗周的弟子董瑒，全面的了解到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对刘宗周推崇备至。又曾问学于黄宗羲，承黄宗羲之史学，“尝以《读史百则》呈正黄先生，后又蒙受《行朝》一编，殷勤提命，难忘是恩”[54]。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弟子，主张“盈天地皆心也”，同时，黄宗羲认为王阳明思想观点中“致良知”的“致”，本身就是“行”的意思。不仅如此，黄宗羲还将王阳明“致”的范围加以扩大，不仅包括对内在良知的求取，还有对经世之学的探求。邵廷采的治学原则与黄宗羲一脉相承，主张“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得不作”[55]，极力地推崇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还从黄宗羲处学习乾凿度算法，从董瑒处学阵图，从王正中处学西历，在镇江梁化凤处学击刺，在淮安向防河兵卒处了解河淮变迁，访黄河故道，策马出潼关进行游历。这种广泛的问学和游历使得邵廷采的思想有着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也使邵廷采对于王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也能更加深入了解到王阳明本人的内心思想世界。邵廷采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王学，而是可以跳出王学末流的空谈之弊来理性地看待王学所面对的问题。可以说，这也算是对王学的升华和发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施琅在杭州遇邵廷采，邵廷采与之谈论沿海要害。施琅甚为惊奇，想邀请邵廷采一同北上，但被他谢绝了。虽然，邵廷采在《遗命》中有“追数六十四年中，蹉跎举场凡十四科……殚精研磨”[56]，但又说：“吾本意初不在此。”[57]大概是由于父亲邵贞显誓绝科举的缘故，却又在临终之时殷殷期盼邵廷采能够入仕。所以，在入仕态度上，邵廷采表现出了极其矛盾的一面。他几乎每次都参加科举考试，但却不在乎是否能够中举。可见，在他心底深处应该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完成“外王”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为这个让他失去母亲和父祖所憎恨的“蛮族”服务。大概这样就能解释为何他一方面关心国家的统一安定，关心国防，而另一方面却又一直是消极地待考，甚至有做幕僚可以建功立业的时机而不利用的心理了。

康熙三十三年（1694），邵廷采主讲姚江书院，立训约十则，严格要求学生，曾经使得书院内学术氛围一度更加浓厚。邵廷采的思想是始终坚持王学宗旨，同时又善于根据变化的客观形势对王学作出修正，力图纠正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力图振兴陆王心学，使得陆王心学在整体退潮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潮期。具体而言，邵廷采的王学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致良知”的认识。邵廷采认为王阳明所提出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统中人之上，中人之下，循循焉俱由此而言入”[58]。他认为这两句话乃是总括了为人立心的全部内容，教导人们遵礼守序，甚至连颜子所为也不能超出这一范畴。而后，邵廷采进一步论证了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邵廷采对王学本质的领悟。他说：“致良知实功唯为善去恶。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异于朱子者，正心诚意之事并摄入格致中，举存心，致知不分为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之本旨也。”[59]“致良知”的外在表现就是为善去恶，所以，只有外在的“格物”才能达到内在的“致知”。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与朱熹的不同就在于王阳明将诸如“正心”“诚意”此等良知之事也归在了“致”的范围内，将“心”与“良知”合为一体，看作是圣人提倡的中庸、德性与道问学的本旨。

邵廷采的王学思想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了各家的观点，扩大了“致良知”的范围。在王学派别中，除了王阳明，邵廷采最钦佩的就是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习称“蕺山先生”。开创了蕺山学派，他提出“慎独”学说，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他曾经说：“是功利之学，有意为善皆恶也。论本体，有善无恶；论功夫，则先事后得，直无善有恶耳。”[60]邵廷采在绍兴拜谒董瑒时，被告之：“既宗蕺山之人，不可不知蕺山之学。”[61]“后数年负笈，喜读《全书》”[62]。董瑒是刘宗周的弟子，邵廷采拜董瑒为师，无疑邵廷采则为刘宗周的再传弟子。他认为刘宗周的思想与王阳明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羽翼孔孟之学，其用心和归宿是相同的。他曾说：“蕺山之所谓独，尽即良知本体、道心之微，与朱子殊，不与文成殊。”[63]他又说：“至蕺山先生，专主诚意，以慎独为致知归宿，择执并至，而不补格致于诚意之前，合一贯之微言，审执中之极则，孔孟以后集诸儒大成无粹于此。特全书未经刊布，世多传其节义。至其为承千圣绝学尚罕有知之者。”[64]他给予了刘宗周很高的评价。

邵廷采认为“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即在注重认知主体素质培养的前提下，强调认知主体对于客体的极致活动。邵廷采用合一来探究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无疑是对师说的进一步发挥，具有某种新意。但邵廷采的合一，是以心学会合了理学。作为王学家的邵廷采并不排斥程朱理学，邵廷采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基本宗旨上二者是相通的，曾语：“阳明祖述孔孟，直示以万物皆备，人皆可为尧舜之本，曲成诱人，于是为至，其与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65]陆王心学和朱子之学的目的都是为了无限的向圣人靠拢。只是选择的途径和方法不同罢了。“阳明之所云致知者，摄于约礼之内，始学于审端一贯；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铢铢而称，两两而积，其后乃豁然贯通焉。此同归中有殊途之别”[66]。大概朱学与王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朱子是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而王阳明则是一下子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致良知”。

邵廷采对“良知”的认识与王阳明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孩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67]邵廷采清晰地认识到既然心思澄明，良知本就清澈，婴儿与圣人有什么区别？所以邵廷采清清楚楚地补上了“求端用力在于致”。“良知”就是“本体”，就在那里，怎样到达才是本质的问题。王阳明曾说：“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之，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68]邵廷采的“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本意上可以说是相契合的。“良知”本就在于内心，求取内心良知的过程就是不断克制，不让“良知”被障蔽的过程。(www.daowen.com)

其二，立意宜诚。邵廷采主姚江书院事共计十七年之余，他制订了《姚江书院训约》十条规定。其包括“立意宜诚”“刊礼宜精”“伦纪宜敦”“威仪宜摄”“学术宜讲”“读书宜进”“举业宜醇”“课业宜勤”等内容。要求学生做学问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要戒虚务实。如第一条“立意宜诚”，便是要求学生用念时要真实无妄。对于“诚”，王阳明认为：“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69]“诚”是心之本体，若要恢复心之本体，就需要用到“思诚”的工夫。又说：“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70]“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71]邵廷采定“立意宜诚”为学规，便是要学生在做人做事时要符合自己的本心，不欺骗自己的本心良知，他说：“读书是真读书，做人是真做人。”[72]这也是符合王阳明“良知说”之本意的。

邵廷采在他为后辈所写《后蒙说》一文中也提到了“诚”的问题，他说：“亲义序别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诚。”[73]又说：“诚者，天道也。人必学天，方尽人道。知圣之后，自诚意下节节有工夫，一一有事业。其功不可缺，而序不可紊。”[74]也就是说，邵廷采也认为“诚”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诚意”之后才是功夫、事业，诚意也是为“良知”而生。

其三，对“四无”说的体悟。针对时人所多有微词的“四无”学说，邵廷采进行了严格的论证。时人对王学的误解，有很大一部分在于王阳明对“四无”学说的解释晦暗不明。王阳明的“四无”学说，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邵廷采认为现下流行的“四无”学说，不是王阳明“四无”之本面目，他说：“至于‘四无’之说，流失在龙溪。”[75]邵廷采将这位阳明先生座下的大弟子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王学罪人。他又说：“而《天泉夜论》其师不以为不然，故滋后人口实，然其中正可有可详求者。阳明之所谓‘四无’，固异于龙溪之所为‘四无’。龙溪之所为‘四无’以为无为无者，荡而失归，恍惚者托之矣。故其后为海门、为石梁，而密云悟之禅入焉。阳明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也。”[76]但到了王龙溪（即王畿——引者注）那里，没有了这个辩证关系，无就是无，这样也就将王阳明思想的本质部分给架空了，将王学逐步推入到禅境，王龙溪之后的海门（周汝登——引者注）、石梁（陶奭龄——引者注）、密云（即圆悟——引者注）则是直接以禅入，丢弃了阳明思想的主旨。邵廷采认为阳明的“四无”是与“前乎此者，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后乎此者，蕺山之‘无善而至善’”[77]是一体的。

邵廷采认为对于王学末流滥用“良知”说之弊，刘宗周的学说则是救治王学的良药。所以，他认为：“致良知工夫，全在为善去恶宗旨四语，特本其寂感一体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关系，蕺山刘子洗刷最精。”[78]又说：“而斯时密云、湛然，宗教炽行，高明罔知裁正，辄混儒、佛为一，托于‘四无’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后，不肯称说良知，是实因衰激极、补偏起废之道，正可谓之王门功臣，未尝相左。”[79]

其四，维护王学阵地。王阳明学说在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激变后，经周汝登的进一步禅化，王学的传播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在这一情形之下，邵廷采极力地维护王学阵地，毅然扛起王学的大旗，对攻击王学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他反驳道：“今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学术精微未尝深讨，功业昭著未尝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其用心亦未光明矣。”[80]当时有人攻击王学家的隐私。邵廷采便用孟子与他们相比，说孟子当年批判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出于圣贤卫道的苦心，也无从责备，怀抱明珠才能光耀孔子之圣学，而“今不务为孟子之知言、养气、崇仁义、贱功利，而但与‘如追放豚’之流相颉颃焉，其亦不自重也已”[81]。当时有人说：“阳明尝比朱子于洪水猛兽，是诋毁先儒莫阳明苦也。”[82]邵廷采则运用了他那文人的狡黠。他承认了诋毁朱子是阳明的罪过，但话锋一转，说：“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83]末了，邵廷采又说：“程、朱之学穷理必及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84]程朱门下的弟子都是精于穷理，举止中庸，言行合乎礼的学者，又怎能做出此等谩骂之事？“若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85]。这样一来，使得攻击阳明者犹如哑巴吃黄连一般，不仅不能攻击王阳明的学说，反而让他们在自己的阵地上自取受辱。

明清以来程朱理学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国家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人人都推崇朱注，却不知反验身心，学习圣人之道却只能流于形式，没有自己的一知半解，口中所言、笔下所书的尽是背诵篇章的朱注案，思想界一片万马齐喑。而王学的作用正是在于反验身心，与千年之前的孔子所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康熙时期，政府将朱子学说定为国是，学术界扬朱贬王思潮泛起，如孙承泽、熊赐履等都以辟王学为己任，一时朝野之士一片哗然。故有姚江书院派的徐景范入都与李光地等讲明王学之旨的不寻常举动。邵廷采却反对搞朱、王之争，他并尊朱熹和王阳明为两代“功宗”，认为后人不应对朱、王进行非议。他曾说：“若朱之去今已五百余岁，王之去令亦百有六七十岁。两人杰然，各为一代功宗。今之议之。则何为也。”[86]批评世人不知朱、王两人的思想实际是道固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正如车之两轮一样。他认为：“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相成，并行不悖。盖在朱时，朱与陆辨，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87]认为既然朱、陆能并祀学宫，那么朱、王之间也不应该存朱而废王。

邵廷采认为刘宗周的学说要比其他儒者高明得多，是“醇而集大成者”，可以同时纠正朱、王两学说的弊端。他曾指出：“王近明道，朱近晦庵，而功勋节义过之。朱王之学，得刘而流弊始清，精微仍见。兄不见《蕺山全集》，未识其学之醇乎？醇而集大成者，是以极言而宫辨之。”[88]邵廷采接受了刘宗周的“慎独”学说，用刘宗周的思想观点来教育后进。如他在写给子弟的《后蒙说》中便特别强调“独”是天下的“大本”，体认“独”的工夫是“慎”，立身处世、开物成务都要从“慎独”做起。他说：“天下之大本也，所谓独也。慎者，慎此而已。蕺山刘子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虽与朱子异，然按之经文，印之先儒，其说皆合。千圣万圣，从事之途，未有不从立大本起者。”[89]在邵廷采看来，刘宗周是继王阳明之后的儒学宗主，理应是被人们尊崇的圣贤。所以，他说：“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90]

其五，经世致用。邵廷采曾说：“圣贤学问，要在知行并进。”[91]邵廷采将王学中“行”的范围扩大了，他更加注重外在的致用。邵廷采对王阳明和刘宗周的追慕更大程度上还有他们追求事功的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他认为王阳明本身就是经世观点的最好诠释，“道固一贯，其流则万，析焉既精，支离是患。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92]。作为一名学者，王阳明并不仅是读书于方寸之间，他的世界要比董仲舒、贾谊、二程乃至朱熹广阔得多。他平定叛乱，安抚蛮夷，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是安邦定国的功臣，他的出现也使天下人不再用局限的眼光审视儒家经典。

邵廷采在其所著《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一文中，用大量的篇幅阐述刘宗周忧国忧民、为国尽忠的事迹。居庙堂之上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国难当头时跪午门，抗用宦官，祭奠阵亡将士。王阳明和刘蕺山都是集“事功”与“学问”于一身的儒学大师，是后进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认为士人就应该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做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

邵廷采对当时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皆重视学校教育，隋唐之后科举制度渐盛，科举就成为后来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他说：“今之学则止为科目之径，以科目为学校，病已非一世。”[93]科举制所带来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育功能。还说：“其平居则言与行相背，及入仕而临政，自养与用相违。举夫言语、政事、德行、文学，罔不歧为二。”[94]这种教育方式给学生和国家都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学与用并不能和谐统一，甚至学校学习的和日后入仕后的人生观都难保持一致。针对这一问题，邵廷采提出了自己解决的方法：“务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则人心渐醇，浮言虚誉无所用。”[95]即让学子们回归到孝悌忠信上去，才能慢慢消除这种浮夸之风。邵廷采虽一生都没有入仕，处江湖之远却忧其君。他提出：“至御人之宽，则因势顺导，与时变化。”[96]御人者需要有高超的技术，有专务清净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也有实行严刑峻法而能治理得好的，这是“各不相袭”的。一味地宽松纵容是不可以的，这有可能会横生祸端，宽容是需要策略的，也需要与时变化。执政者不需要强制改变政策，而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

在经世致用方面，需要提及的是邵廷采的史学。邵廷采也是一位史学家，他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以往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章学诚称赞他：“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言，蔚然大家。”[97]邵廷采所著《思复堂文集》一书，虽名为文集，但其中也集中体现出了邵廷采的史学思想。该书中用大量笔墨书写了王学家的人物传记，如《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和《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也有王门学派的集体传记，如《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传序》《姚江书院传》等。这些都是记录当时王学家个人或集体行为的人物传记，可以算得上是王学学术史。从上述这些篇目中也能够清晰看出邵廷采的王学思想。邵廷采的祖父、父亲以及他本人都从姚江书院读书研习，且邵廷采还在姚江书院主事十七年，对姚江书院以及当时的王学家了如指掌，他所记录的王学家的生平学行有极大的可信度。

另外，《思复堂文集》中所记载的大部分是邵廷采亲身经历的事件，有的则是刚刚过去人们还不曾遗忘的事件，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十分清楚，清政府在纂修《明史》之时，将晚明史附录在后面，但其中有很多与清朝利益相违背的内容则被删除掉。但在邵廷采《思复堂文集》中这些忠君爱国的事件则被大量记录下来。人物传记中记录的晚明护国名士，他们或政声显赫，明亡之后以死殉国，如刘宗周、施邦耀、周凤翔等；或抗清人士，如死守江阴的阎应元，为鲁王死节的王思任；或明末苦守气节的遗民，如邵泰清等。这些记叙皆能够反映出邵廷采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他将这些历史人物生动地还原出来，表彰忠义，同时，也多少流露出邵廷采对遗民气节的追慕之情。《西南纪事》和《东南纪事》则是邵廷采记载南明政权史事的，为纪事本末体史书。书中未称南明，而是使用了“东南”“西南”这种表示方位的词语，这也符合清初史家对待南明史的谨慎态度。

邵廷采不是研究型的史学家，而更像一位叙述型的史家，他用类似于司马迁似的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那个时期的历史。邵廷采虽生于清朝，但他与明朝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他怀着表彰与追思先烈的心情完成他的南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恰恰如此，邵廷采以写史从另外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陆王心学注重力行的特点，有力地回击了王学务虚之谬论。

作为姚江学派的传人，邵廷采苦心孤诣，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学派。他曾说：“姚江固阳明夫子阙里也，去世未远，近居亦甚，贤才蔚兴，将在今日心乎！”[98]对于邵廷采的种种努力，清人朱筠称赞道：“鼎革之初，诸老殂丧，先生岿然承绝业于荒江斥海之滨。”[99]总体来说，邵廷采虽然坚持了王学的宗旨，但并未拘泥于王学末流固有的褊狭性，而是勇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王学进行大胆的修正，使得王学在总体退潮的情况下在浙东一带出现了局部的回潮，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清初的浙东学术。

邵廷采在姚江书院弘扬“致良知”学说，如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时清圣祖提倡程朱学，孙承泽、熊赐履辈揣摩风气，专以诋毁阳明为事，念鲁常侃侃与抗不慑。盖阳明同里后辈能倡其学者以念鲁为殿。”[100]邵廷采继承了韩孔当“致知之心学”的思想，提出致知存心，兼综朱、王，欲熔理学、心学为一炉。邵廷采继承了姚江书院派躬行实践的一贯传统，主张为学不在辨说而在力行，一方面力驳宋明诸儒空言心性之非，倡用“物格知至”来避免王学走向无根的空谈。另一方面又跳出姚江书院设定的躬行修德的狭窄圈子，直接竖起其师韩孔当“究当世之务”的旗帜，主张以实学发为实用，尤其强调事功。这颇与黄宗羲的融“事功”“节义”于一体的思想颇为契合，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邵氏的理学思想更接近于黄宗羲。更加可贵的是，邵廷采认识到儒学并不限于理学心性一路。他感到两千年间的所谓“儒”，只不过是“传先民成说，守规矩绳墨”而已，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们，“以为得不传之绝学，尽拒一世之人于户外”，实在是气局太狭，不足以有为于天下。他说：“夫设一格以名儒者，拒千百世之英杰于理学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盖为此也。若此类岂敢为宋儒讳，又何独为阳明护乎！”[101]这的确是少有的直接痛快之议论。因此，他提出：“学者当学为人，不当专学为儒，天下大物，不是本领宏大，如何担当开廓得去？”他所谓的“儒”，指的是专言理学心性的宋明之儒。显然，邵廷采已经突破了姚江书院固有的理学樊篱，具有在理学心性之外别求儒学之道的倾向。他想要造就能够担当开廓天下大物的本领宏大的人才，与朱舜水呼唤能够“开物成务、经邦弘化”的巨儒鸿士、黄宗羲呼唤经天纬地的真儒一样都表现出清初浙东学术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