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籍的纂修，文献资源的储备情况是其关键。因为文献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内容的剪裁、是非的衡定，更关系到所要纂成之书的质量。就三礼馆开馆之初的情形来看，可资参考的《三礼》文献是相当有限的，三礼馆纂修杭世骏尝言“京师经学之书绝少”[7]。京师经学之书之所以“绝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李绂在致方苞的书中曾指出：“经学废坏，实由有明以来取士之法，不依朱子贡举私议，而每经束以一家之言，士子苟且记诵，旬月之间即可决科，虽聪颖者亦皆无所用心。《礼记》则丧礼尽遭删削，即记诵亦不能及半。《周礼》《仪礼》则束高阁而不观矣。一二好事者，剿袭钞撮，号为注经，实则敷衍一家之言，为科举讲章之用而已，于经义毫无发明。”[8]如此情形，无疑给三礼馆纂修人员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文献阙如所造成的困境，三礼馆人员采取了两种解决途径：一是充分利用京师现有资源；二是从各直省征书。

就第一种途径而言，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利用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从中辑录有关《三礼》之书。李绂在回答方苞问关于《三礼》书目时，曾就利用《永乐大典》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言曰：“今国家欲崇重经学，务必用朱子贡举私议之法，而后人知穷经。而宋元以前解经之书，自科举俗学既行，其书置之无用，渐就销亡。如荆公《周礼义》，徐健庵先生悬千金购之而不可得。现在尚存什之二三者，惟《永乐大典》一书。此书现贮翰林院，尽可采用。……《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余卷，余所阅者尚未及千，然宋元《三礼》义疏，如唐成伯瑜《礼记外传》、宋王荆公《周礼义》、易祓《周礼总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毛应龙《周礼集传》、项安世《周礼家说》、郑宗颜《周礼新讲义》，今世所逸之书咸在，而郑锷、欧阳谦之等诸名家之说，附见者尤多。择其精义，集为成书，岂不胜于购求世俗讲章之一无可采者哉？其事简，其功大，敢以此为礼局献焉。”[9]李绂此议，与其供职八旗志书局时，曾利用《永乐大典》的经验有关。此一经历，发学人利用《永乐大典》之先声。其后，四库馆开，朱筠以安徽学政而倡议从《永乐大典》中校辑遗书即得益于李绂、方苞之启迪。钱穆先生曾揭示道：“二人（指李绂、全祖望——引者）相约同钞《永乐大典》，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10]钱先生的论断，清楚地揭示出三礼馆与《四库全书》馆之间的渊源。

其二，利用内府藏书。在三礼馆内除利用《永乐大典》之外，文渊阁之藏书，亦是搜捡《三礼》遗书的重要资源。李绂在呈给总裁的《纂修三礼事宜》文中，提出到皇史宬寻查缺书的建议。他指出：“现抄《永乐大典》内《三礼》之书，《周礼》缺地官、夏官，《礼记》《仪礼》亦多全卷缺少。查翰林院领书时，照目查收原少一千一百四十八本，恐系遗在皇史宬内，未曾搬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吁请：“应否请旨再往皇史宬内查寻？抑或各位中堂大人遣的实阁员，会同本馆提调、纂修官，径往宬中寻觅？”[11]据内阁库贮旧档载，三礼馆收掌官于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五日，领到武英殿书目《礼记集解大全》一部（计两套）、《周礼句解》一部（计一套）、《礼记集解》一部（8本）；乾隆三年（1738）正月，取到文渊阁《三礼编绎》9本（不全）、《唐六典》4本（不全）、《礼书》18本（不全）[12]。由上可见，内府藏书亦是纂修《三礼》义疏的重要来源之一。(www.daowen.com)

尽管《永乐大典》和内府藏书可资利用，但仍不能满足修书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礼馆采取另外一个途径，即从各直省搜求《三礼》注解之书。

在进入三礼馆之前，李绂在回答副总裁方苞所问《三礼》书目时，即指出：“诏修《三礼》，辱承下问《三礼》书目。在注疏经解之外者，约略记忆，共得一百一十六种，皆浙江藏书家所有，然购求颇难。”[13]尽管购求颇有一定难度，但李绂的这一提示，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至少指出了浙江藏书家有不少《三礼》方面的书。以此为契机，从各直省征书的活动陆续展开。

然而，从各直省征书确非易事。李绂进入三礼馆后，在与同馆诸人讨论征取《三礼》注解书时，曾指出：“从前所开《三礼》书目，应行征阅者，共一百一十六种。今查馆中止有五种，尚有一百一十一种未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当然，征求书籍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效果，除却当时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三礼馆自身工作的失误，即“从前行文，未将书目粘单并发，所以各地方官吏无凭搜求”[14]。如何弥补之一失误，李绂提出两种意见：一是“应再将书目粘单行文”[15]；但考虑到“今开馆既久，书当速成，若再行文，缓不及事”，他又提出第二种方案，即：“查浙江藏书之家，惟故检讨朱讳彝尊藏书最多。某从前与修《春秋》时，请总裁太仓王公将其孙名稻孙者，奏令入馆纂修，即令将所有《春秋》各家注解带来，共得一百二十七种，遂不待别有征求，而采集大备。……闻其人贫甚，应令地方官资送，岁内行文，限新年正、二月征到，即将其书分发各纂修官采添，亦不过两三月可毕。再加阅定，随阅随钞，正副定本大约明年端节前后，可以陆续进呈。”[16]李绂的这一启示，为三礼馆解决文献缺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地方上有丰富的文献资源，但如何加以利用，需要妥善的处理方法，以消除藏书家的顾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尽管开始的时候由于三礼馆工作的疏忽，没将李绂开列书目随行文粘单并发，故各省所上《三礼》文献未达到李绂预期的效果，而李绂建议征朱稻孙入馆的愿望亦因受阻未果，但由各省陆续咨送的情况来看，李绂的想法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不惟三礼馆利用《永乐大典》对汇辑《四库全书》有所启示，其从各地征求遗书的做法，亦发《四库全书》馆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