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曾可（1609—1659），字子唯，号鲁公，浙江余姚人，为当时王学名家史孝咸的弟子。余姚邵氏家族，可谓是名门望族，上可追溯到宋代理学名家邵雍。到了明代，邵氏家族更是多进士，据史料记载：“科甲之目，独盛于明。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1]邵氏家风严谨，要求子孙恪守经术，所以邵氏虽“累世贵臣，而族无富室”[2]。邵曾可的祖父邵钦谕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父亲邵洪华曾任靖州知州。邵洪华性情慷慨豪爽，可惜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四岁，当时邵曾可的母亲翁氏有七月身孕，意图以死殉夫，经族人劝说，方罢，后一直以“未亡人”自称。翁夫人悉心照顾幼子，“曾可公年幼多病，百般调护”[3]。同时，翁氏的高尚品格对幼年邵曾可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记载，翁氏“生平秉性刚棱，忠亮明著，推天诚以待人”[4]，甚至遇到要挟欺诈的人也会给予同情，“当非本心，出不得已尔”[5]。遇到家中的奴仆偷窃则会先隐藏起来以免吓到偷窃者。这种宽厚的待人之道也影响到邵曾可，给邵曾可一副关心体恤别人的仁爱心肠。邵曾可为人恭敬孝顺，颇有曾子养志之节，母亲经常生病，邵曾可就“方药周笃，旁及医学”[6]，通晓医理来更好地照顾母亲，自从母亲逝后，终生食素。友爱师友，与有贤德的人交朋友，体恤贫困的人。时人评价道：“敬以守身，慈以惠物，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7]翁夫人对邵曾可的良苦用心还体现在礼聘了王学名儒管宗圣为塾师，为幼年的邵曾可开启启蒙教育。“翁孺人礼聘霞標先生（即管宗圣——引者注），因引见求如沈先生（即沈国模——引者注），子虚（即史孝咸——引者注）、子復（即史晓復——引者注）二史先生为发濂、洛、关、建、姚江诸子之学，由是志识开广，操诣日新”[8]。邵曾可经管宗圣拜会了姚江书院的众先生，开始接触到姚江王学，继而开启了邵氏王学。管宗圣任邵家塾师期间，给邵曾可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幼年的邵曾可“少成而庄，德性深厚”[9]，弱冠时就有儒者的风范。可以说，幼年时期的教育是邵曾可一生性格养成的关键，正是由于管宗圣的缘故，邵曾可做到了“生平不见喜怒之色，不服暗，不登危”[10]。

据《清画拾遗》中记载，邵曾可少好书画，但画迹罕见，因思慕鲁得之，遂自号鲁公。少年的邵曾可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语，心下大悟，焕然释去往日积疑。当时沈国模创办的姚江书院，时人误以为讲授禅学，邵曾可毅然前往，说：“不这样就会虚度此生。”[11]遂入书院拜史孝咸为师。在姚江书院内，每月举办会讲，请众生阐发自己的意见，邵曾可往往闭口不言，认真倾听，每当讲会结束后，就仔细整理学者询问之问题，将意见相近者整理到一处，意见相左者则仔细归纳。先生皆称邵曾可勤奋且端庄厚道。其初学以“主敬”为宗，后来深谙“良知”之学，他曾说：“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俱贸贸矣。”[12]邵曾可为人笃实，尊师重道，侍奉先生如父母，其师史孝咸病于半霖，邵曾可每日步行十余里前去探望，往往不吃饭就回。如此这样，往来一月余，最后自己也累病倒下，遂卒，年五十有一。

邵氏“从事讲学，则自鲁公始”[13]，可见，邵氏家族研习王学是从邵曾可开始的。邵曾可的思想倾向性与其所处时代和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在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下，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改变社会现实时，自己所能做到的，也只有改变自己的内心，唯有使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领会到“良知”“本体”才能达到“物我合一”，天地万物归于一“心”。总体而言，邵曾可的王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心”的求取。陆九渊曾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是有心，心皆具是理。”[14]王阳明说的则更为具体，“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15]。邵曾可生活于晚明动荡的时代，求取“心”就显得极为重要，况且此“心”即是“理”。王阳明说：“好古求敏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16]邵曾可终生恪守师说，将求取“内心”，指心见性，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位儒者，无法追求“外王”时，求得“内圣”就成为人生的最高信仰。陆九渊曾经谈及到这一点，他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17]“此理”便是“心”，便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陆九渊又说：“今学者能尽心知性，则是知天，存天养性，则是事天。”[18]邵曾可便是将存心养性作为平生修为不断地加以修炼，“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19]。在那种周围尽是风浪滔天的环境里，内心却尽是一片宁静，这是何等意境啊！

邵曾可教育两个儿子要读儒书，“莫漫驰经济”[20]，这是契合了王阳明的思想观点。王阳明对外在学问的态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冷淡，他曾经这样说：“世之学者如百戏过场，戏谑跳踉，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知其家业之所归。”[21]在王阳明看来，自己的“本心”，才是“家业所归”，而那些外在的学问都不过是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邵曾可将自己严格定义在了王门弟子的位置上。可以说，他是一位纯粹的儒者，他将生活重心都放在整理王学文献和乡邦文献上，对史学涉及很少，对于经世之学也是鲜有涉猎。诚然，在当时战乱纷争人心浮动的社会背景下，能够稳定心灵则显得格外重要。但这也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不问“窗外事”的读书方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关于此，稍早些的刘宗周曾就进行过修正。只不过稍稍让人遗憾的是，邵曾可并没有存留下多少文字来阐明自己的王学观点，这或许就是，在他的眼中存留文字就丧失了王学的本意了吧。

第二，诚意笃行、知行合一。邵曾可在侍奉母亲时，总是“亲有疾，药先尝”，在母亲亡故后则终身食素，这可谓其终生践行了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之为奉养，然后谓之致知。”[22]正确运用季节变化的知识，切实地去奉养父母才是真正的致知。邵曾可为更好地奉养母亲而学习医学知识来调养母亲的身体，真正地做到了“知孝”。且在奉养母亲时也没有违背自己所谓之“诚”。如同王阳明所提出的，“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谦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23]。邵曾可对待自己的恩师史孝咸亦是如此，自己不顾念自己的身体，日日前去探望先生。陆九渊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24]邵曾可这种尊师重道的行为，正是印证了他知行合一、不事空言的特点。

王阳明曾说：“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25]在这里，王阳明明确指出要连续的下工夫，不是仅仅的“知”。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空里，当时的学者多是狂放不羁，邵曾可毅然选择用王学的笃行来要求自己，躬行修德，没有放浪形骸，没有借酒浇愁，而是每每“正襟敛容”[26]，“不见喜怒之色”[27]。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8]邵曾可这种笃实的作风，躬行实践的态度，切实做到了王学的“知行合一”。

第三，从“主敬”到“致知”。邵曾可初入姚江书院时“功专主敬”，“主敬”是宋代程颐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程颐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29]又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0]程颐将“敬”发挥为内心涵养功夫，内心涵养不是屏黜闻见思虑的禅定，而是在交感万物的思虑中使心有所主。“敬”能使心有所主，心中整齐便是浑然一体。“敬”也就是也整饬自己的思虑，经常保持自觉的状态，不为外物所牵累而达到内心专一。“主敬”不是空寂无事，而是能在处事上明辨是非。但是，程颐的内心觉悟与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者，谓之意”[31]。这“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身就具有的，是澄澈的内心，哪里还用得着整饬？(www.daowen.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问题思考的深入，邵曾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由“主敬”而转变为“致良知”。关于这一点的记载在《清史稿》和《邵鲁公墓志铭》中略有不同，在《清史稿》记载是“专守良知”，而在《邵鲁公墓志铭》中则是“深诣致知”，虽然都只有四个字，但意思却不尽相同。“专守良知”是指邵曾可自始至终一直恪守着王学的世界观，而“深诣致知”则是坚持着王学的方法论。如若按照文献的可信度而言，很明显，《清史稿》要略低于《邵鲁公墓志铭》，所以邵曾可思想倾向为“深诣致知”。这也符合邵曾可的成长轨迹，在求取内心良知之后通过“致”的工夫来达到物我一体。王阳明指出：“致知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32]又说：“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33]可见，二者是一致的。

邵曾可在邵氏家族王学的传承上可谓是开端者，他将余姚王学家的思想和著作都加以整理编制目录提要，同时，对姚江书院的创建与进一步的完善皆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邵曾可对余姚邵氏王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汇集王学文献，整理姚江书院笔记。邵曾可对余姚王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汇编，使之形成较为全面集中的余姚王学统系。只可惜，邵曾可所收藏整理的文献大多亡佚，我们已经是无缘一见，仅能从其孙邵廷采的记录中窥见一二。据邵廷采记载，邵曾可收藏了大量丰富的明代儒家典籍，“贮明儒书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曰仁、绪山、东郭、南野及蒙泉燕诒之録，靡不钩串提要”[34]。邵曾可所收藏的典籍不仅数量多，更难能可贵的是，多而不杂，这些书籍大多是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著述，尤其是对余姚当地的王学文献收集尤为全面，对于乡邦文献和传统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邵曾可不辞辛苦地为这些王学专著写有详细的书目提要，从“钩串提要”四字来看，不仅是为王学文献作书目这么简单的工作，似乎还有整理的功力在其中。

邵曾可是一位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的学者。在姚江书院学习期间，邵曾可在每次的讲会时，皆沉默倾听，然后退而整理各家之说。“退而书所答问，近思精择，期于功息有合”[35]，“手书先儒语，共相问答”[36]，邵曾可对姚江书院会讲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种记录不但有利于发现每个人的思想火花，而且又能让这种火花不至于迅速湮灭，能够保留下来。这种整理也有助于邵曾可对当时余姚王学家思想倾向的了解、学习、研究和采纳。邵曾可的记录在当时可能仅仅只是个人的举动，但客观上对于后人研究姚江书院中的王学传播情况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其二，力阐师说，泽被后学。邵曾可为余姚王学培养出了集大成的著名学者邵廷采。邵曾可给予邵廷采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而更多的则是精神层面上的。邵曾可给予邵廷采的王学启蒙不是浅显的儿童读本，而是他多年研习王学的成果，是阳明心学的本质部分，可谓是王学的精髓。邵曾可常“坐卧北楼，手钩玄要”[37]，常常是静坐沉思。他对邵廷采的日常行为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出入教以孝弟忠信，语之以必为圣人”[38]，邵曾可严格贯彻了王阳明思想中最本质的理念，即是人人都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尧舜”[39]，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邵曾可竭力将邵廷采培养成为一位纯粹的王学家。

邵曾可“常为后生开说，提撕本原”[40]，邵曾可整理了许多乡邦王学文献，当同乡的后生前来问学时，邵曾可往往将自己的王学心得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生，这可以说是在小范围内传播了王学。同时，“力阐师传，无或谬阙”[41]，保证传授王学的纯正性。

与此同时，邵曾可的品行和学问，亦深深影响到其子邵贞显。邵贞显字立夫，号鹤闲，是位古文学家，也是史孝咸的弟子，少年时在姚江书院读书，追慕古代儒家的美好言行。明亡时，听闻刘宗周死节，遂绝科场，终生不仕，以课童子为生，潜心古诗文，摒弃功名利禄，为人诚恳敦厚，十分推崇对黄宗羲和吕秋崖，称之为“典型”，教导邵廷采“先人经学不可废”[42]，同时，邵贞显也收录了很多宋明诸儒的文集。邵贞显喜读书，以课业授徒为业，有着自己的古文观点：“唐、宋者，学文之阶梯耳。其根底在经，勿肆口说文章高下。”[43]邵廷采的古文造诣绝大部分来自其父的教诲。由上可知，相比较而言邵贞显的学问长处是在古文学和经学，而对于理学和心学学说还是有其心得的，只不过其倾向则不明显。可见，其学术好尚十分广泛，不偏主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