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开馆纂修《三礼义疏》。七月九日，任命鄂尔泰等为《三礼》馆总裁。其后，一时饱学之士，于经学素有研究者，或由科举，或由“鸿博”，或由特荐，纷纷侧身修纂之列。在三礼馆的纂修儒臣中，李绂是以“罪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依在馆时间长短而论，李绂最久，长达六年两个月，于纂修《三礼义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开馆伊始，凡例的制订，遂成为讨论的重点。副总裁方苞针对凡例的特起，提出如下思路：“臣等审思详议，拟分为六类，各注本节、本注之下。一曰正义……二曰辨正……三曰通论……四曰余论……五曰存疑……六曰存异……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1]方苞此议，基本上为三礼馆诸总裁所认可。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三礼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等依据方苞所拟，增加“然后别加案语，遵《折衷》《汇纂》之例”一语，遂以《拟定纂修三礼条例》，上奏高宗并得到认可。随着实际纂修的启动，条例又有所补充。据《钦定周官义疏·凡例》可知，于六类之后又增加“总论”一例。此“七例”，较之前面所揭“六例”更为明晰。

然而，对于此“七例”，三礼馆中亦有持异议者。李绂于是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副总裁后，就其间“实有难分别者”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一，“辨正”与“存异”“存疑”分别不甚清楚。他指出：“入存异者，似可入存疑；入存疑者，似又可入存异。而辨正中语所辨者，多即是所存之异与疑。既辨于前，又存于后，殊觉未安。”之所以未安，是因为：“盖天下之理，原无两可，其互异者必有一非，即当辨而去之，安得并存？所谓精义归一，空当无二也。至于笺解可疑之语，亦当辨析，以决其疑。故异者、疑者，皆当论定于辨正条内，不应辨正之后，复立存异、存疑，致滋重复。”然而，凡例已经奏定，要想更改，实属非易。为了既不违背成例，又可避免重复之嫌，李绂提出了一个折中迁就的办法。他认为：“既有将典章制度、名物象数之两异及可疑者，分别于存异、存疑之中；而笺注、义理之两异与可疑者，则均入于辨正条内。盖理虽无异与疑之可存，而制度则世远言湮，容有传闻异辞而阙文可疑者。如《孟子》论班爵、班禄与《王制》异，《郊特牲》论南郊与《周礼》异，彼此皆经，则当以彼之异，附见于此经而存之。如《士冠礼》‘既冠后，见母而不见父，拜母而母先拜’，及《昏礼》‘庙见，为舅姑已殁者言’，而《朱文公家礼》‘舅姑存者，亦行庙见礼’，皆礼之可疑者，亦当附而存之，则与辨正不相重复。而辨正一条，亦不必移置辨异、辨疑之后矣。”其二，“通论”“余论”与“总论”相矛盾。他指出：“通论、余论二条之后，今复加以总论，亦是未安。无论原奏六条之外，不便加增，且通论原议，亦觉未安。通字应作贯通前章解，则通论即总论，无庸别添总论。原议乃谓他经论议，有可与此经相通者，则是经外之意即余论矣。以此为通论，更以何者为余论耶？若以通论全章义理为通论，以旁及他经者为余论，则不必于原奏六条之外，另添总论，似觉更为妥协。”[2](www.daowen.com)

李绂的以上质疑，从理论上讲，应该说有一定见地，他确实指出了其中隐含的一些可能引起冲突和矛盾的问题。然平情而论，“七例”中关于“辨正”“存异”“存疑”，以及“通论”“余论”“总论”的界定，也有其合理之处。当然，如果确实发生如李绂所担心的问题，自然要尽量避免，予以妥善处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李绂的质疑是颇具建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