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纂修方法的讨论，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对《三礼》纂修的总体取向。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李绂提出如下三点看法：一是“《三礼》并修，不宜有所轩轾”。他辩论称：“《礼记》列在五经，数百年来，用以取士。而近世儒者，因虙氏有‘《仪礼》为经，《礼记》为传’之说，乃尊《仪礼》《周礼》，而轻《礼记》。不知《礼记》中惟《祭义》及《冠》《昏》《饮》《射》《聘》《燕》等篇有义字者，乃可目之以传，其余若《曲礼》《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大传》《少仪》《杂记》《丧大记》《祭法》《奔丧》《深衣》《投壶》，皆礼制在焉，安得概谓之传？……愚意三经并修，不必低昂，异同是非，悉断以理而已。若先存成见，则意必固我，反足为说经之累矣。”观李绂此言，盖为针对三礼馆中持“尊《仪礼》《周礼》，而轻《礼记》”之见者而发。二是纂修《三礼》，应以“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其引朱子与门人问答语曰：“《朱子语类》载门人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又子升问‘《周礼》如何看’？曰：‘且循疏看去。’又论《五经注疏》云：‘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基于此，他得出结论：“朱子之言如此，则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郑、孔为主，章段不可更张，故实不宜轻驳。惟郑注援引纬书者，孔疏虽委曲附会，亦不可从。”三是纂修《三礼》之书，应“以礼文为主”，其“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他亦引朱子评陆农师等人说礼之弊曰：“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得实，则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也就是说，研讨《礼》的关键，在于对散失文献加以辑佚整比，以求其实，从而由礼文以彰显礼义；而不应置文本于不顾，凭空去谈什么大义。有鉴于此，李绂主张：“分采众说，务于讲制度者加详，于讲义理者从简，庶合于朱子之旨。”[3]从后来纂修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李绂的上述建议基本上得到了采纳和贯彻。

另外，李绂在《纂修三礼事宜》中曾指出：“合修《三礼》，应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吴文正《三礼考注》，通贯为一。今已定三经各自纂修，似应仍将朱子《仪礼通解序目》，及吴文正《三礼考注序目》，附于《三礼》之后，以存《三礼》合修之意。”[4]据此可见，三礼馆开馆之始，曾对《三礼》是合修抑或分修有过讨论。而讨论的结果，定位于《三礼》各自分修。

其二，有关纂修的具体事宜。副总裁方苞在《与鄂少保论修三礼书》中，谈到了当时三礼馆中对纂修方法所持的两种取向。其一，分工合作，以方苞为代表。也就是说，有分工亦有合作，而关键的是有人将此做一通盘的整合。不过，方苞的此一建议，虽经鄂尔泰“手书以示诸君子，而应者甚稀”。其二，人各从事，以总裁甘汝来、副总裁王兰生等为代表。他们的方法是：“计人数，俾各纂数篇。”这一取向，是三礼馆的主流，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而，随着纂修工作的不断展开，这一主流取向的弊端亦呈现出来。尽管方苞曾经呼吁，但限于成例，亦如初发之议，响应者寥寥。

副总裁李绂于纂修事宜，亦提出十条建议。一为纸张的选取。其言曰：“纂修先须刊板印格子纸，分给各纂修官，将所纂之书，俱用格子纸誊出，订成本子。然后全书画一，可增可减，可分可合，不致参差其纸。以太史簾为上，金川簾亦可，若扛簾薄脆，断不可用。其格之行数多少，俱照《周易折中》本子，庶将来便于抄写正本。”二为各官分纂。与方苞分工合作建议不同，李绂认为：“纂修各官须将书分纂，则易于成书。如《礼记》现派纂修五人，既将《礼记》分为五分，按照官资次序，各纂一分。《周礼》、《仪礼》，亦照人数分纂。”三为初稿模式。他指出：“纂修初稿，即照奏定凡例，每章每节纂定六条，一正义，二辨正，三通论，四余论，五存疑，六存异，再加案语。其采儒先注疏、传说，宁多毋少。”四为书写格式。“经文顶格大书，正义等六条低一格书。正义、辨正等字大书，外加方圈，其余注疏、传说，俱双行小书”。五为凡例条目之详略。“每章每节六条，惟正义必不可少，其辨正以下五条，或有或无，不必全备”。六为注音问题。他认为：“《周易折衷》经文之下，字音疑难者，注有音切。今《三礼》经文之下……逐一音注。”七为购书问题。“购求《三礼》之书，原未经愚所开一百一十六种书目粘单行文直省，以致应者寥寥。今应再将书目粘单行文”。八为利用皇史宬藏书。鉴于“现抄《永乐大典》内《三礼》之书，《周礼》缺地官、夏官，《礼记》《仪礼》亦多全卷缺少。查翰林院领书时，照目查收原少一千一百四十八本，恐系遗在皇史宬内，未曾搬出”，李绂提出“应否请旨再往皇史宬内查寻，抑或各位中堂大人遣的实阁员，会同本馆提调、纂修官，径往宬中寻觅”？九为朱子、吴澄之书序目的附录问题。他认为：“合修《三礼》，应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吴文正《三礼考注》，通贯为一。今已定三经各自纂修，似应仍将朱子《仪礼通解序目》，及吴文正《三礼考注序目》，附于《三礼》之后，以存《三礼》合修之意。”十为俞、王、邱、舒诸家礼书序目的附录问题。鉴于“《周礼》自俞寿翁于五官内查出冬官之属，王次点深然其说，复有增补，作《周礼订义》。邱吉甫、舒文节遵俞、王之说作注，皆《周礼》专门名家之书”，他认为：“今经文虽照原本，似应将俞、王、邱、舒诸家之书，附载其序目于《周礼》之后，盖亦全书之存疑也。”[5](www.daowen.com)

此外，李绂还提出了先修丧礼的建议。何以要先修丧礼？李绂认为有如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出于丧礼重要性的考虑，因为“治天下者，民食而外，丧祭为重”。然而，“自唐许敬宗等修《显庆礼》，以国恤为讳，废而不载，至萧嵩等修《开元礼》，亦仍其陋。沿及宋明，陋说益坚，宋《政和礼》及《大明集礼》，俱不载国恤。故丧礼益缺略不完，而忌讳弥甚”。这一趋势，有必要予以扭转。而“今国家开局纂修《三礼》，适在九重读礼之期，丧礼进呈，可无忌讳”。此时纂修丧礼，正其时也。二是出于《三礼》义疏纂修进度的考虑。他指出：“现在购求书籍未备，所钞《永乐大典》诸礼书亦未全完，难以成书。惟丧礼有昆山徐氏《读礼通考》，于丧礼之书备载不遗。诸纂修止须阅此一书，立刻可以成稿。以征阅书籍论之，亦应先修丧礼，庶不致悬笔以侯购书，虚度时日也。”见及于此，李绂呼吁道：“《三礼》全书既不能于岁内毕功，似应令纂修各官先纂丧礼，随纂随阅，阅定即写，正本务于十月内全行进呈，似为合宜。”[6]总之，在李绂看来，丧礼之修不仅是礼制建设的需要，而且具备了先行纂修的主客观条件。所以，应趁此机会，把丧礼一书先行修成。

尽管李绂的上述建议未被全部采纳，但他对《三礼》纂修事宜的关注，以及所提出的诸多具有见地的意见，对三礼馆诸主事者来说，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而且就李绂来说，作为主要领修人，他所提出的建议，已非一己之见，而是集思广益的结晶。也许从总体上来说，他的意见要服从于大局，但在实际纂修过程中，他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亦会被融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