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一生不仅受家学影响较深，而且还师从诸多著名学者。从江藩一生所交师友可以看出，在江藩的师长辈中，余萧客、江声皆为惠栋弟子，是引领江藩进入汉学的导师，使其得汉学之嫡传。而汪爱庐、薛香闻则为深入儒佛的著名居士，江藩之父起栋也是深溺于佛学之中，因此，江藩受他们的影响也讲诵佛法，对儒佛互通之说很有见地。与此同时，宋学中人亦有不少同江藩过往甚密者，如袁枚、翁方纲、任兆麟、方东树、龚自珍、阮元等，对江藩宋学思想的形成影响较深。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袁枚一生反对考据之学，与惠栋、孙星衍、凌廷堪等人展开过激烈的论争，曾致书惠栋：“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行而下者，故笺著之说多附会。”[1]袁枚与江藩相交甚密，二十岁时曾拜袁枚于山塘，三十岁时，袁又尝亲至江藩之蝇须馆中饮酒论诗。翁方纲，字正三，号苏齐。擅经史、金石之学，亦是著名的宋学家。作为宋学家，翁方纲虽治金石考据，却强调考据之学应贯通义理，对考据之学多贬斥之语，批评汉学家沉迷考据、不问国事民生的偏向。著《考订论》攻驳考据。江藩在江西时，曾与翁方纲共赴王昶之招。与江藩世代交好号称“吴中二彦”的任兆麟，与江氏关系甚密，两家为世交，其学术是力主宋学。至于方东树，则为宋学阵营中的桐城派人。他抨击汉学，对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江藩等人一一驳斥。但与江藩在广州时同入阮元幕中，且共论学。与江藩成为忘年之交的龚自珍，亦是兼融汉宋。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道光九年（1829）进士。幼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师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与江藩相交甚密，曾说：“郑堂作《汉学师承记》，凡前儒经说之创获者，缕述之，不矜裁削，于后儒所讲起收虚实之法不拘焉。后之为《艺文志》《儒林传》者，将必取法于是也哉。”[2]

对江藩学术思想影响较大者要为阮元。阮元是嘉道时期著名学者，治古文经学，但主张汉宋兼采。对许多汉学家固守汉学，专治考据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考据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闻道”，曾说：“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3]其突出表现就是破除狭隘的门户之见，对当时的“汉宋之争”采取调停的立场。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始纂《儒林传稿》，其《拟国史儒林传序》中云：“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风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室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4]可见，阮元认为考据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其子阮福曾说：“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家撰一字。”[5]江藩受阮元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一方面江藩与阮元同属江苏甘泉人，自幼同里同学，切磋学问三十余年，阮元称其：“江君未若冠，读书已万卷。百家无不收，岂徒集坟典。款识列尊彝，石墨堆碑版。我年幼与君，获于君友善。谈经析郑注，问字及许篆。”[6]另一方面，江藩入阮元幕府，阮氏帮其刊刻《汉学师承记》，且江藩《宋学渊源记》亦取材于阮元《儒林传稿》，从中获益不浅。(www.daowen.com)

总之，在江藩的成长和生活中，薛起凤、汪爱庐、余萧客、江声、谢启琨、惠栋、阮元、袁枚、翁方纲、方东树、龚自珍等人或多或少的从不同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教诲和影响。尽管诸先生与他的联系各不相同，有的在学术上给予他的指导较多，有的在生活上助益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江藩的为学、处世、做人影响至深。由此可见，学术见解的不同，并不成为一时学者往来之藩篱，而在交往之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对不同的学术具有新的认知，也正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才造就了江藩这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