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学谱》一书，开篇即阐明陆九渊的为学取向。卷之一为《辨志》《求放心》《讲明》《践履》等。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义”与“利”是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其核心问题就是辨志，这也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所以，李绂说：“《戴记》称：‘官先事，士先志。’故陆子教人以辨志为入门始事。志之不辨，则此心茫无定向，岂能有造于圣学哉。志恶乎辨，义与利而已。孔子以此分君子小人，孟子以此别舜跖，世之习而不察者多矣。陆子鹿洞讲义，闻者至于泣下。则辨之不早辨也，故述陆子辨志之说，为《学谱》首焉。”[12]所以，李绂先言《辨志》。

陆九渊的两个弟子傅子渊和陈正己就关于陆九渊教育弟子以什么为先曾经进行过讨论。陈正己问道：“陆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渊回答：“辨志。”陈正己又问：“何辨？”傅子渊回答：“义利之辨。”陆九渊听到后，说：“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13]陆九渊认为傅子渊领会到了自己的主旨。的确也是如此，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到南康郡访朱熹。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陆九渊便为诸生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阐明了自己对于义利之辨的看法。他说：“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惑：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接着，陆九渊又联系当时科举考试制度，认为由于当时实行了科举制度，使得士子们都去追逐利，与圣人所提倡的义背道而驰。所以，他认为“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然后，“由是而达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14]。正如刘宗贤先生说：“陆九渊讲‘义利之辨’，是要人在做人的根本目标上进行一次价值的转换，确立以封建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人生价值观，并用此价值观去指导读书求知和道德践履。他以为，在这一‘本心’的发用下，无论是读书，还是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这样，他便从确立封建道德的价值观方面，找到了维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方法的共同理论支柱。”[15]也正由于此，朱熹才被深深打动，恳求陆九渊书写讲义刻于石以记之。

《辨志》之后是《求放心》。李绂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道统肇始于唐虞，其授受之际，谆谆于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学》，其用功在正心诚意。至孟子言心益详，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仁义礼智，皆就其发见之心言之，而莫切于求放心之说。明道程子谓圣人千言万语，止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至陆子则专以求放心为用功之本，屡见于《文集》《语录》。故《辨志》之后，即以《求放心》继焉。凡涵养操存省察，皆所以求放心也。”[16]于此，李绂把整个传统学术都归结为心学，从唐虞，经孔子、孟子，到程明道，以至于陆子，都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从唐虞到陆九渊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道的传承。这样，也就进一步说明了陆九渊就是孔孟之道的传人。

实际上，陆九渊所谓的“存心”“养心”“求放心”就是“发明本心”，本来，“存心”“养心”是源自地孟子的“尽心”说，陆九渊充分发挥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把它拿来当作自己方法论的中心内容。他曾说：“古先圣贤未尝艰难其途径，支离其门户。……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放失之端，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捍头面，则岂有艰难支离之事？今日向学，而又艰难支离，迟回不进，则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贼放失，未知所以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得其门不得其门，有其地无其地，两言而决。得其门，有其地，是谓知学，是谓有志。既知学，既有志，岂得悠悠，岂得不进。”[17]陆九渊认为，“明理”在于“立心”，通过扩充主观自我的思维过程，最后落实到“做人”上来。基于此，他反对从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认识真理，认为“此心此理，我固有之”，“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即“存心”“养心”“求放心”。他认为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善，最终实现自己的道德境界。

继之是《讲明》。李绂说：“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孟子论博学归之于详说，故陆子谓学有讲明、有践履。而世人妄谓陆子废言语文字，皆未尝读陆子之书者也。虽然，陆子所谓讲明，悉本于孔氏遗书，不敢改经文、立新义。率天下从事于不可穷之知，以求胜于尧舜所不能遍之物也。《大学》之言致知格物也，知乌在？即致其知先后之知。物乌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乌在？诚身顺亲，信友护上，皆善也。其为功有序，预则立，不预则废。盖善之先后，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论家国天下之次，则本于《大学》。论亲长平天下，则本于《中庸》。至南宋而后乱之，其恪守孔孟讲明之法者，陆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讲明》之语于篇，以存古法云。”[18]理学自从北宋产生以来，经过宋、元、明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分化组合，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陆王学派主张“发明本心”，所重在“内省”工夫，同时，陆九渊也并没有让人们“废言语文字”，相反，而是劝人多读书，自己就曾经说：“长兄每四更一点起时，只见某在看书，或检书，或默坐。常说与子侄以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懒，不曾去理会，好笑。”[19]不但如此，陆九渊不仅读书，而且还“悉本于孔氏遗书，不敢改经文、立新义”地去讲明。但到了明末清初，其传人便出现了“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游谈无根”[20]的状况。并且把此归罪到陆九渊的身上。李绂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要为其正名。

最后是《践履》。李绂说：“《书》言非知之艰，行之维艰。而朱子《与刘子澄书》，讥陆子之学，止是专务践履，不知践履而外，别无所谓学也。朱子释《学而》章，谓学之为言效，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岂非以践履为学乎？陆子尝谓古之人，言皆实言，行皆实行。言论未形，事实先著，盖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录陆子教人敦践履之言，列诸《讲明》之后。”[21]陆九渊主张知先行后，也就是先讲明，后践履。

陆九渊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辩，《孟子》始条理者圣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22]可见，陆九渊十分重视讲明。而朱熹讥陆九渊只是专务践履，确乎是有些言过其实。

李绂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于是，在本部分内容中列举大量陆九渊有关践履的言论和活动，比如摘取陆九渊与詹子南书，来论证陆九渊的侧重践履，说：“先生与詹子南论为学之要，侧重践履。有书云：‘日享事实之乐，而无暇辨析于言语之间，则后日之明，自足以识言语之病。急于辨极，是学者大病，虽若详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称丈量，径而寡失，至石必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勿忘勿助长，则不亦乐乎？又何必纷纷为大小之辨也。’”[23]从此可以看出，陆九渊并非只是注重践履，同时也注重学习，但只是不去说而已，不说不等于不学习。

卷之二为《定宗仰》《辟异学》两部分。关于《定宗仰》，李绂说：“韩子谓古之学者必有师，陆子教人亦以亲师友为先。宋儒惟周子首开道统，其余则各有师承。乃詹阜民问陆子之学所受，则告以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是直接孟子之统，而于当世诸儒，无所师也。是故论喻义责志，则宗孔子。论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则宗孟子而已。然于濂溪、明道二子，无一语不相契合，远宗孔孟，近仰周程，岂非所谓焉不学无常师者哉。今录陆子上承先圣先贤统绪之论为一编，学者敬瞻，庶知向往云。”[24]陆九渊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陆九渊自称是读《孟子》而自得之。李绂认为其学还得益于濂溪、明道二子，也正如其所语“远宗孔孟，近仰周程”，如此，由孔孟，至周程，再到陆九渊，一个完整的道统便呈现于人们的眼前。言外之意，也就证明了陆九渊思想体系也是上承先圣先贤统绪，属于正统儒学，非禅亦非道。(www.daowen.com)

关于《辟异学》，李绂说：“陆子论学，原本于此心之理。尝谓四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圣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无所谓异也。其有异焉者，或杂于佛、老而误认其心，或溺于章句而自丧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夫章句之弊，与佛、老之言，诚若有间。然庄子论臧榖亡羊，则挟书册与博簺者同讥焉。今录陆子论异学之言为一卷，继《宗仰》之后。庶学者知所向，又当知所诫焉。”[25]李绂引陆九渊与陶赞仲书，说：“先生与陶赞仲第二书云：‘为学只要睹是，不要与人较胜负。今学失其道者，不过习邪说，更相欺诳，以滋养其胜心而已。古人所谓异端者，不专指佛、老。异端二字出《论语》，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佛，虽有老氏，其说未炽。孔子亦不曾辟老氏，异端岂专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26]在陆九渊而言，“异端”并非是佛、老的专有名词，假若不明“天下正理”者，皆可视为“异端”。李绂以为这是一个学者应该知道和引以为戒的。

其后，李绂又引用陆九渊辟佛、老的言论，如陆九渊与刘定夫谈论禅说，曰：“刘定夫举禅说：‘正人说邪说，邪说亦是正，邪人说正说，正说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说也。正则皆正，邪则皆邪，正人岂有邪说？邪人岂有正说？此儒、释之分也。’”[27]又如陆九渊论释氏立教，曰：“又云：‘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个谓之禅，已自是无风起浪，平地起土堆了。’”[28]又如：“先生语缪文子云：‘近日学者无师法，往往被邪说所惑。异端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时，道在天下，愚夫愚妇，亦皆有浑厚气象，是时便使活佛、活老子、庄、列出来，也开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孙，败坏父祖家风。故释、老却倒来点检你。如庄子云：以智治国国之贼。惟是陋儒，不能行所无事，故被他如此说。若知者行其所无事，如何是国之贼？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点检，在他下面，如何得服他。你须是先理会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29]事实上，陆九渊的心学形成过程中，是受到了禅学的影响。如他认为人不应受外物所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成为“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再如其“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等，与《六祖坛经》中所谓“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都颇为相似。但是，李绂的用意并不是想以此来批判释、老，只是借用“异学”“异端”之词，来批驳那些“游谈无根”之人。

卷之三为《读书》《为政》。李绂语：“世言先生不教人读书者，妄也。先生深于经，熟于史，沉浸于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读其杂著、讲义、程文，经史贯穿。读其书、序、论、记、铭、诔诸篇，精于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读书何以致是。朱子谓子静若不读书，安能作众人之师。先生亦自谓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但比他人读来差别耳。昔大程子责谢上蔡读史为玩物丧志，及自己读史，又逐行看过，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犹是也。今录其教人读书之法，为学者退息之居学焉。”[30]陆九渊曾说：“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31]于鹅湖上也曾诘问朱熹，说：“尧舜之前，何书可读？”[32]可见，就连当时著名的学者朱熹、陈淳[33]等都误以为陆九渊教人不读书。

但这是不正确的，陆九渊说：“某何尝不读书，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此后然有什么事。”[34]陆九渊对于读书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读书要有选择，要会读，他说：“书亦正不必遽而多读，读书最以精熟为贵。”[35]“圣哲之言布在方册，何所不备？传注之家汗牛充栋，譬之药笼方书，搜求储蓄，殆无遗类。良医所用不必奇异，惟足以愈疾而已。苟厌其常，忽其贱，则非求医之本意也。”[36]还说：“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见今之读书谈经者乎？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见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则何益哉？”[37]李绂在《读书》中也是引述了大量陆九渊论读书的资料，以此来证明陆九渊不是不教人读书，而是教人读书的方法与别人不同。陆九渊教人读书的方法是要人精通文理，掌握要旨。

其后是《为政》篇。李绂说：“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儒术非迂疏而寡效也。陆子之学，未及大行于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见于轮对五札。其察吏安民之道，止见于与苏宰、赵守诸书。其出身而加民者，则荆门之政。过化存神，期月间，政修事治，吏畏民怀，讼狱衰息，周益公所谓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则孔子之为东周，孟子之安天下，夫岂远哉！今录其议论设施关于政治者，为学者示之则焉。”[38]于陆九渊而言，李绂认为其读书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在于躬行实践。在李绂看来，陆九渊的荆门之政，是值得称道的，他甚至于大胆断言，如果南宋君主重用陆九渊，那么，南宋就不会像当时那个样子，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卷之四为《友教》。李绂说：“《史记·儒林传》称，七十子之徒，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谓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陆子之学，未尝大展，其泽之所及，友教为多。自朱子往复而外，国学观摩，敕局编纂，一时聚处贤豪。若机仲、元善辈，并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简，座主也。赵忠定、吕伯恭，皆礼部同考官。当仁不让，时有诤言，岂非直谅多闻，古之三益哉。述《友教》为一卷。”[39]孔子弟子三千，著名者七十二，其中有的为“师傅卿相”，有的则只能坐而论道。陆九渊于宋代没有得到重用，其学问“未尝大展”，所以也属于后者，因此，其“友教为多”。李绂认为友教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使人的学问相长，更加普及，促进学术的发展。

通过对李绂的系统总结，至少可以说明三点：第一，陆九渊是孔孟之学的传人。第二，陆九渊学术不仅仅是重践履，而且还重读书。第三，陆九渊学术不仅不会误国殃民，反而是“心乎国，心乎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