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时清王朝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盛极必衰，盛世之下隐藏着多种社会矛盾并开始日趋激化。乾隆中叶以后爆发了湘黔苗民、白莲教等农民起义，这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嘉庆、道光时期，清王朝继续走向下坡道，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政治上，吏治更加腐败。从京师到地方，各级官吏办事因循守旧，谋求私利；贪污之风盛行，出现了诸多骇人听闻的贪污大案；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经济上，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收入日渐减少，支出却日趋增加，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随着川、楚、陕“教匪”，甘、新“回乱”，浙、闽“海寇”的不断发生，使得军费开支庞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文化上，乾隆中叶，汉学鼎盛，而到了乾隆末年，形成汉、宋对峙格局，学术界在治学方法、价值取向上都呈对峙态势。汉学自身积弊渐显，士人批评汉学的声音渐渐出现。到了嘉庆初年以后，士人对汉学积弊的认识和不满明显增长。而与此同时，随着《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以及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等汉学大师的相继辞世，考据学也渐趋衰微，学术界对其抨击与日俱增。因此，学术界开始有针对性地总结当代学术，分析其利弊得失，主要体现在整理刊刻学者成果和为考据学家树碑立传这两方面。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以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影响为最大。

江藩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撰成，认为“廉、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成余，考镜则不足也”[30]。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得到阮元支持，在其府中刊刻，阮元为其作序，曰：“江君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31]

全书八卷，采取人物传记汇编的形式，记录清初至嘉庆间的汉学家，以记录清代汉学承继之源流。江藩第一次划分乾嘉汉学阵营为吴、皖两派。此书撰成于汉学兴盛、汉宋二学对峙之时，体现了江藩彰扬汉学的主旨。江藩描绘的汉学虽只是清学一角，但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清代汉学的线索和清晰脉络，受到当时一些学者的好评，如汪喜孙、刘文琪等。刘文琪还把此书作为研究乾嘉学术的重要资料，在其《梦陔堂文集序》中有论述。同时，亦有学者认为江藩是书持有门户之见，如黄式三、龚自珍等。黄式三说：“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32]龚自珍更是致函江藩：“指出汉、宋本非对立，对汉学一词提出质疑，建议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以消减汉、宋对立情绪。”[33]桐城派姚鼎弟子方东树则愤然作《汉学商兑》一书与其对峙。

江藩并未采纳龚自珍等人之建议，而是于道光二年（1822年）又撰《宋学渊源记》一书。《宋学渊源记》一书编撰之时，学术界汉宋调和、兼采的潜流已由隐而显，汉宋兼采逐渐成为学术主流。此书正是这一时期江藩汉宋兼采学术思想的体现。《宋学渊源记》记载清代理学，内容恰与《汉学师承记》所记清代汉学互补，两者共同显示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理路。此时，汉学家虽排斥宋学，但又不乏兼采宋学之情形。汉学家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悄然改变，一些学者已有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治、康熙间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想法和实践。因此，当《宋学渊源记》撰写之时，学界风气已有变化，汉宋兼采的潜流已出现，可以说，江藩《宋学渊源记》一书的出现是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之内在逻辑。

在乾嘉汉学鼎盛之际，宋学地位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汉学与宋学之争日趋激烈。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传述：“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34]到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之后，汉宋之争就逐渐公开化了。江藩《汉学师承记》成书于汉学炙手可热的嘉庆中期，到嘉庆末年，学界风气发生转变，汉宋兼采趋势正在显现。汉学家倡导宋儒学行修养的呼声渐高，一些汉学家大多肯定宋学的修身主题。如段玉裁重视宋学，把包括“身心伦理”方面的“考核”作为“学问之全体”。他曾说：“故考核者，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吴辈所当大为之防者。”[35]可以看出，段玉裁对宋儒内圣修养的重视。嘉道时期，倡导宋儒德性之学的汉学家明显增多。如刘宝树、刘宝楠兄弟二人，精研训诂，博宗儒经，治汉学却无门户偏见，在治学上汲取宋学，更重视宋学的修身。还有陈寿祺，治汉学，又重视德性修养，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同样，这一调和现象也体现在江藩身上，他不仅专研汉学，而且对性命之学也特别关注；不仅讲求名物训诂，同时也重视躬行实践。其《汉学师承记》成书于汉学鼎盛的嘉庆中期，江藩有表彰汉学的宗旨，不难理解。但此书刊刻之时已是嘉庆末年，虽然相隔时间不长，但学界风气已有变化，所以，《汉学师承记》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批判也是情理之中。而《宋学渊源记》的撰写恰恰就顺应了这一时代风气。

综上所述，江藩一生不仅仅受汉学影响，而且也深受宋学影响，《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正是其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汉学师承记》为从清初至嘉庆年间的汉学家修史立传，对其渊源关系、学术思想进行了撰述和系统的介绍，意在表彰汉学。《宋学渊源记》则是其姊妹篇，记载清代宋学渊源，意在表彰宋学。二者互补，共同显示了清代学术发展理路，同时，两书也充分体现出江藩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倾向。

（原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

[1]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2]黄氏三：《儆居集》四，《子集》三，光绪十四年刻本。

[3]阮元：《研经室集》，《研经室集一集》序，中华书局1985年。

[4]阮元：《儒林传稿·拟国史儒林传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5]阮元：《研经室集》，《研经室一集》卷二。

[6]阮元：《研经室集》，《研经室四集》卷四。

[7]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首，序。

[8]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武崇曜《跋》。

[9]参照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第3期。

[10]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五《孟子正义序》，民国二十八年（1939）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11]高明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述论》，《求索》2005第2期。

[12]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

[13]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

[1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八，《答彭允初书》，上海涵芬影楼影印初刻本。(www.daowen.com)

[15]徐世昌著、陈祖武点校：《清儒学案》卷七十三，《抱经学案》。

[1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朱文公三世像赞》，清代学者文集丛刊本。

[17]章太炎、刘师培等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8]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

[19]王应宪：《江藩汉宋学论探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

[20]高明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源渊记〉述论》，《求索》2005年第2期。

[21]参照戚学民《江藩〈宋学渊源记〉史源考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2]清代学者对于史学著述客观性的认识和今日有所不同，以清代国史馆编写的传记为例，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传记必须全取他人著述编辑成文，才是客观的。

[23]钟玉发：《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清史研究》第4期。

[24]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

[25]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26]李慈铭撰、由雲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同治辛未（1871）刻本。

[27]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清儒学案序目》（第22册），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29]钟泰：《中国哲学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0]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3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32]张舜徽：《清儒学记·浙东学记·黄式三跋》。

[3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补编卷四，《与江子屏笺》。

[34]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4年。

[35]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娱亲雅言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