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叶至嘉庆时期，汉学鼎盛。汉学家从不同角度指斥宋学空疏，排斥宋学的倾向愈为明显。面对汉学家的指斥，宋学家也讥评甚多。乾隆末年，汉、宋对峙格局已形成，学术界在治学方法、价值取向上都呈对峙态势。汉学本身积弊渐显，士人批评汉学的声音渐渐出现了。嘉庆初年以后，士人对汉学积弊的认识和不满明显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以及江永、惠栋、戴震、钱大昕这些汉学大师的辞世，考据学家逐渐趋向于专研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考据学也渐趋衰微，学术界对其抨击与日俱增，而反对者又群起攻之。因此，在考据学派内部，考据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总结当代学术，分析其利弊得失，主要体现在整理刊刻学者成果和为考据学家树碑立传这两方面。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以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影响为最大。江藩在著述《汉学师承记》的同时，又完成了《国朝宋学渊源记》一书。二书的完成，也体现出清代中期学术的转型。

江藩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撰成，认为“廉、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成余，考镜则不足也”[23]。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得到阮元支持，在其府中刊刻，阮元为其作序，曰：“江君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24]

全书八卷，采取人物传记汇编的形式，记录清初至嘉庆间的汉学家，以记录清代汉学承继之源流。江藩崇尚经学，推崇汉儒。而且，第一次划分乾嘉汉学阵营为吴、皖两派。此书撰成于汉学兴盛、汉、宋二学对峙之时，体现了江藩彰扬汉学的主旨。江藩描绘的汉学虽只是清学一角，但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清代汉学的线索和清晰脉络。在《汉学师承记》刊刻之初，汪喜孙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致信江藩曰：“《汉学师承记》一书，异时采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后，亦足屏后儒拟议规测之见，尤可与顾宁人、钱晓徵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25]扬州学派学者刘文琪把此书作为研究乾嘉学术的重要资料，在《梦陔堂文集序》中有论述。同时亦有学者批判了江藩的门户之见、汉宋之别。黄式三说：“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26]兼容汉宋的龚自珍对《汉学师承记》的“汉学”之名有“十不安”之论，致函江藩，指出汉、宋本非对立，对汉学一词提出质疑，建议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以消减汉、宋对立情绪[27]。桐城派姚鼎弟子方东树则愤然作《汉学商兑》一书，“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谓：“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而“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以概服宋儒之心”[28]。

江藩并未采纳龚自珍之建议，而是于道光二年（1822年）撰《宋学渊源记》一书，记述清代专治宋学之学者三十九人，以示公允。《宋学渊源记》共三卷，此书编撰之时，学术界汉宋调和或兼采思想的潜流已由隐而显，汉、宋兼采逐渐成为学术主流。此书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完成的，是书也恰恰是江藩汉、宋兼采学术思想的体现。《宋学渊源记》记载清代理学，内容恰与《汉学师承记》所记清代汉学互为表里，相互补充，二者共同显示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理路。因此，可以说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在清道光二年（1822年）问世，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是嘉道时期汉、宋二学呈对峙态势下，清朝思想文化走向和政治统治相统一的一种反映。此时，汉学家虽排斥宋学，但又不乏兼采宋学之情形。汉学家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然发生改变。一些学者已经在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治、康熙间曾经出现过的“经世致用之学”的理念和实践。

清代中叶，经典考证蔚为大观，“道问学”取代了“尊德性”，在儒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道问学”占据主要地位，但对于“尊德性”的讨论并未停止。“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即是其一。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苏兴化人。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他曾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开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盖学识之争辨，往往同毫厘之相差，酿成水火之不相容。足下来书，洋洋数千言，畅论黄南雷、孙苏门、顾亭林、李盩厔诸先儒学术，语语入微，丝丝入扣，仆何入斯，敢萌希贤之想？所以与士林齗齗争辨者，只为一般推郭不开之秀才而发，若谡党同伐异，则吾岂敢！”[29]于此，可以知道，陆王与程朱就“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问的争论，不仅从明代经清初到清中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自清初以来占上风的“道问学”的一统局面，发展到清代中叶又演变为公开的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恰恰是以“尊德性”的再度回潮作为标志。

还有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后更名易简，们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他曾经总结说：“孔孟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同，祈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作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自乾隆初元来，儒术而不道问学，所服习非问学，所讨论非问学。比之生文家而质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为间，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30]可以看出，龚自珍认为儒家传统不外乎“尊德性”和“道问学”二途。二者之间，“尊德性”为主，“儒尊德性，问学次焉。德性曷尊？万物备与”[31]。不过，龚自珍所谓乾嘉之后“尊德性”取代了“道问学”之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清代中期的学术文化领域内，回归儒经原典的学术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情势之下，只有“道问学”，而无法实现其“尊德性”一途。

对于当时学者一味地追求“道问学”，遭受到一些学者的讥讽和批评。袁枚曾讥笑当时的一些学者为“东逢一儒谈考据，西逢一儒谈考据，不图此学始东京，一丘之貉于今聚”[32]。洪亮吉批评翁方纲的治学方式是“博士解经，苦无心得”[33]。孙原湘对此比喻为“今之鸿儒古之奴”[34]，而张问陶则径直称其“平生颇笑抄书手，牵率今人合古人”[35]。可以看出，袁枚等人对“考据”的批评与讥讽，其实质并非是个人嗜好所致，而是个人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所体认到的，这一点实质上即是对“尊德性”的一种肯定和对“道问学”的一种挑战。

同样，在清代中期，“天理”“人欲”之辨亦从未中断过，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乾嘉考据学派代表人物戴震的观点就与程朱不同，他根本不承认“理”“欲”对立，而以为“理”原于“欲”，认为欲之中节便是理，离开了欲，便无理可言。他曾经如是说：“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到，斯已矣。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下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36]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情欲，“理”和“欲”是不可分割的，反对二者的严重对立。他还曾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7]戴震的理欲观虽然也有偏失之处，但他对宋儒理欲观的批判却是切中要害的，应该说，戴震对宋儒淋漓尽致的揭露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而焦循在人性论方面，则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欲本乎性”，欲是性之欲，人的情欲乃是“感通之具”，舍欲则不能感通人。提出了“与百姓同欲”的观点，他说：“饮食男妇，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饮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兽之性，所以不善也。”[38]还曾说：“孟子称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与百姓同之，使有积仓而无怨旷。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来，修己安天下之大道。”[39]于此，焦循借助古代圣贤们的行为来证明“欲”是人们共同的人性，不论是古代的圣贤，还是当时的老百姓都是离不开的。可以看出，焦循的“欲本乎性”实际上是对戴震“欲出于性”的继承和发展。

诚然，这一思想也与明代李贽等人的人性论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戴震、焦循等人的天理人欲之辨，不仅继承了晚明清初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且与当时士大夫对王学的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如焦循在读了王阳明的著述后，无比感慨地讲道：“真能以己之良心，感动人之良心。”[40]王岂孙也曾经说：“阳明不出道坠地，坐令学究成冬烘。阳明既出道在世，如晓日桂榑桑东。”[41]直截了当地把王阳明的“良知”之学视为“道”的象征，并且还说：“我言杂儒佛，阳明以为师。”[42]

清代中期对于陆王心学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史学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文学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亦大量出现对于王阳明及其哲学范畴的认可和赞扬。如清代诗人孙原湘，其诗受袁枚的影响颇深，主性情，认为性情是“主宰”，而格律是“皮毛”。在其《题王文成公自书诗后》一诗中，称赞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为教立三字，如圣举一隅”。清代诗人、戏曲家舒位，十分关注朱陆学术，尤其是朱陆异同。在其所著《象山怀古》一诗中即体现得出来，其诗曰：“吾尝读书别义利，门户水火可捐弃。不然白鹿洞中言，眼泪何会有同异！紫阳之学无不醇，金溪之学无不真。”王阳明直承陆九渊，所以，舒位于《阳明书院怀古》一诗中，赞赏王阳明为文武双全的忠孝完人，称其：“粹然儒者言，知能皆天良。”他们把王阳明看作是圣人，将其“良知”之学赞为纯粹的儒家之学，无疑为天理人欲之辨的继续进行造就了一种学术氛围。

到了清代中叶，“重自我”“尚心力”的特点更加明显。如袁枚在给其“性灵”诗作界定时说：“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张问陶也强调说：“不抄古人书，我自用我法。”于此，他们要求诗中有“我”，同时，还要求“我”必须不受任何束缚，一空依傍。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曾讲道：“从古讲六书者，多不工书。欧、虞、褚、薛，不硁硁于《说文》《凡蒋》。讲韵学者，多不工诗。李、杜、韩、苏，不斤斤于分音列谱。何也？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43]于此，表面看来袁枚尽管就写诗作文而言，而实际上其所语包括了一切。摆脱一切束缚，一切以“我”为出发点，统率一切，驾驭一切。反之，则“我”成为一切的主宰。

而于清人最强调“自我”者，则要算龚自珍了。在其《论私》中认为，天、地、圣帝哲后、忠臣、孝子、寡妻贞妇等皆有“私”也，只有禽兽是无私的[44]。于此，龚自珍强调“私”，目的是在抨击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桎梏，换言之，既然“私”是人的本性，那么，人们对于私欲的追求也就是符合了人的本性。又由于每个人对于私欲追求的不同，而出现了每个人个性的不同。可以考见，龚自珍强调“私”，实际上还是在强调人的“自我”。他还曾经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45]对“自我”的推尊和夸大，恰恰反映出他对“心力”的重视。他曾说：“无心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46]更有甚者，他向社会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这可以说“龚自珍不仅将由清初发展而来的强调‘自我’的意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也将清代的王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47]。

另外，在乾隆嘉庆之时，陆王心学依然依自己的内在逻辑向前迈进的再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清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和陆王心学著述的刊印。此时，尽管最高统治者所倡导的是程朱理学，但于陆王心学亦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如王阳明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葺，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

1742年，尹会一与高斌讨论阳明学术。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雍正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终身钦慕颜、李之学，但言义理仍宗程朱。平生尚实行而薄空言，重身心而轻文字。反对守书本、奉语录，自溺于记诵之末，高谈性命，不获受益于身心。高斌（1682—1755），姓高氏，字右文，本八旗汉军后入八旗满洲，属满洲镶黄旗人，初隶内务府。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六年，授广东布政使，调浙江、江苏、河南诸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回盐政任。复署河道总督。十三年，回盐政任。旋授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十二年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1742年即乾隆七年，两人同任要职，可以说是清朝政府中重要官员之一。乾隆十年（1745），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学政邹一贵、知县王旨榖重建王文成公祠。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帝南巡至杭州，特转道山阴，谒王文成祠，并题词额曰：“名世真才”四字。后来，“王氏后裔恭摹，勒石建亭覆之，碑阴刻遣左副都御使胡宝泉谕祭文，使往来之人咸瞻仰云”。1765年（乾隆三十年），罗洪钰任江西崇义知县，建阳明书院。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巡视南方到杭州，辗转至山阴时，御笔赐予王阳明祠匾“名世真才”四字。乾隆五十二年（1787），礼部侍郎、提督学政朱珪，应王阳明九世孙生员昆泰、昆潮之请，为王阳明补撰墓表，著名书家梁同书书之，至乾隆五十七年，郡守李享特勒之石，并作跋语。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侯村老人、侯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曾致函邵懿辰曰：“以王伯安之才，国家所祷祈以求也。”[48]徐继畲（1795—1873），字健勇，号牧田，又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官至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御门行走等职。史载：“继畲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畲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49]嘉庆十九年（1815），巡抚保庆择贵阳城东扶风山新址，重建阳明祠，二十四年建成。由上可知，包括乾隆、嘉庆帝在内的统治阶层，对于王阳明及其学术是不加禁止的，而在某些时候还是提倡的。

还有，就是在乾隆、嘉庆统治之时，陆王学术著作也依然是不断地涌现并刊刻印行。江苏甘泉焦循（1763—1820），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一字里堂），嘉庆举乡试，与阮元齐名。阮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往游。后应礼部试不第，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余年。构一楼名“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博闻强记，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曾著有《良知论》，盛赞阳明之学。刘原道编《阳明先生年谱》一卷，1787年刊行，附于济美堂刻本《阳明先生集要》。宗稷辰（1792—1867），原名续辰，又名龙辰，字涤甫，一作迪甫，号涤楼，浙江会稽人。师事李宗传。为学宗王守仁、刘宗周。罢官后，主余姚龙山书院和山阴蕺山书院。曾著有《朱王致知本同考》《长沙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等有关陆王心学的著作。1794年，前提督山西学政、会稽茹棻撰《重修姚江书院碑记》，其曰：“姚江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接洙泗见闻之统，学术、事功炳于天壤，固其地之先师也。”[50]彭绍升著有《二林居集》，内有《阳明先生诗卷跋》《跋阳明先生与徐曰仁手书》等内容。学人刘永宦编《王文成公集要》8卷，嘉庆三年（1798）刊行。这是一部王阳明著述的选读本。可见，在整个乾嘉时期，关于陆王心学的著述也在不断地出现并不断地刊刻印行，为传播陆王心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经过清初的批判思潮，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同样，陆王心学更是如此，在清初诸儒的努力之下，依然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向前迈进。到了乾隆中后期，理学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汉学的兴起。此时，朴学主流地位确立，进入了“汉学”时代，且以压倒性的优势称雄学坛。所谓学界“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早已超越了程朱理学。在这一情形之下，陆王心学同样亦在向前发展，一些学者不仅继承了晚明、清初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且对陆王心学也是普遍关注的，诸如“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天理”“人欲”之辨，以及对“重自我”“尚心力”的推崇等皆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或著书立说，或授徒讲学，或刊刻陆王学术著作等，使得陆王学术依然依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向前迈进。

（未刊）

[1]陈祖武、汪学群撰：《清代文化志》，第一章，清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陈祖武、朱彤窗等：《乾嘉学派研究》，第一章，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本节所引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3]黄彭年：《畿辅通志》卷二百三十，列传三八，清五，保定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乾隆五年（1740）十月己酉条。

[5]弘历：《乐善堂集》卷一，《读书以明理为先论》，清乾隆二年（1737）年刻本。

[6]弘历：《乐善堂集》卷一，《读书以明理为先论》。

[7]《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九，乾隆十年（1745）四月戊辰条。

[8]陈祖武、汪学群撰：《清代文化志》，第一章，清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9]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清代学术概论》。

[10]戴震：《戴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11]段玉裁：《戴东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

[12]戴震：《戴东原集》卷首，《〈戴东原集〉序》。

[13]戴震：《戴东原集》，《与某书》。

[14]高小康：《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文史哲》2002年第1期。

[15]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黄山出版社1995年。

[16]戴震：《戴东原集》卷首，《〈戴东原集〉序》。

[17]高小康：《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文史哲》2002年第1期。(www.daowen.com)

[18]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1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名臣》，《李穆堂侍郎事略》。

[20]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文物出版社1982年。

[21]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阮福岭南节署，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22]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兴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

[23]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24]江藩：《汉学师承记》序。

[25]江藩：《汉学师承记》跋。

[26]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第380页。

[2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江子屏所著书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347页。

[28]方东树：《汉学商兑》，三联书店1998年。

[29]郑炳纯辑：《郑板桥外集》一“家书”，《复同年孙幼竹》，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江子屏所著书序》。

[3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三辑，《南岳大师像赞》。

[32]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十一。

[33]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页。

[34]张问陶：《船山诗草》，《论文八首》，中华书局1986年。

[35]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十九，《鸿儒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6]戴震：《戴震全集》卷八，《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37]戴震：《戴震全集》卷九，《与某书》。

[38]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39]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40]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论》。

[41]王岂孙：《渊雅堂编年诗稿》卷一，常州王氏清嘉庆年间刻本。

[42]王岂孙：《渊雅堂编年诗稿》卷一。

[43]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44]龚自珍著，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论辨类中·论私》，中国书店1991年。

[45]龚自珍著，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论辨类中·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46]龚自珍著，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论辨类中·壬癸之际胎观第四》。

[47]陈居渊：《清代的王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48]林则徐：《林则徐书简》，《致邵懿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49]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徐继畲传》。

[50]转引自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姚江书院志略》卷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