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提倡程朱理学，依靠政治力量的支持，理学占据显赫地位。但是，宋明理学经过清初的批判思潮之后，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到了乾隆中后期，理学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乾嘉考据学派。此时，朴学主流地位确立，进入了“汉学”时代，且以压倒性的优势称雄学坛。所谓学界“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早已盖过了朱子学。又云：“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9]

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此外，还有不同于此二派的扬州学派。吴派学术主要由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创始，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惟汉是从、凡古皆真。惠栋，字定宇，松崖，江苏元和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栋熟于经学，涉猎广泛，专政经书，宗汉学，尤精于《易》，著作有《周易述》《周易本义辩证》《易例》《易汉学》《九经古义》《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松涯笔记》《松涯文钞》等。惠栋可谓当时汉学巨擘。惠栋及其后学对朴学思潮、朴学学派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考据学发展到了高峰。戴震（1724—1777），字东原，慎修，安徽休宁人。其仕途不顺，科场屡试不第，29岁始补为休宁县学生；三年后，避仇入京，广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等学者，“声重京师”。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开四库馆，经纪昀等引荐，戴震被征召入馆，参与编纂工作。戴震一生著述很多，涉及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术、哲学等诸多方面。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尚书义考》《考工记图》《中庸补注》《原善》《原象》《勾股割圆记》等。戴震治学从经书入手，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自己的治学方法是：“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学。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穷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执，毫厘不可有差。”[10]

此外，戴震主张将训诂、考证与义理相结合。戴震考据学的目的是“闻道”，以明义理作为考证之源。段玉裁记载其话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11]又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12]由此可以看出，戴震把学问分成“义理”“文章”和“考核”三种，三者之中，又以义理为主，考核和文章为辅。主张把义理与考证结合起来，而以义理为根本。对于汉宋诸儒，戴震也是辩证地对待，他说：“汉儒故训有师录，亦有附会；晋人附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持胸臆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13]他既批评宋学的空疏，也指出汉学的不足，不偏主一家。总之，戴震为振兴光大朴学作出了贡献。

作为“实事求是”考据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说是清代乾嘉时期，甚至于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治学较为严谨的一个典型人物，有学者称其为“是清代‘科学性’学派的一个典型。他的学术思想以严谨细致、无征不信的风格著称，梁启超认为‘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14]。而另一方面，戴震却不以为然，他自认为当数第一的得意之作不是那些给他带来显赫名声的考据学之作，而是他自己所著《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书信中曾这样讲道：“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5]这可以反映出戴震一生的学术追求。他还曾对段玉裁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16]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皆为戴震为学之工具，其根本追求并不在此。而其最根本的追求就在于其《孟子字义疏正》，认为是书为其“生平论述最大者”，是为“正人心之要”而作。

《孟子字义疏证》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和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和权等。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多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其是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www.daowen.com)

“《孟子字义疏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部具有心学那种‘唯意志性’倾向的书，而这样一部书不是出自别人，恰恰出自以‘科学性’为特色的戴震之手，而且还被戴震自己置于其他著作之上，这就耐人寻味了。也许这书的确在问世后的百年中没有什么反响，但这并不等于它的出现是一种无意义的偶然。唐鉴的话似乎是在贬低戴震这本书的价值，把它说得好像是戴震为了炫才而强不知以为知的勉强之作。但他的话可能也有其道理，就是说明戴震把义理之学看得比训诂之学更重，或至少不比后者次要”。“就戴震个人而言，恐怕他的内心深处的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更重视道德义理，而不是以声训字诂为大学问。也许对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学术价值不能估价过高，但他对这部书价值的期待却说明，王阳明心学的‘唯意志性’倾向所表现出的精神自主并不是真的被清代学人弃之如敝屣了。它可能不仅藏在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内心深处，也同样可能藏在其他学人的心里”[17]。

无论是惠栋还是戴震，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特点，都说明到了乾嘉时期，汉学达到了鼎盛时期。戴震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当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而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则又是清中叶学术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它开纂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完成，历时十余年之久。《四库全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其编纂完成也同时标志着清代中期学术发展的转型。

四库全书馆笼络了大批的学者，有三百多人。当时的朴学学者大多被征召入馆参与编纂。梁启超曾评论说：“露骨地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18]梁启超把四库全书馆比作“汉学大本营”，是因为四库全书馆中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以“汉学”学者为多。由此可以看出汉学派所占的压倒之势，其学术旨趣，也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馆可以被看作是汉学家的大本营。

四库馆开后，由于纪昀推荐，戴震被征召入馆为纂修官。戴震在馆中颇受重视，其中《四库全书》的经、史、天算、楚辞等类的提要，大多由戴震编撰，乾隆皇帝又授予其“同进士出身”的头衔。而且馆中的“汉学派人士”如金榜、程昌期等对戴震都非常尊敬。他们“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晨夕讨论、靡间寒暑”[19]。以戴震为首的汉学家，他们都熟于经史，精于考据、训诂。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正如章学诚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入都，二君（周永年、邵晋涵）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修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誉。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册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20]

此外，四库馆中还有其他许多知名学者如朱筠、纪昀等，他们在治学上均属汉学派。《四库全书》的纂修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当时学术风气转变中汉学的胜利。此后，考据学随之达到鼎盛的态势。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正如焦循所说：“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21]皮锡瑞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慎）郑（康成）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22]

由此，可以看出汉学的盛极。此外当汉学家朱筠奏请乾隆皇帝开四库全书馆时，宋学家刘统勋极力反对，但还是实行了。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汉学已战胜宋学，成为主流学派。而且《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及出版业等都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