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纂修凡例、内容取向的确定，以及《三礼》文献储备的丰富，《三礼》义疏纂修工作渐次展开。乾隆元年（1736）七月九日，清廷任命《三礼》馆主事官员，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17]。其后，三礼馆确定《三礼》分修原则，遂任命专人负责。甘汝来主《礼记》。

乾隆四年（1739）七月，甘汝来去世，《礼记》的主事者亦发生了变化，由李绂分纂《礼记》。在主纂诸人的带领下，《三礼》义疏的纂修工作顺利进行，逐渐取得阶段性成果。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张廷玉代方苞转奏折中曰：“臣等看得《三礼》系方苞等三人纂修……《周官》先经告竣，《仪礼》《礼记》现有周学健、李绂办理，亦将次成书。”[18]由此可见，乾隆六年（1741）冬，《周官义疏》已率先成稿，而《仪礼》《礼记》之义疏，进展得也较顺利，“亦将次成书”。至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仪礼》《礼记》义疏的初稿亦已完成。张廷玉于该月二十六日奏称：“本月二十四日，三礼馆恭进《仪礼》《礼记》义疏，奉旨交臣等阅看。”乾隆六年，《礼记》义疏“亦将次成书”，乾隆十年初稿完成，而李绂于乾隆八年（1743）二月八日，“以病致仕归里”[19]，可见，李绂在致仕归里之时，《礼记》义疏应该初具规模，甚至于已经草成。只是在李绂文集中尚未见到其具体论述当时修纂《礼记》义疏之内容，所以，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李绂于《礼记》义疏应该是尽了全力。

可以说，在三礼馆中纂修三礼，尽管各自分工，但实际上，在纂修过程中仍是相互切磋。李绂在《与同馆论征取三礼注解书》中，曾曰：“三礼馆送到甘冢宰阅过《礼记》七十五卷，今俱重阅一遍。原批妥者十之七，俱仍之；未妥者十之三，以意更定之；其有原批虽妥，止作商量语，未断定者，今亦以意酌定之。”[20]即此可见，作为担纲《礼记》义疏纂修的总裁、副总裁，甘汝来、李绂两人的合作还是比较协调的，二人既能有所同，亦能献其疑。又李绂致书方苞，论其所撰《周官析义》中称：“馆书分治，不可合并，无由细相商榷，喟然何已？……过蒙虚怀下问，鄙见参差，不过百中之一。有旧说互见而当别择者；有旧说可用而不必更张者；亦有旧说未安而不可不更定者。妄举数条，籍求教益。……议礼之家如聚讼，鄙见亦未必有当。足下以能问于不能，不可无以仰塞盛意，如更蒙教复，则弟之受益侈矣！”方苞复札曰：“所驳数条，皆至当不易，服甚感甚！所望于益友，正如是耳。《地官》呈教，祈破工必为我，发其疵病之伏藏者，极知无暇，而不得不为是恳恳，惟鉴之。”[21]李、方二人的往复析疑，体现出即使不同纂一礼者，亦能交互启益。也正是如此，使得《三礼义疏》的纂修十分成功，得到清高宗的赞赏。

三礼馆的诏开，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从有清一代的文化建设进程来看，它还发挥了中介的作用，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而作为三礼馆副总裁之一、并主持《礼记》义疏一书纂修的李绂，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原载《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

[1]以上皆引自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

[2]以上皆引自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修三礼凡例书》。

[3]以上皆引自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

[4]李绂：《穆堂别稿》卷四十九，《纂修三礼事宜》。

[5]以上皆引自李绂：《穆堂别稿》卷四十九，《纂修三礼事宜》。

[6]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与同馆论先修丧礼书》。

[7]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灵皋问三礼书目》。

[9]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灵皋问三礼书目》。(www.daowen.com)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李穆堂。

[11]李绂：《穆堂别稿》卷四十九，《纂修三礼事宜》。

[12]参见方甦生编辑：《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二编，《收到书目档》，中华书局1986年。

[13]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灵皋问三礼书目》。

[14]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征取三礼注解书》。

[15]李绂：《穆堂别稿》卷四十九，《纂修三礼事宜》。

[16]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征取三礼注解书》。

[17]《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二，乾隆元年（1736）七月辛丑条。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汉文录副奏折》，004-1180（缩微号）。

[19]《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乾隆八年（1743）二月壬辰条。

[20]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征取三礼注解书》。

[21]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与方灵皋论周官析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