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的发展，到了清中期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既有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深刻制约，也有学术、文化等后先相承的内在逻辑。而在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之下，由帝王好尚所反映的朝廷文化政策，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2]。

到了乾隆时期，清王朝达到了它历史盛世的顶点，盛极而衰，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并日趋激化，出现衰败气象。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起义始，迄于乾隆六十年（1795）高宗内禅，仁宗嗣位，改元嘉庆，民变迭起，南北不绝。到了嘉庆之时，整个社会更是千疮百孔，衰象毕露，有如晚明动荡乱局。湘黔苗民、川楚陕白莲教以及东南沿海武装反清和畿辅天理教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的出现，给予了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嘉庆、道光时期，清王朝继续向下坡道走去，使得乾隆中叶以后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进一步发展和加深。

政治上，吏治腐败严重。到了此时，清封建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从京师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办事因循守旧，谋求私利；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贪污大案，出现了“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贪污行贿的网络。腐败贪赃已经成为清朝官僚机构的通病，由此，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经济上，嘉道时期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收入日趋减少，支出却日趋增加，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川、楚、陕的白莲教徒，甘、新的回民之乱，浙、闽的海盗倭寇，接连不断。这使得国家军费倍增，支出的加剧使得财政越来越拮据。这一切，皆使得清统治者变本加厉，对农民进行更加残酷的赋役剥削，农民纷纷破产，变成了地主和富人的佃户和雇工。尽管如此，佃户往往也是朝不保夕，沉重的高额地租及其额外的剥削，使得他们妻离子散，甚至于全家服毒自杀，“欲以一死脱难也”[3]。

文化上，乾隆中叶至嘉庆时期，汉学鼎盛。思想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它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无不为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所左右。到了此时，社会现实如此，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对统治思想进行反思。汉学家从不同角度指斥宋学空疏，排斥宋学的倾向愈为明显。面对汉学家的指斥，宋学家也讥评甚多。乾隆末年，汉、宋对峙格局已形成，学术界在治学方法、价值取向上都呈对峙态势。汉学本身积弊渐显，士人批评汉学的声音渐渐出现了。嘉庆初年以后，士人对汉学积弊的认识和不满明显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以及江永、惠栋、戴震、钱大昕这些汉学大师的辞世，考据学家逐渐趋向于专研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考据学也渐趋衰微，学术界对其抨击与日俱增，而反对者又群起攻之。因此，在考据学派内部，考据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总结当代学术，分析其利弊得失，主要体现在整理刊刻学者成果和为考据学家树碑立传这两方面。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以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影响为最大。

历史往往出现这样的悖论，越是提倡越是发达不起来，而不被提倡和重视的，却往往会于不知不觉中慢慢壮大起来。自清初出现的朱子学即是如此。朱子之学自康熙后期取得主导地位，帝王提倡，士子讲习，但却久久发展壮大不起来。“倒是与性理之学迥异志趣的经学考据，不胫而走，蔚为大观”。就连清世宗也不得不唉声叹气，说：“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4]

清高宗弘历就其文化素养而言，于清朝历代帝王除其乃祖康熙之外，无人可望其项背。弘历自幼便接触儒家经典和宋儒著作，曾受业于时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和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人，再加之其执政后又勤学不怠，于是，熟知四书五经、宋儒著述以及诸史载籍。通过学习，弘历学会了对以往朝代兴亡、古人沉浮以及执政者思想修养等问题的剖析，同时，也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清高宗深受宋儒之影响，把“理”视为世界万物之主宰。在他十九岁那年（1729），雍正帝在上书房写了一副对联，即“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随后，弘历便以这副对联的上下两句，各著论一篇，其《读书以明理为先》一文中写道：“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阴阳寒暑四时之推迁往来，皆天地之气也，而有乾健于穆不已异军突起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岳，百谷草木之丽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赖坤元载厚之理以为之根底。人性之仁义礼智，赋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见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及变化云为万有不齐之事。由是观之，天下事物孰有外于理哉。故圣人之教人讲学，亦曰明理而已矣。盖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传在圣贤，而赖学者讲习讨论之功以明之。六经之书，言理之至要也，学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观六经，则思过半矣。”[5]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诸如日月星辰、寒暑四时、百谷草木等皆受“理”之主宰。同时，“理”还赋予了人世间人们仁义礼智的本性。而圣贤的职责，则在于讲理。(www.daowen.com)

乾隆又曾说：“所谓明理者，明其所当然与其所以然。所当然者，父子当亲，君臣当义，夫妇当别，长幼当序，朋友当信之谓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率，妇之所以从；长之所以爱，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责善辅仁之谓也。知其所当然，然后信之笃，而不误于歧趋。知其所以然，然后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己。”[6]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宗所强调的皆是封建伦理纲常，强调了各种关系之间相处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观念。这当然有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一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政权长久地稳固在人们的心中。

总之，“高宗初政，恪遵其父祖遗规，尊崇朱子，提倡理学。因而从乾隆三年（1738）到十八年（1753），在历年所举行的十九次经筵讲学中，不惟讲官笃守朱子之教，而且高宗亦步亦趋，阐发朱子学说，君唱臣和，俨然一派尊崇朱子学气象”。高宗之时的经筵讲论在乾隆十九、二十两年中间断，到二十一年二月才又再次进行，但有一点，“高宗的讲论却发生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便是第一次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了质疑”。至于高宗在经筵讲论中对朱子是如何质疑的，具体内容请参阅陈祖武、朱彤窗所著《乾嘉学派研究》一书中相关论述，于此不再多叙。

最后，是书得出结论：“他在经筵讲坛上的讲论，实无异朝廷学术好尚的宣示。惟其如此，其影响又绝非任何学者之论学可以比拟。乾隆中叶以后，既然庙堂之上，一国之君屡屡立异朱子，辩难驳诘，那么朝野官民起而效尤，也就不足为奇了。”一语中的。

清高宗虽颁谕提倡读宋儒之书，研精理学，但无奈未著成效。而另一方面，经学稽古之风又方兴未艾，二者交互作用，遂促成其专意于崇奖经学。乾隆十年（1745）四月，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7]十二年三月，清廷重刊《十三经注疏》，高宗为之撰写序文，这是在向学术界发出“笃志研经，敦崇实学”的号召。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高宗颁谕，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经学之士。经过严格考核，得饱学经学之士四十余人。次年，又于太和殿策试天下贡士，得陈祖范、吴鼎、梁锡、顾栋高等四人。

“至此，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纳理学、词章于经学之中，既顺应了康熙中叶以后兴复古学的学术演进趋势，又完成了其父祖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夙愿，从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诚然，“清高宗确立崇奖经学格局的过程，也正是其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高宗初政，鉴于其父为政的苛刻寡恩，倡导广开言路，政尚宽大。然而曾几何时，宽松政局已犹过眼烟云。乾隆八年（1743）二月，翰林院编修杭世骏试时务策，因议及‘内满而外汉’的时弊，惹怒高宗，竟遭革职。以之为肇始，从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至二十一年（1756）正月，高宗大张文网，以对伪撰孙嘉淦奏稿案、王肇基献诗案、杨炯昭著书案、刘震宇《治平新策》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朱思藻辑《四书》成语案等的穷究和严惩，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和文化桎梏的形成。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清高宗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

总之，“高宗即位，得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基业，国富民强，席丰履厚，从而为他的讲求文治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乾隆元年（1736），他继承世宗遗愿，隆重地举行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考试。网罗人才，稽古右文，展示了改元伊始、万象更新的局面。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又顺应经学复兴的历史趋势，谕令中央和地方大员荐举潜心经学、湛深经术之儒。重视学术，讲求文治，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经学如虎添翼，突飞猛进，终成一代学术中坚。以经学考据为主流，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即乾嘉学派。与学术的发遑相辅相成，书院和学校教育蒸蒸日上；整理古籍，考经证史，官私图书编纂盛极一时；诗歌、小说、戏曲、绘画等等，则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为盛世平添异彩。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颁谕，访求遗书。翌年，又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整理文献古籍。这一切，显示了乾隆时期学术文化事业的兴旺”[8]。

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这就是清高宗在经筵讲坛上对朱子学说不断地提出质疑，这实无异于朝廷学术好尚的宣示。而其影响又绝非任何学者之论学所可比拟、所可企及的。乾隆中叶之后，既然庙堂之上，一国之君屡屡立异朱子，辩难驳诘，那么，朝野官民起而效尤，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应验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破旧立新，这是常规，对朱子学立异，并没有确立发展的方向，因此，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之下，学术一方面朝着考据训诂方向走去，而亦有一些学人，并没有朝这一大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另外的方向走去，其中，就有学者朝着和会朱陆，以朱就陆的陆王学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