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渊源记》共计三部分，即“卷上”“卷下”和“附记”。卷上阐述了撰写是书之原因与中国理学之源流，共计收录北方学者孙奇逢等十人。卷下计收录南方学者刘汋等二十一人。附记一卷计收录沈国模等八人，所录学者多为江浙一带人士，其中，儒佛互证之学者为多。总之，是书记载清代自孙奇逢以下专治宋学的学者共计三十九人，依照所录学者的知名度和时间先后顺序，以纪传形式，对他们的生平行实、师承交游、学术创见，以及著述旨趣等进行了梳理。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重点是突出他们的躬行实践。

江藩编撰《宋学渊源记》的选人原则与标准主要有两条：其一，时间下限以当时已逝学者为主，健在者不为作记。其二，着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江藩在是书“序”中言：“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文正、魏果敏、李文贞、熊文端、张清恪、朱文端、杨文定、蔡文定或登台辅、或居卿二，以大儒为名臣，其政述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据载史册，无烦记录。且恐草茅下士，见闻失实，贻讥当世也。若陆清献位秩虽卑，然乾隆初特邀从祭祀典，国史必有自传矣。藩所录者或处下士，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淹，故特表而出之。”[7]但有学者就此指出其所录之人，许多宋学大家都被排除在外，是其尊汉抑宋之表现。如武崇曜评论曰：“郑堂专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8]武氏之语值得商榷。其实，江藩于是书开篇即阐明写作目的和选人标准。所录诸人以“或处下位，或伏田间，躬行有为而名位不显者”为主。由此可见，江藩主要是表彰那些躬行有为而名位不显的宋学家，而对于一代理学名臣汤斌、魏象枢、李光地等人皆以官修史书有传而不载。因此，江藩在选人标准上并无门户之见，相反，他为这些遗落草泽之士作传，恐为后人遗忘，充分体现了他对理学人士的重视与尊崇。

有学者指出，在《宋学渊源记》中，江藩为三十九名理学家立传，却遗漏了以理学正统自居的方苞、刘大櫆、姚鼎等桐城派人士，是排斥桐城派；且该书的传主中南人多于北人，有扬南抑北之意。首先，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江藩对桐城派确有歧见。桐城派的姚鼎年轻时曾欲拜汉学家戴震为师，但被拒绝，从此桐城派与汉学派结怨。但是与彭绍升《二林居集》相对照，我们还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彭绍升是苏州人，他对南方学者的理解自然较北方学者要熟悉，在其《儒行述》中，所录南方学者远超北方学者。而《宋学渊源记》基本取材于《二林居集》，所以这也是江藩承继《二林居集》而来。同时，这也是阮元在《儒林传稿》中的做法。还有，江藩为甘泉人，而且与扬州一派交往甚密，如与李悖、汪中、凌廷堪、秦恩復、焦循、阮元、黄承吉等往来密切，他对南方学者的熟悉程度也远超北方学者。

扬州学派大都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和原则，但随着学术的演变，在乾嘉汉学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他们又都程度不同地感受到汉学狭隘、繁琐等弊端，进而对汉学进行批评和指责，反对汉学家的门户之见[9]。江藩与扬州学者相交为友，相互问学，往来甚密。当时扬州学术界已有“江、黄、焦、李”之称，或为“钟、黄、焦、李”，且江藩与焦循又有“二堂”之目。黄承吉在《孟子字义序》中称：“予于里堂弱龄缔交，中岁论艺。俦辈中昕夕过从尤契洽者，则有江君子屏、李君滨石，当时以予四人嗜古同学，辄有‘江焦黄李’之目，或遗子屏而列钟君茝厓，则称为‘钟焦黄李’也。”[10]再者，方苞、刘大櫆、姚鼎等虽然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其实都是文士，无一为理学家[11]。方苞、刘大櫆、姚鼎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合称“桐城三祖”。

江藩为江苏甘泉人，而在卷上首先介绍了北人之学。对于此原因，江藩在卷上“记者曰”中阐述为：“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其蔽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加厉矣。”[12]从此叙述中可以看出，江藩对北方之学表现出偏爱，而对南方之学流于释老则多有不满，尽管江藩在原则上是“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的。在《宋学渊源记》卷下的记载和评论中可以看出，江藩还对南方学者无休止地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指责，称其为“词费”“近名”。由此可以看出其并无扬南抑北之意。

还有学者指出，《宋学渊源记》一书是江藩尊汉抑宋思想的继续，所看重的只是宋儒的修身养性之功，这一看法亦值得商榷。首先，《宋学渊源记》一书的确是重宋儒躬行实践和修身养性之功，但同时也体现了一些汉学家治学尊崇汉儒，而学行取法宋儒的治学方略。如惠士奇在某些方面也取法宋儒，江藩在是书卷上曾讲道红豆山房半农人（即惠士奇——引者注）手书楹贴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13]可见，惠士奇在内圣修养方面也取法程朱。又如淹贯群经、擅长名物训诂的汉学家沈彤治汉学，同时又不废弃宋儒义理之学，被后世称为有清初大儒气象的学者。再如汉学家卢文弨虽指出宋学在名物、象数、声音、文字学方面的缺陷，尊崇朱子，认为“朱子《集注》自颠扑不破”[14]，但后人却评价他：“笃于内行，服膺宋儒，潜心汉学，实事求是。”[15]钱大昕也曾如是说：“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16]

由上可知，他们虽重视汉儒训诂，却也在某些方面对宋儒义理之学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曾评论说：“清初亦有理学先生，后来汉学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学，如惠栋之流，说经虽宗汉，亦不薄宋；江永且为《近思录》作注。自徽州派之戴震出，方开辟一新世界。其《孟子字义书证》一书，大反对陆王，对于程朱亦有反对之语。后人多视此书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学，常以理学责人，甚至以理学杀人，顾戴氏书中有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是他著书的要旨。戴氏见雍正乾隆动辄利用理学以责人，颇抱不平，故攻击理学。戴氏以前，尚推崇程朱，此后遂不复谈宋学矣。”[17]言之有理矣。(www.daowen.com)

其次，在江藩的经学思想中，也有重视宋儒躬行实践的一面，对宋学正心诚意、立身致行之学表彰有加。具体而言，他在《宋学渊源记》前论曰：“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18]故江藩对宋学正心诚意、躬行实践之学，绝不排斥，相反，却是表彰有加。卷上自孙奇逢以下诸君，皆北方之学者，以孙奇逢、李中孚为代表，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北学以百泉（即孙奇逢——引者注）、二曲（即李中孚——引者注）为宗，其议论不主一家，期于自得，无一语堕入禅窟。即二曲虽提倡良知，然不专于心学，所以不为禅言，不为禅行也。刁、王诸子，亦皆敬守洛闽之教者，岂非笃信至道之士哉”。在江藩的学术理念里，“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19]。所以，对于宋学家的修身立世十分推崇。有学者就曾指出：“江藩对汉学是尊崇有加的，但他又不完全排斥宋学，对宋学的躬行实践也极为推崇。江藩在撰《汉学师承记》之后又撰《宋学源渊记》，不排除有调停之意的原因，但更应该看到江藩对宋学的态度。”[20]

再次，有学者曾经指出：“《宋学渊源记》系在彭绍升《二林居集》之《儒行述》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一，江藩了解彭绍升其人及其著作。其二，《宋学渊源记》中记载的人物名单和《二林居集》之《儒行述》的传主名单高度重合，一些不同者也可以在《二林居集》的其他地方找到相应的记载。其三，江藩《宋学渊源记》和《二林居集》的诸多同名传记文字相似或者高度相似。”[21]笔者通过比较的确发现了江藩《宋学渊源记》一书与彭绍升《二林居集》之《儒行述》在人物的选取、内容记述方面存在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江藩《宋学渊源记》取材于《二林居集》本身就表明了他对理学人士的尊重，同时也体现出了他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22]。其实，汉学和宋学本为两种不同的学术，汉学注重考据，属于学问范畴；而宋学注重义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即使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为学以汉学为主，但对宋学也表示了兼采的态度。如前所揭惠士奇、江永等。戴震早年也曾经说过“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因此，“江藩虽从学术的角度著成《汉学师承记》，并引起龚自珍的不安和方东树的激烈反对，但他本人不仅不反对朱子之学，甚至对所谓朱、陆之争也表示不同意，认为应该持学术之平和兼采众家之长”[23]。

对于宋学家对汉儒的批评与指责，江藩反驳说：“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义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24]指出汉儒传经是宋儒治学必要前提。江藩还以朱子治学尊崇康成（即郑玄——引者注）为例，认为朱子曾说“康成为好人”“康成是大儒”“康成毕竟是大儒”，所以“朱子服膺康成如此，而小生竖儒妄肆诋诃，果何谓哉”[25]。其中真切地透露出江藩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倾向。

李慈铭论曰：“江子屏于《汉学师承记》外，自有《宋学渊源録》一书，两不相孱越，何尝尽摈宋学？”[26]又梁启超、钱穆诸人也持此说。如钱穆说：“昔江子屏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为记载清代理学之开始。或讥其汉、宋分编之不当，然就实论之，亦复无可厚非。义理、考据，境界固属互通，分编叙述，转可各尽其胜，惟江书仅迄乾嘉，又详汉略宋，殊闲不备。”[27]梁启超认为：“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28]钟泰也曾说：“江藩纂《汉学师承记》，极力标榜汉学，亦取孙、李诸儒，纂为《宋学渊源记》。谓：‘惧斯道之将坠，耻躬行之不逮。’愿学者求其放心，反恭律己，庶几可与为善。其欲调停两家之意，委屈可见。”[29]笔者赞同钟氏对江藩“欲调停两家”的评论。江藩作《宋学渊源记》，所侧重彰扬的是宋学家的躬行实践，但彰扬宋学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